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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清源自传
吴清源自传

 


                      福建省
   

     我出生于福建省闽候县,祖上几代是经营盐业的世家。在这名门望族之中,出过许多侍奉清朝朝廷的官。
    专销海盐是朝廷委派的公职,也是规模甚大的生意。其销路遍及福建全省并远至台湾。早在百年之前我祖父的年代里,每年都可赢利几十万银两。因此,吴府成为家境充裕的世家,与陈府、林府、沈府,并称为福州名门四家。
    我的祖父辞去道台(旧中国行政区划为省,下分二道,道下分若干县;台即长官之意)后,仍然继续操持这庞大的家业,专销海盐,直至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灭亡为止。
    福建省远离北京,天高皇帝远,朝廷的统治力量鞭长莫及。因而自古以来沿海一带海盗丛生,甚是猖撅。吴家向台湾运盐贩卖,为了提防海盗掠夺,祖父早就在暗中与其头领打交道了。就这样,还不时地从海盗那边传来如此之要求:“某日某时,请将多少多少的金钱放置某处!”祖父无奈,只得顺从海盗的心意。这样一来,虽然一时钱囊告蓉,却换来了短期内盐船的安全保证。看来出钱的一方如同支付了巨额的买路钱一样,结果本利相抵,一无所获。据说,祖父还受过海盗的晚宴招待。赴宴时,被迎接他的人蒙上双目送至席上;一番盛大的招待之后,再被蒙上双目送还家中。和现在截然不同,那个时代的人看来都是万事大大方方、胸襟十分开阔。
    祖父名叫吴维贞,爱好十分广博。比如他将日本寄来的菊苗精心栽培,每年都可见到那朵大如盘的菊花争芳吐艳。有时连毛笔和墨汁、甚至印泥都自己动手来做。另外,他还喜欢金石艺术,经常操刀篆刻。我至今还保存着祖父亲手制的印泥,在字幅上盖章时常常拿来使用。
    我就是在这样一个家庭中出世,不过,生后仅百日左右便背井离乡远去了。因此,有关在福建老家的生活未留下任何记忆。只是记得孩提之时曾看见过老家的照片,根据照片来看,当时我家庭院中有一个大水池,几只小船荡漾池上。因而可以想象老家的庭院十分宽大。
    我的外公名叫张元奇,他也是福建省出生,并且是清朝末期的一位重臣。他曾勤学苦读,通过了道道科举难关,终于登科及第。并且还曾屡任各种官职,特别是他竟攀上了御史大夫的高位,成为显赫一时、笃志成名的一位大人物。所谓御史,即担负向皇帝进谏上劝重责的重要官员。在光绪皇帝被幽禁之后,他一直侍奉着西太后。我的祖母在以后的年代里常常向我们这些孙辈们述说她对外公张元奇的回忆;并且话中还不时提起一些西太后的故事。

    听祖母讲,西太后的确是个绝代美人。在外公张元奇侍奉她的时候,虽说已是髦耋之年了,然而看上去仍旧像是刚过三十岁的人。当时,外公等高官在书写有关政事的奏折时,每日黎明前即起,沐浴之后,用蝇头小楷,一字一字地以楷书工笔誊写,即使途中错写一字,也不得不从头开始再写一遍。总之,那是一桩十分麻烦的差事。如此细心写好的奏折,上朝时进宫呈递。据说当时西太后垂帘听政,在御帘后面将奏折过目,并对那一本本的奏折于当场裁决。其裁决是既迅速又准确,对奏折中的内容常常提出十分尖锐的质问。她的异样聪明,委实令人感到吃惊。

    清朝末期,在以光绪皇帝为中心的激进派和盘踞于西太后身边的保守派的对立中,外公的御史之职位委实是桩棘手的差事。到后来,外公对效力朝廷之事深感厌倦。外公心中明白,倘若真的直言敢谏,惹得西太后不愉快,必遭贬滴无疑。不过,外公或许真的希望莫如一贬了之。于是,冒险向西太后进谏。果然不出所料,不久外公就被贬滴为浙江省的地方官。后来,清朝因辛亥革命而倒台。到了中华民国的年代,外公作为徐世昌的心腹,又异常活跃了一段时期。最后,外公出任统辖东三省的奉天省省长之职后,便隐退而去。我的母亲年轻时跟随着身为地方官吏的外公,为赴任所,从北京到浙江,又到湖南、东三省、福建等地,长途跋涉,历尽艰辛。记得母亲常常对我讲昔日旅途中的种种回忆。

    我的父亲名叫吴毅,是吴维贞的未子。我的母亲名叫舒文,是张元奇的长女。因二人的祖父是同乡,两家结交深厚。不知何时,吴家看中了张家的女儿舒文,从而提出:一定要她给吴毅作媳妇,永结秦晋之好。张家儿女成群,唯独对长女舒文比哪个都要宠爱几分,因而当时总是不肯爽快地答应。不过,到后来还是难却吴家的热心挚意,终于应了这门亲事。这样,父亲吴毅和母亲舒文在福建幸运地结了婚。那时父亲满十六岁,母亲满二十岁,母亲大三岁。

我的出生

    我出生于1914年旧历的5月19日。日本年号为大正3年。我的诞生地是福建省吴府。吴家的长子名浣(涤生)、次子名炎(景略),我作为三子出生于世,原名叫泉,字清源。
    在我之后,又有一个弟弟和五个妹妹出生,不过那个弟弟和第三、四个妹妹都很早便夭折了。现在,在我下边,按大小顺序来排,有清仪、清瑛(兰)、清桦三个妹妹。除了早殇的三个弟妹外,我门兄妹六人分散居住在中国大陆、台湾。日本、美国。经过战乱动荡的年代,我们挣扎着熬了过来,虽说大家都已年过六旬,好歹至今仍然健在。

    却说福州,位于中国的南端,一个夏季,傍晚多雷。我出生的那年夕雨和雷电尤其猛烈。母亲年幼时和外祖父居住的官邪,就曾遭过可怕的雷击。后来,母亲就最厌恶雷电。哪怕有一点雷呜电闪,便心情抑郁,即刻大被蒙头,卧床不起。就这样,连饮食也受了影响,饭菜咽不下口。母亲生我的时候,营养不足,身体十分虚弱。更有甚者,据说那时正值闽江泛滥,洪水淹了无数的房屋、土地。大水不断地流进房屋里,母亲是在并排一起的几张大八仙桌上铺垫着被褥生下我的。据母亲说,当时我被哄睡的房间里还不时地有游鱼蹦跳进来呢。,正因为如此,我名泉字清源,都是与水深深有缘的名字。我亦时常觉得,我的性格像水而不像火,可能就是有此经历的缘故吧。

    母亲厌雷,终生未渝,即使是后来到了日本,一有雷呜仍旧心情抑郁,只得卧床不起。也许我就是在那种环境中出生的缘故,幼时身体十分虚弱,养成了一副比两个哥哥都少言寡语、乖顺老实的性格。
    在我父亲成年时候,以鸦片战争为开端,欧洲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瓜分更加变本加厉了。由于清朝政府腐败无能,社会陷入了动乱,盐商这一家业也无法正常地维持下去 。因此,祖父死后,父亲他们几位兄弟会聚一堂,商量的结果是:将家产平分,各奔前程。
    不久,我们一家也分得了一些财产,于是,全家离开生我的故乡——福州,踏上了去往北京的旅途。

北京

 

    我父亲在二十二岁时,依靠母亲亲戚的照顾曾去过北京。在我出生前的一段时期,父亲曾经留学日本。留学为二年,毕业刚回国时,父亲看来像是什么大学预科出身的人。不过,留学的目的和学的什么全不知晓,也许父亲只是为了使自己加深阅历。总之,说来有趣,父亲从日本带回来的书,尽是些有关围棋的书刊和棋谱,而有关学问的书籍却几乎全无,看来父亲留学日本的时期,比起学问来,对围棋的热情似乎更大。而且,据说他还经常出入本因坊村懒秀甫创立的方圆社。

    当时,中国虽说已经由于辛亥革命而成立了中华民国的政治体制,但实际状况离实现全国统一还相差甚远。那时我们一家徒居到的北京,就处在与革命政权完全相悖的行政管辖之下——即当时已经形成的所谓“北洋政府”。这个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洋政府”,虽说是拥戴黎元洪为大总统,但实权都操纵在包括袁世凯派在内的军阀们的手中。其实际状态是以段棋瑞为首的安福派(亲日派系)和以冯国漳为首的直隶派(亲英美派系)的官僚及奉系军阀的大杂烩。这个大杂烩的实质与革命之前的陈腐状态毫无区别。父亲对此干知百晓,然而为了寻找在北京安居乐业的落脚点,只好决定先设法在平政院(相当于现在的司法部的机构)里谋一公职。

    我们一家在北京城内民宅街的一角租住了一个宅院。这个宅院颇大,堂屋、厢房俱全。正房中间夹有一个大厅,两边各有二室,因而作为全家的起居室。厢房是东、西各三间,西面三间是书库、书斋和会客室;东面三间是佣人室、麻将室和食堂。佣人中有看门的、厨子、车夫、奶妈、女仆等十多个,他们在院内都各有自己的小屋栖身。我们一家的生活状况,当时在北京属中产阶级的一般生活水平,并非特别奢侈。那时物价低廉,每月给佣人的工钱除了奶妈最高为四元外,其余的都是二元左右。总之,据说若有二百元,就足够维持我们全家一个月的生活了。可是,当时父亲的薪金总是推迟发放,最甚之时半年内仅发一次。因而我们实际上是靠一点一点地典当家产度日.
    那时,父亲才二十多岁,非常年轻,生来就是一个耿直单纯、不爱拐弯抹角和兜圈子的人。一次,不知怎的,说是车夫要求的车费超过了当初的约定,于是真的动了气,与车夫大吵大闹了一场。那时,在我孩提的心里,曾这样想过:别吵啦!多给一两个铜板不就完了吗?当时的官署是十分腐败无能的机构,若是在官署内没有本族的庞大势力,或是不拿出相当的贿赂买通各种渠道,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不可能官升一级。由于父亲的性格与行贿之事格格不入,外公张元奇也已引退,后台势力变得
荡然无存,所以,指望父亲在官署中出入头地,简直是无稽之谈。                   


父亲的教导


    父亲为了让我们三个男孩接受文官考试,很早就为我们聘请了家庭教师,不让我们上小学,对我们施行了严格的单独教育。学习的内容与过去只为进京赶考的科举考试的内容完全相同。从最初步开始,尽是些三字经、于字文、大学、中庸、唐诗选、古文选、左传这样的书,都是必须死记硬背的。

    到四岁,我也与二位兄长一起被按在书桌前坐下,从早到晚,每天勤学苦读。父亲对我们的教育非常严厉,若是每天叫背的书背不下来,手就会挨板子打。到了深夜,书背不下来不让睡觉。记得母亲为此常常心疼地劝父亲说:“已经晚了,别让他们背了行不行?”可是,父亲还是不肯罢休。甚至本应是休息的星期日,由于父亲布置的课程有耽误的部分,必须补课,因而实际上我们连星期日都不得休息。不管怎样说,我最年幼,可是读书的份量与二兄毫无两样,何况我身体虚弱,可真是岁月难熬。那阵子,我胸肺有疾,每日都吐痰不止,不过好歹自然地全愈了。父亲这种刻板的教育方法,日复一日地持续到我七岁半为止。

    我七岁时,不知刮的是哪阵风,父亲信了道教。于是,只见他每日往来悟善社,盘腿打坐。看来父亲像是对尽职官署感到绝望,经亲戚的入教劝说而动了真心。父亲生就是个好着迷的性格,热衷于书法时,立即买来千大堆字贴摹本;迷上了小说时,书库里顿时增添了一大批小说。这次也同样,没多久就成为道教的虔诚信徒。

    后来,父亲终于觉察到在这种前途难测的混乱时代里,强制地对孩子们施行仿古式教育恐怕是毫无意义了。于是,辞去了汉学教师,给我的长兄聘请了英语、数学家庭教师,责令他为考中学做好准备。至于我,即便什么也不学,父亲也不管不问了。这件事可以说是父亲性好着迷的缘故,才造成了如此突然的大转变。现在回想起来,若无父亲的这次大转变,我肯定不会作为棋士来到日本的。

    父亲自从往来悟善社后,每天回到家也要在下午三点和晚十点,各盘腿打坐一小时,另外,从那时开始,时常与孩子们一起玩军棋。官署那里,即便去上班也无甚要紧的工作,所以父亲那阵子想去就去,想不去就在家里玩。特别是父亲钻研起军棋来,并且编排出许多新的玩法。当时他编的新玩法曾照成相片登载在《北京晨报》的画报刊物上,因而博得了许多读者的喜爱。后来不知不觉中,父亲也教孩子们玩起围棋来了。并且,当父亲了解到兄弟当中我学棋最快,便渐渐地着重对我一个人用力施教。
    父亲首先教我们掌握了围棋规则,然后将收藏已久的围棋书翻腾出来,让我们每天摆棋书中的棋谱。当我觉得围棋非常有趣的时候,自己便主动地想学棋了。那时,父亲腾出更多的时间在我身边寸步不离地守着,指点我研究棋谱。连我自己也觉得不可恩议,我对于围棋的记性特别好,只要是摆过一次的定式,再复杂也能记住不忘。那阵子,我每天从早上九点起开始摆棋谱,直摆到夜里十二点左右。由于学棋过于着迷,惹得母亲心疼起来,有几次竟狠心地把棋盘藏了起来。

    父亲起初既让我看中国的对局谱,同时还让我学他从日本带回来的日本棋谱。后来,又为我订购了由日本方圆社发行的月刊杂志《围棋新报》的合订本。那书一到手,我便如饥似渴地捧住不放了。《围棋新报》合订本分为三册,合计有六百局的对局谱,并附带有村懒秀甫的简单评论。合订本是相当沉重的书,尤其是第二册、第三册最重。因为我每天只手擎书学摆棋谱,所以,左右两手支撑重量最吃力的中指,现在仍然是弯曲着的。

    然而,父亲仅仅是将大量的棋谱给我看,并未像现在的先生那样热心细致地教过我。只是有时他自己先看看棋谱的解释,然后让我猜测下一手走在哪。或在学摆日本的棋谱时,将日文的解释译成易懂的语言来教我;再就是实战对局时,除了父亲自己作我的对手外,还让他的棋友也来当我的对手。

    也不知是什么缘故,我只要一学起棋来,从来都是忘我痴迷、不知疲倦。从学棋开始到第二年我九岁时,便可与父亲势均力敌地平摆了。父亲的棋并不那么高超,可能比过去的业余初段还稍微弱些。

    到我十岁时,父亲为了让我们见见世面,开始带我们兄弟三人到当时北京唯一的“棋会所”——“海丰轩”去下棋。其实那里与日本的“棋会所”不同,问面上是个小吃店,店的里面才是个下棋的场所。当时北京的围棋迷们云集那里,并时常下赌博棋。客人从赌金中抽出一成作为入席费付与店家。父亲好像也是那里的常客之一。另外,当时北京有名的棋手如顾水如、汗云峰、刘隶怀等常常出入于此,父亲请他们与我弈棋,记得首次对局好像是让五子左右,不过当时的胜败都已忘记。

    顺便一提,中国的棋盘与日本的不同,大都是用布制做,比日本的稍微大一点儿,另外,棋子的底部是平的,形状像是将一个小球切去三分之一,可以想象成一个小馒头的样子。因此,说起下棋时的“投子”,实际上是将棋子摆于盘上,或是将棋子推放到某一点上,并不像日本的棋石落盘时能发出“啪”、“啪”的那种惬意的声音。另外,中国最上等的棋子是云南石,棋盒属紫檀木的最为珍贵。


父亲之死

    1925年,父亲不幸患了开放性肺结核病,由于病情急剧恶化、吐血不止,两个月后便成为不归之人了。死时年仅三十三岁,我当时只有十一岁。

    父亲临终的前几天,将我们三个男孩召集至病榻前,吩咐将遗物分赠给我们——给长子浣以习字用的拓本;给次子炎以小说;给三子我以围棋棋谱。这些都是父亲遗言的代替物。特别是习字的拓本与小说,全都是父亲生前非常喜爱的东西,曾经满满地收藏在很大的行李箱中。后来,大哥作了官,二哥成了文学家,我跻身棋士。所以,我们兄弟三人都是遵循父亲期待过的道路而笃行进益的。

    父亲弥留之际,还发生了一些事,其中我至今还清楚地记着,母亲为了使父亲免遭一死,曾经向神乞求并许过愿。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因父亲刚刚三十三岁,正是年轻有为之年,而且,上有老母、下有妻小,若撇下全家而去的话,对母亲来说日子可太难熬了。于是,母亲为了使父亲多活几年,向神乞求并许.愿道:“让三个男孩的寿命各缩减五年,将那十几年赐给他爹吧!”接着,母亲为了请神能“听”到她的祈祷,向诸神苦苦地哀求过、然而,得到的神谕却是“前世因缘,无可奈何”。

    结果,母亲白白地祈祷了许久也未能如愿以偿。却说父亲死后,母亲对神许下的“孩子们的寿命各缩减五年”之约言,又必须要解除、撤回,因此,按照道教的方法,在黄纸上写好”解愿书”,由王先生在父亲灵前烧掉。王先生是父亲的道友,是特为我们主持殡葬仪式的人。据说,那天晚上,王先生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梦中王先生坐上一辆漂亮的马车,被带到了另一个世界。膝陇之中,他看见我的父亲由一些穿着华丽纸衣的纸入陪伴着站在那里。那些纸衣和纸人都是和父亲的遗体一同火葬了的。据说,父亲告诉王先生:“因自身仍处修行之中,所以,于我灵前烧了解愿书也无济于事。”并将解愿方法和如何在黄纸上写文章等事教给了他。王先生生怕忘了那篇文章,于梦中突然惊醒,提紧了一颗“火枣”。火枣并非现实存在的食物,据道教解释,吃了它就不会忘事。

    王先生起床后,马上将“父亲教他写的”文章提笔誊写到黄纸上。他本来是个不善作文章的人,可是那一天写的文章却相当出色,简直就像出自父亲之手一样。我记得是以“祖母、家慈在……”这样作开头语的。后来,据说是将此托梦书按照梦中“父亲指教”的那样,在灶王爷的神像前烧了。这样,母亲终于得以“解愿”。

    其实,灶王爷并不是司掌寿命的神,可能是请他向专管寿命的神转达乞求吧,专管寿命的神是“北斗星君”。在父亲弥留之际,信奉道教的父亲的亲朋道友们曾聚于香案  之前,向北斗星君祈祷过“延长父亲的寿命”。据说,众人祈祷的结果是得到了这样的神谕:“将洗脸盆盛满水,一周之后请看水面!”一周过后,哥哥俯身观看水面时,说是看见了一匹倒卧着的马的影子。可是,我也凑近脸盆看了看,却什么也没看见。


段祺瑞大总统


    正当我们一家的头上降临了“父亲病笃”这一厄运之时,段棋瑞和张作霖这些亲日的奉天派军阀与吴佩莩为首的亲美英的直隶派军阀的战争,以北京为舞台反复不休地展开了。因而每次军阀开战,我们都不得不到天津去,在英租界外公的别墅避难,不过,第二次直奉战争的结果是奉天派取得了政权,段棋瑞当上了临时政府的大总统,北京才暂时得以风平浪静…

    段祺瑞这位将军对围棋非常喜好,常常允许北京的围棋高手出入他的公馆,当时在中国,虽然没有像日本那样的以下棋为职业的职业棋士,但有几位棋士可以说是近乎于半职业的。这些棋士大多以担当秘书或顾问为名受聘,出入于权贵者的府邸。他们有时也与来客弈棋,有时也接受有钱的棋迷的赏金,以此来谋生。
    在段棋瑞将军公馆常常出入的棋士中,有当时人称第一棋士的顾水如。就是这位顾水如,将当时年幼棋高,初有名气的我介绍给了段棋瑞将军。从那时起,我每月以学费为名领取一百元的补贴,往来于将军的公馆。那时,我家因父亲去世收入全无,对亲戚又难有过多的指望,所以一直是靠变卖家产勉强度日,佣人也大多辞退了,即使是这样,仍然难以糊口,哥哥甚至忍痛将父亲留下的碑贴拓本也拿出变卖。因此,对全家来讲,我每月百元的学费补贴,便成为支撑全家生计的主要收入了。

    顾水如为何将我介绍给段棋瑞将军,至今尚且不晓。我想,可能是由于李律阁为我开了尊口。而顾水如恰巧就在北京李律阁开的赛马场担当着顾问的差事。李律阁是我姨母婆家的大老板,所以我称他为姨父。他很会做买卖,是个大富翁。他的兄弟之中有一位名叫李择一的人,曾被安福派政权委以重任,从日本长崎的三菱造船厂买进了两艘军舰。他还曾在为解决满秒事变后的塘沽协定时,以中方代表的身份作过公证,李氏家族曾经为段棋瑞和张作霖等亲日派的北洋军阀提供过相当数量的资金。段棋瑞将军于1918年招待过方圆社的广濑平治郎先生和岩本熏先生,那时的资金主要是仰仗了王克敏和李律阁。我这位姨父还是打麻将的名人,有关他的故事我至今难以忘怀。
    记得有一天早晨,我有事来到姨父家。恰巧姨父夜出晨归,刚刚进门不久。众人见姨父满面春风,喜气洋洋的,一问才知道昨夜与张作霖及其部下打了桌麻将,整整输了五十万元。据姨父说,原来去时就打算好了输那么多的,结果输的不多不少,正好是预定的金额。只见姨父十分得意他说:“这比赢五十万元要难得多噗!不简单吧!”五十万元)目当于现在的数十亿日元的巨额,我觉得姨父的话真是气量太宏大了!我也同众人一样被惊得膛目结舌。日后一问,确实有这么一笔帐:输给张作霖的那五十万元,以位于北京郊外的数万公顷的广阔农田“南苑”来作抵代,白白地出让了。无疑,输给张作霖的五十万元,是手法体面的一种贿赂而已。类似这种事情当时在中国到处皆是,司空见惯。

    这个包括赛马场在内的广阔农田“南苑”于1942年被日军接收去了。被接收时恰巧我从日本回到北京,在李律阁的家里亲眼看到了这一幕情景。虽说我是偶然在场,但似乎我与此事深深有缘。那一年,我因有关“红十会”的宗教事务回国探访,因而有时也抽空上李律阁家串门。当时我和李律阁及王克敏正在畅谈以前邀请日本棋士来的趣事,大家谈笑风生,兴致勃勃。突然,一群日本军官鱼贯而入,将李律阁叫到二楼上去密谈。过了一会,只见李律阁绷着脸从楼上跟跄下来。我立即感到:可能是要被接收了。果然,事实证明我的直感是对的。

    书归正传,话说段棋瑞有个习惯,每逢星期日,六点左右便步出内室,与他私聘的棋士下棋;或是观看棋士之间的时局;然后请大家共进早餐。从我家到段将军的公馆,坐人力车也要一小时以上,所以一到星期日,必须摸着黑爬起来赶路。
    段将军行棋如飞,直感力强,其棋力完全具有日本业余段级水平。不过,因他自尊心强人一倍,输棋便恼,那些私聘的棋士人人皆知。伴君如伴虎,为了尽量不败他的兴致,必须设法让他赢棋。将军的下法大体定型,布局时,双方相互围空,接近中盘,觉得双方的围空基本完成了,便猛然打入对方的阵势中,只求活小块便罢。将军称这是“花园里面建小舍”。毫无疑问,对方因手下留情,既不能把打入的子吃掉,又不敢在将军的宝地上动土。当然,“常胜将军”是他了。

    我只有一次作为将军的对手。那时,我还是个孩子,况且谁也没告诉我不能赢将军,因此,我根本不懂要讲什么客气。对局是让我二子,将军平时就蛮横无理,盛气凌入,所以,对局时也满不在乎地对我使用无理着,我也毫不旁骛地拼命追杀白棋,顾不上对将军察言观色,终于将盘上的白棋大部吃掉。据说当时旁观的棋士及随从们都为我捏了把汗。而我由于只顾下棋,对此竟毫无察觉,后来,将军无奈,投棋认输,拂袖而去,一整天再没露面。都怪我的“失敬”,被顾水如训了一通不说,就连照例有的美味早餐也未能混上。可怜那天大家都只好自认倒霉,饿着肚子回家 。据说,1918年岩本熏来华时与将军对弈,因他也是未满十七岁的少年,和我一样地“失敬”,大概事后也被广濑先生训斥了一顿。

    从那以后,将军再也不指名让我和他下棋了,尽管如此,一到月底,我去求取百元的补贴时,将军仍然照旧知数发给。我想这一点可真是不错。

    记得战后我应邀去过台湾,听到这样一个关于段将军下棋的故事。将军有个儿子叫段宏业,此人棋术非常高强。某一天,父亲吩咐要见他,于是他急忙乘火车长途跋涉赶到北京将军的公馆。将军见到儿子,二话没说,先和他下了盘 棋。结果儿子毫不客气地赢了老子,于是将军恼火了:“你小子除了下棋没别的能耐,马上给我滚回去!”就这样.儿子是他自己叫来的,他竟不屑一顾地立刻将他哄了回去了。

    我就是这样经常去这位将军的公馆下棋,然而未到一年的光景,他便倒台了。因此,我也因此失业,全家不得不再次饱尝生活的辛酸。几年前,注在天津的二哥来日探访,我们阔别了四十四年再次重逢。当畅谈起过去的事情时,记得哥哥曾这样说过:“段棋瑞在中国,因他镇压抗日运动成为日本侵略者的走狗,罪恶昭彰,臭名远扬。不过,他也于了一件好事,就是援助过吴清源,使他的天才得以发挥,结果在日中友好中起了作用。”

离家赴日(上)
     在北京,有三个很早就建造起来的美丽的公园,即北海公园、中山公园和南海公园。一时北海公园和中山公园的一部分曾对游人开放过。北海公园里的“漪澜堂”、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都是设有棋席的馆子。北京的棋迷们全喜欢到这两处馆子来以棋会友,聚乐消遣。在那里,时常有些阔绰富有的棋迷自愿提供赏金和奖品,自命不凡的棋士都可自由参加,为夺赏金而争高低。
   段棋瑞将军倒台后,我成为那两个棋席的常客,并且是连战连胜,赚了许多赏金和奖品。有一天,<<北京晨报》登载了我抱着大批奖品的照片及报导,于是,围棋神童出现啦!棗我的名声大振,顿时传遍了整个北京城。
   那时,我们在大陆也常常听说台湾有个很有成就的林家,昔日在福州曾与吴家一起作过盐商,于后来迁到台湾去的。林家掌门的弟弟林熊祥来到北京,得知我的事情后,不知何意,非要让我与日本强手对上几局不可。他带着我来到北京的“日本人俱乐部”一试锋芒。 “日本人俱乐部”也想试试这个“神童”到底有多厉害,因而早就预备好了棋盘、棋子,静等着我的出场。
   对局是以我的先手开始的。记得对手是个有职业初段左右棋力的人。由于我在布局时上了两手骗着的当,几乎要全盘崩溃,不得已陷入苦战之中。不过,中盘以后,我拼命地吃掉了对方近四十目左右的棋,用尽心机实现了逆转,终于获得了六目的胜利。
   这时,观众中有一位先生名叫山崎有民,就是他将“北京有个围棋天才少年”一一我的存在,告诉了獭越宪作先生。看来,这就是我被日本了解的引线。
   山崎有民先生在北京经营美术商品,与獭越宪作先生很熟。他热情地劝我赴日留学。有关徙居日本之事,他作为我们一家的代言人,和濑越先生之间书信往来多达五十多封,就连在日本的生活保证等细节条件,也由他那个窗口来作决定。他对我们的帮助真是无微不至、不遗余力,是我们永世难忘的恩人之一。
   在我十二岁那一年的夏天,岩本熏六段、杉丁四段一行来北京访问。那时我第一次被介绍给日本的职业棋士,并和他们下了几盘棋。结果与岩本熏六段让三子下了两局全胜)二子一局输二目;与小杉丁四段让二子一局胜。因此,我的实力被大大地证实了。
   那时的成绩传报到日本后,有关催我赴日的事便骤然间具体化了。只因我自己还是个孩子,交涉的经过等等一概不得知,详细的经过也毫不了解。算来,有关我迁徙日本之事,从提起到实现大约花了两年的时间。
   日本方面,对我来日之事最热心奔走的人是濑越先生。他踏破铁鞋,向犬养木堂先生、望月圭介先生、大仓喜七郎先生等财、政界有钱有势的后援者周旋游说。最后的结果是,由日本国内发出指令,委托犬养先生的女婿棗驻北京的芳泽公使来全权交涉办理。于是,芳泽公使便找到当时刚刚从“北京政府的国务次官”宝座上退职不久的杨子安来商谈此事。
   杨子安先生是湖北人,文章与书法都十分出色,是个学识渊博的人。但他与吴家并无交往,只是认作我的义父,以便承蒙他照应。在中国,与官府的老人结识,或是受到未曾交往的长辈的关照时而结成义父子关系的例子很多。虽称为义父,但在户籍上并无变化,仅仅是以亲戚的形式给予关照罢了。这并不像日本的习俗那样事关重大。
   日本方面决定:由大仓财阀的公子当时为日本棋院的副总裁大仓喜七郎男爵来作保,以两年为限,每月发给我二百元的生活费,并在两年之内彻底考察我的才能深浅。总之,事情终于这样地谈妥了。不过,从杨子安的内心来看,对我渡海赴日之事曾抱以消极的态度。也可能他对我的身体虚弱,以及对日中关系越发险恶的将来十分担忧,因而他也曾考虑过让我作为学者立身于世。因此,杨子安向日方答复时提出:“清源尚是幼童,身体亦非健壮,希望再等两年,让他完成了象韶之仪再去。”芳泽公使觉得此话有理,便欣然同意了。所谓的象韶之仪,是指虚岁十五时举行的成人仪式。然而,据说濑越先生误认为那就是结婚仪式,担心事情要糟,便急忙向山


离家赴日(下)

    到了1927年,我执白胜了刘隶怀,名副其实地坐上了北京棋士的第一把交椅。那一年夏天,井上孝平五段来京游访时,让我二子对奔,结果我大胜。再以黑先连下三局,取得一胜一败一打挂(即暂停)的成绩。当时,四段以上的职业棋士能允许对方先手开局的几乎没有。所以,那真是非同小可的决断。井上五段让我先手开局之事,可谓伯乐之卓见,后来他自己也常常对此引以为自豪。井上五段回日本后,称我有“胜过传闻之才能”,再次向日本棋界转告了他的看法。
    那个时期,我们全家仍旧继续依靠变卖东西度日。为了二哥能继续上学和照顾全家,大哥毅然决定中途退学。当我能执黑迎战井上五段之事传开后,便成为促使母亲及哥哥决心前往那陌生土地的主要因素了。
    当时我自己的心情是这样:因一切都由母亲和哥哥来商定,所以我对赴日无任何担心,只要顺从决定便可。到了1927年的秋天,我赴日的一切条件都成熟了,这样,我们也越来越坚定了东渡的决心。等到赴日之事真的决定下来,即刻便收到了濑越先生发给我的正式邀请书。那封书信我至今在家中镜框中珍藏着。它以绝妙的言辞,写出了一篇显示执笔人的文采与卓识的名文,简直难以想象是出自于棋士之手。若译为现代语,文面如下:
    谨启,前几日,通过山崎氏收到了你的来函,谢谢!我虽未有与你直接见面的机会,但过去从岩本氏那里听说你年纪虽幼,但棋力高强。这次,我又看了你与井上氏对弈的三局棋谱,更加敬服你的非凡器量。若是敝人的健康与时间允许的话,我真想去拜访贵地,与你亲切切磋棋艺。然而事情可能不允许,我深感遗憾。
    我急切盼望你身体强健,完成大礼后,到日本留学,从而共同不断地研究。愿你能在不久的将来荣升为名人。我的拙劣之作一、二册已寄。到了山崎氏那里,在你来日之前,若肯为我研究一下,我将感到十分荣幸。你和刘氏下的二局棋谱,加上我妄下雌黄式的评论,己在《棋道》六月号上登载,同时综述贵国棋界现状的文章也冒昧登载于上。因此,务必请你谅解!
    搁笔之时,谨拜托你向贵国的棋伯诸贤们转达我的问候。遥祝你身体健康! 濑越宪作谨具5月16日
    1928年,秉承濑越先生之意,其高徒桥本字太郎四段到北京专程来访。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正式考察我的棋力,以及就赴日之际有关琐碎的事项代替山崎有民先生来磋商,我和桥本字大郎以黑先弈了两局,皆以六目和四目获胜。
    这样,在众人的尽力相帮之下,根据母亲“寻求新天地。开辟新生活”的决断,我   们终于决定于1928年10月里启程东渡。家族之中,暂且由母亲和大哥吴浣陪我去日本。
    我们的生命安全由望月圭介先生担保;围棋修业的安排是让我作濑越先生的门生;另外,生活费是以留学费为名,暂由大仓先生以二年为一期限,每月支付给我二百元。 因二哥吴炎要继续上学,决定将他寄托到舅父家去住;三个妹妹也分别寄托到亲戚家里。只等我们在日本生活安定之后,便来迎接他们去日本。当时,依杨子安之意,还是说我们此行不过是暂时的二年契约罢了,劝我们过两年后,毫不客气地回来即可。母亲从来都是老实厚道的性格,最怕干出头露面的事情。然而,在关系到一家人生死存亡的重大方针定夺之际,却变成了一个有斩钉截铁之决断力的人。现在回想起来,即使如此,母亲对日本的事情还是两眼一抹黑,以“棋士”作为一种职业到底如何?在当时谁也闹不清的情况下,竟放心大胆地将一家的命运都押注到儿子的才能上,毅然地同意了迁徒到日本去谋生,这需要下多么大的决心才行啊!
    记得我的赴日之事决定之时,北京正值靳云鹏将军维持治安。这位将军听说了我的事后,答应在我东渡之日,送我一千元作为饯别。可是,由于他和蒋介石的国民军反复交战,当我们即将动身赴日之际,他正在河南省展开着激烈的战斗。靳将军原来是个大烟鬼,由于战场上连续三天出现了十万火急的局面,他便不顾一切地跑到前线去指挥作战,不知不觉地将吸大烟的事忘到了脑后了。枪炮声中,有个多嘴的部下想了起来便问他:“将军,您不吸烟也行啦?!”没想到,这一下子可捅了马蜂窝,将军突然又犯起了烟瘾,痛得他满地打滚。于是乎,吃了个大败仗,逃回北京城。结果,本来答应送我的一千元饯行费,后来折了一半降为五百元。不过,虽然是五百元,也是一大笔钱。这钱在赴日之后给我们的生活帮了大忙。另外,据桥本字太郎说,因为与我下了“试验棋”,他还得到了靳云鹏将军的“谢礼”三百元。那个时代,若是每月有一百元,便可悠闲度日了。所以,桥本字太郎追述往事时说,那三百元真是有了大用场。
    这样,渡海赴日的日期决定后,大哥和我便经常去山崎先生的家,跟他那美丽的夫人学习日语,以便做些准备。1928年10月18日,我们一行,承蒙山崎有民先生作向导,从北京去天津,再从天津塘沽港上船,一路顺风地向日本进发了。

来日之初


    1928年10月23日,我们一行乘坐天津出港的大贩商船“长安丸”抵达日本,在神户港上陆。那时我刚满十四岁。
    我们先在京都的吉田操子先生家滞留数日,又乘列车一路驶向东京。到了东京,屈指一算,已是从神户上陆以来的第五天了。当天,我们被迎到赤坂的“三叶葵饭店”,好不容易挨到“来日致词”与“记者会见”等仪式进行完毕,才得以卸除鞍马之劳。
    翌日,桥本宇太郎特来迎接并送我们到濑越先生盛情安排好了的“麻布区谷叮六十一番地”,在一个借宿宅里暂时安顿下来,这个我们最早在谷叮的家,离当时在溜池的日本棋院很近,乘市立电车只有两站路,慢慢地溜达也很快就到。谷叮六十一番地”,对于不会讲日语的我来说,为了迷路时能在派出所打听,不得不死死地背熟了。即使是现在,提起那个地名来,仍然是倍感亲切的日语。
    在这个谷叮六十一番地,我作为濑越先生的弟子迈出了日本棋士生活的第一步,作为在日本修业的条件,由大仓副总裁发给我生活费,如若两年时间的修业毫无出息,生活费就会到期停发。我们一家好不容易才有一次机会来到日本,就那么一事无成、简简单单地回国可不成,虽说我身为少年,但还是想到了有必要做些精神准备。
    刚到日本时,我一直穿着中国式的礼服“马褂”,以那种打扮出席各种正式的场合。一周之后,在床次竹次郎先生家受到招待时,喜多文子先生对我说:“即然已经到了日本, 总是穿那种服装就不太合适了。”于是,她赠给我一套和服。从那以后,每逢棋赛的时候,我都喜欢穿上和服出场。
    喜多文子先生是日本“能乐”喜多流派的掌门——喜多六平太先生的夫人,是女流棋士的一代先驱、。在战前相当严厉的升段制度下,她凭真才实力晋升为四段;战后被赠授为六段。从那时起,她就拥有许多年轻有望的女流棋士作为弟子。她是濑越先生夫妻的大媒人;后来也拜托她作了我们夫妻的月老。总之,深承她象母亲一样多方眷顾,给我们以极大的帮助。
    来日后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日本棋院究竟要授我几段?“当时与现在不同,段位具有绝对的权威,所有的棋士无疑都是根据双方的段位来决定交手棋份,对局费和教习费也因此而不同。所以,接受几段事关重大,濑越先生极力坚持说我完全具有三段的实力,然而大多数的棋士则认为顶多授予初段。于是决定假设我同格于三段,立即进行正式的

 

“段位认定”的“试验时局”.


    12月1日起“试验对局”开拘,首先遇到的对手是那一年春季棋士升段大赛时获得“一等”的蔽原正美四段。那时日本棋院规定四段以下的低段者的限用时间各为八小时,采用一日终局制。不过,那次棋赛考虑到我不习惯限时制,因而决定采用不限时制。无论如何这是来日后的第一战,又充满了国际比赛的浓烈气氛,因此,我非常紧张。彼原也磨刀霍霍,施展出浑身解数。双方竭尽全力来战,最后下完这一局时,整整用了三天。因这是场重大比赛,对局室决走选用整洁如新的日本棋院的“妇人室”。在这个平时不常用的房间里边,放置着镜台和床,能够为妇女提供住宿的方便。据说这是根据留学美国的大仓先生的指示而造的,当时在日本也是寥寥无几的房间。这盘棋我执黑,幸运地取得中盘胜。
    接着,第二局是同秀哉名人的让二子局。这次的对局应该说是正式“试验”了。秀哉名人身材非常瘦小,体重不至“三十五公斤。然而他一旦盘前落座,立即显出其身材比别的棋士都大上一圈,这次和彼原四段的对局场地一样,仍然选在棋院的妇人室,不过,代替上次公证的濑越先生的是桥本字太郎,他守在棋院,寸步不离地时刻注视着局势的发展。
    这次对局前,“要是输了怎么办?”大哥与母亲都异常担心。不过,因我来日不久,并不像日本的棋士那样被名人的权威带来的压迫感所束缚,因而能够手脚放松、心情平静地对局。暂停的时候,以木谷实先生为首的许多年轻棋士,曾络绎不绝地来观局面。可以猜度,这盘棋已成为当时年轻棋手们极为注目的一局。最后我以四目胜而终局。总之,这是一局自认为下得不错、又使别人心悦诚服的一盘棋。局后,承蒙名入给了我以如此的评论:黑棋态势极其庄重坚实,成功地将优势保持到了最后,布武堂堂,未给白棋以可乘之隙。此二子局可作为快心之杰作。”
    夜幕降临,万家灯火。终局后,名人的评论一结束,桥本字太郎便带我到面馆去吃面,那顿面条真是香喷喷的,令人终生回味。
    说起名人的威压感来,有这样一段回忆:在我被正式授予三段之后,马上又与名人下了盘让三子局,可是这次我被他的威严所压倒,一时陷入了大苦战之中。
    这次对局已计划在时事新报的新年版上刊用。当时,我对日本的交手棋份还不清楚,以为是让二子,所以开局时只摆了两粒黑子。“三子!” 名人口中重重冒出了一句。他表情冷漠无情,语气斩钉截铁。我一开始就被他这一句震住了,因而总是迟迟不敢落子
   。后来,心情慢慢地放松开来。然而已是对局的第三天了,况且局面也到了胜败不明的地步。最后,我将所有的子都治孤活净,终于获得了十一目胜的战绩。记得在对局的第二天休息时,“三子局要是输了。你就给我回国去”我被濑越先生这样叱责了一顿,当时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
    总之,在我同秀哉名人的二子局获胜之后,接着又与村岛四段黑先五目胜,被正式地承认为三段。
    在我定为三段之后,由于担心我的身体不佳,喜多文子先生为我介绍了杏云堂医院的佐佐木医生,请他为我检查了身体。检查的结论:“胸部有自然痊愈的结核病痕迹。为了避免旧病复发,最好在一年之内不要参加棋士的白刃决胜负式的升段大赛。”因此,在第二年即昭和四年,我只参加杂志《棋道》和时事新报主办的“新闻棋”的对局,战绩是十二胜七败二平。


模拟模作战


   我刚刚来到日本的时候,在年轻棋土中木谷实四段以其出类拔萃的技艺而十分突出。别的棋士一听到他那“怪童”的名字,都畏惧三分。在震惊天下以本因坊秀哉名人和雁金准一八段的决斗为开场的日本棋院对棋正社——“院社对抗战”时,木谷实四段继名人秀哉后出场,将棋正社的雁金准一八段、小野田干代太郎六段、高部道平六段三棋士,各各连续击败三回,独自一人单枪匹马便使对抗战胜利结束,成为力拔干钧的实力者。

    后来我在时事新报主办的“擂台战”中,遇到了木谷实四段,首次与他对局。面对这个强敌对手,若用一般的手段去打,毫无取胜的把握。经过再三的考虑之后,决心采用模拟棋的对策与他一试。因我是黑先,所以我想第1手打在天元上,以后便模拟白棋走下去。从天元开始打,然后模拟下去的战术,必然逼得对方要尽快在中央挑起战火来,因此,于此时抓住战机,充分发挥天元一子的作用,把握住中央的胜负变化使之于己有利——这就是我的作战方法。白棋若不尽快地接近中央布子,就总是被对方模拟,棋势也会越发显而易见是对黑棋十分有利——这就是我对局前研究出的结论。
    在对局的前两天,我将这一想法告诉了登门来访的桥本宇太郎,“这可真有意思。一定试试也很好!”经他这么一劝,我更觉得干劲倍增了。

    对局一开始,我第1手打天元,其后便仿照白棋一手一手地模拟。顿时,木谷实显得张皇失措,如坐针毡。他反复长考,总是迟迟不愿落子。而我只是模拟便罢,所以毫不多占时间。后来,实在忍耐不住的木谷,几次离席与“责任记者”三谷水平先生去商量。后来据三谷回顾,木谷当时曾抱怨说:“这样不停地模拟下去,棋就没法下了。”作为责任记者的三谷,因我并无违反规则,所以也不能劝说我停止模拟,为了安慰木谷,三谷曾苦口婆心地费了好大的劲儿。

    我模拟到第62手,于第63手开始变化。那时候我的作战初获成功,黑棋棋势一目了然,非常好下,可惜我于中盘略有松懈,被木谷实在124手走了一个妙手,结果以三目之差败北。

    对局结束时已是更深入静,连末班电车也没了。于是我和木谷实在棋院过夜,我们谈棋话志直至黎明。那时可以说是我初次与他结识。总之,我来日后两年之间,常常是执黑也不能胜他。到我的段位追上了他,与他平起平坐之时,已花去了将近四年的时间。这期间里他是我的第一强敌。

参加棋士升段大赛


    昭和五年(1930),十六岁的我终于参加了盼望已久的棋士升段的大赛。那年春季的升段大赛,我的成绩为七胜一败获三等;秋季大赛时的成绩为八战全胜获一等。因而晋升为四段。

    接着,昭和六年的棋士升段大赛中,春季成绩为六胜二败;秋季成绩为八战全胜。昭和七年,春季为八战全胜;秋季为七胜一败。因而又晋升为五段。
    现在回顾起来,来日之后我最热心学棋的时期,是从初抵日本的昭和四年开始到昭和七年为止。尤其是在黑棋上对本因坊秀策、白棋上对本因坊秀荣名人的对局谱如饥似渴地研究了一番。那以后,为了学习宗教而过多地占用了时间,因而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钻研棋艺了。

    到那时为止,我执黑棋为多,以坚实的秀策流为主体,战绩辉煌。可以说那是我高歌“黑先无敌”的时代。昭和六年、七年里,我在“成绩上位者选拔战”中连续优胜。特别是在昭和七年时事新报社主办的“擂台战”中,如入无人之境,连斩十八将落马,在棋士升段大赛中又首次执白战胜了木谷实。这是我的棋手生涯中胜率最高的时期。现将我来日后到昭和八年的成绩统计如下。其中昭和七年的胜率几乎达到了九成。

    昭和三年(十四局)九胜三败(打挂二局)
    昭和四年(二十一局)十二胜七败二平
    昭和五年(三十九局)三十一胜六败二平
    昭和六年(四十二局)三十五胜五败一平(打挂一局)
    昭和七年(五十局)四十四胜五败一平
     昭和八年(三十六局)二十五胜九败三平
 
    我们一家来日半年后,便由麻布谷叮迁居到东中野,在那里又住了一年左右。在我于升段大赛中不断获得好成绩的时候,深承濑越先生的眷顾,在西获洼他的地产内,另为我们建了一栋别墅,于是我们又搬到那里安居下来,这个别墅是二层小楼,房间有六个,我们一。家居住真是舒适宽敞。后来大哥尽早地赶回北京,将三个妹妹也接到了东京,全家终于得以团圆。二哥吴炎因为要继续在南开大学读书,所以只好一人独自留在天津。这个时期,大哥在早稻田大学的围棋部里作为主将非常活跃;而我不管去哪儿家里都不放心,只允许我跟随哥哥一起去玩。

    提起我来日当初,由于语言不通,地理不熟,日本的习惯亦不懂,因而经常晕头转向。其中最使我吃惊的是日本的“神舆”。在中国,与这种神舆相似的是在送葬时静静地抬着走的殡轿。由于我还不懂得日本传统的祭祀习俗,见到那些气势勇猛的人们担着神舆,还以为是既大肆铺张又兴高采烈地举行出殡仪式呢!这到底在为谁举行葬礼啊!当时我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还有一次,我们兄弟俩去拜访赤坂的井上一郎先生的家,归途中迷了路。井上一郎是濑越先生门下中最早的弟子,与桥本字太郎和我都亲如兄弟。大哥为了找到归途,拼命地走,可是南辕北辙,越走越远。当时若是在派出所间一下路就好了,可是那时在日本,总把我们中国人说成是“支那人”,大哥害怕被人蔑视,尽量避免去派出所问路。后来,无暇思顾得失,不得已还是去派出所打听,这才终于平安无事地回到家。这说明当时日本人对中国人及朝鲜人的蔑视己达到根深蒂固的程度了。我自身并未因此而留下多少不愉快的回忆。不过,据大哥说,对朝鲜人的蔑视最凶,即便是坐电车,日本人一上来,朝鲜人必须马上给他们让座。
    住在谷叮的那阵子,母亲因不懂日语,几乎从不外出,最初的两个月里,每顿饭都到附近的中国菜馆去吃。那时,一到天色将晚,在关闭套窗的时刻,都有卖豆腐的在门前走过。每当听到那划破沉闷空气的喇叭声,都勾起了母亲的思乡之念,这似乎更使她增添了几分孤寂的心情。

    记得在东中野住的时候,承蒙濑越先生的关照,常常叫桥本字太郎给我们送“甘纳豆”(类似中国的豆鼓)来吃。那时,我们的日语都是连蒙带猜的,说不通的地方大多采用笔谈。有一次,桥本字太郎在我家一起吃完晚饭,他本想以笔代口致谢,写了“御
  驰走样”四字(日本饭后客套语)。我和哥哥看了之后都以为是“出去散步”的意思,于是马上收拾停当,准备出门。桥本顿时惊讶起来:发生了什么事啦?我们看着他惊讶的样子,商面相觑,更是吃惊。总之,“驰走”二字,在中国只能理解为外出的意思,在日本却大为不同。


参加棋士升段大赛


   昭和五年(1930),十六岁的我终于参加了盼望已久的棋士升段的大赛。那年春季的升段大赛,我的成绩为七胜一败获三等;秋季大赛时的成绩为八战全胜获一等。因而晋升为四段。

    接着,昭和六年的棋士升段大赛中,春季成绩为六胜二败;秋季成绩为八战全胜。昭和七年,春季为八战全胜;秋季为七胜一败。因而又晋升为五段。
    现在回顾起来,来日之后我最热心学棋的时期,是从初抵日本的昭和四年开始到昭和七年为止。尤其是在黑棋上对本因坊秀策、白棋上对本因坊秀荣名人的对局谱如饥似渴地研究了一番。那以后,为了学习宗教而过多地占用了时间,因而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钻研棋艺了。

    到那时为止,我执黑棋为多,以坚实的秀策流为主体,战绩辉煌。可以说那是我高歌“黑先无敌”的时代。昭和六年、七年里,我在“成绩上位者选拔战”中连续优胜。特别是在昭和七年时事新报社主办的“擂台战”中,如入无人之境,连斩十八将落马,在棋士升段大赛中又首次执白战胜了木谷实。这是我的棋手生涯中胜率最高的时期。现将我来日后到昭和八年的成绩统计如下。其中昭和七年的胜率几乎达到了九成。

    昭和三年(十四局)九胜三败(打挂二局)
    昭和四年(二十一局)十二胜七败二平
    昭和五年(三十九局)三十一胜六败二平
    昭和六年(四十二局)三十五胜五败一平(打挂一局)
    昭和七年(五十局)四十四胜五败一平
    昭和八年(三十六局)二十五胜九败三平

    我们一家来日半年后,便由麻布谷叮迁居到东中野,在那里又住了一年左右。在我于升段大赛中不断获得好成绩的时候,深承濑越先生的眷顾,在西获洼他的地产内,另为我们建了一栋别墅,于是我们又搬到那里安居下来,这个别墅是二层小楼,房间有六 个,我们一。家居住真是舒适宽敞。后来大哥尽早地赶回北京,将三个妹妹也接到了东京,全家终于得以团圆。二哥吴炎因为要继续在南开大学读书,所以只好一人独自留在天津。这个时期,大哥在早稻田大学的围棋部里作为主将非常活跃;而我不管去哪儿家里都不放心,只允许我跟随哥哥一起去玩。

    提起我来日当初,由于语言不通,地理不熟,日本的习惯亦不懂,因而经常晕头转向。其中最使我吃惊的是日本的“神舆”。在中国,与这种神舆相似的是在送葬时静静地抬着走的殡轿。由于我还不懂得日本传统的祭祀习俗,见到那些气势勇猛的人们担着神舆,还以为是既大肆铺张又兴高采烈地举行出殡仪式呢!这到底在为谁举行葬礼啊!当时我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还有一次,我们兄弟俩去拜访赤坂的井上一郎先生的家,归途中迷了路。井上一郎是濑越先生门下中最早的弟子,与桥本字太郎和我都亲如兄弟。大哥为了找到归途,拼命地走,可是南辕北辙,越走越远。当时若是在派出所间一下路就好了,可是那时在日本,总把我们中国人说成是“支那人”,大哥害怕被人蔑视,尽量避免去派出所问路。后来,无暇思顾得失,不得已还是去派出所打听,这才终于平安无事地回到家。这说明当时日本人对中国人及朝鲜人的蔑视己达到根深蒂固的程度了。我自身并未因此而留下多少不愉快的回忆。不过,据大哥说,对朝鲜人的蔑视最凶,即便是坐电车,日本人一上来,朝鲜人必须马上给他们让座。
    住在谷叮的那阵子,母亲因不懂日语,几乎从不外出,最初的两个月里,每顿饭都到附近的中国菜馆去吃。那时,一到天色将晚,在关闭套窗的时刻,都有卖豆腐的在门前走过。每当听到那划破沉闷空气的喇叭声,都勾起了母亲的思乡之念,这似乎更使她增添了几分孤寂的心情。

    记得在东中野住的时候,承蒙濑越先生的关照,常常叫桥本字太郎给我们送“甘纳豆”(类似中国的豆鼓)来吃。那时,我们的日语都是连蒙带猜的,说不通的地方大多采用笔谈。有一次,桥本字太郎在我家一起吃完晚饭,他本想以笔代口致谢,写了“御驰走样”四字(日本饭后客套语)。我和哥哥看了之后都以为是“出去散步”
  的意思,于是马上收拾停当,准备出门。桥本顿时惊讶起来:发生了什么事啦?我们看着他惊讶的样子,商面相觑,更是吃惊。总之,“驰走”二字,在中国只能理解为外出的意思,在日本却大为不同。


西园寺公毅先生

 

    昭和六年的入夏前,木谷实来访,邀我一起去拜访西园寺公毅先生。那时我们在西获洼濑越先生的别墅里刚刚安顿下来,对日本的生活大部习惯了。
    西园寺公毅先生在西园寺家族中论辈是当时第一银行总经理西园寺龟二郎先生的哥哥。因他办实业失败,以后便在丰岛区龙野川过着半隐居的生活。他信仰日莲宗,身边常有许多信徒云集。虽说是日莲宗,但先生倡导的宗教却稍有不同,据说是一种神灵的信仰,其内容如凭借意志力—即在佛教上解释为“法,’的力量来治病等,念诵的是独特的“南无妙法莲华经”。另外,遇到有关事业或政治的求问时,也进行类似请教神谕那样的仪式。
    当时,政友会的望月圭介先生、主管丹那隧道的三土忠造铁道大臣等,作为信徒也经常出入公毅先生的府邸。总之,其信徒在政、财界里为数众多,木谷实也是他的信徒之一。公毅先生作为业余围棋爱好者非常高强。

    后来这位西园寺先生对升段大赛中成绩超群的我很感兴趣,便吩咐木谷偕我同去见他。当我间木谷:“为何事而去求教呀?”木谷说:“为了让你身体更结实,棋艺更高强而去嘛!”不过最初我还是谢绝了他,没想到没几天他又邀我。就那样反复劝了我两、三次,后来,于入秋之前,我终于同意他带我去求教。
    一到先生的家,首先学着念诵了“南无妙法莲华经”。虽说念的什么全然不解其意。但据说是伟人之言,所以与木谷实一起认真地念完了经。因为公毅先生有句宗旨:"魂宿腹中”,所以要求大家铭刻肺腹一般地念诵“南无妙法莲华经”。
    从那以后,我和木谷实一起频繁地往来于西园寺先生的府邪。有棋赛的日子,我去先生的家求教已成为固定日程,木谷实就注在西园寺先生家的附近,所以,每当我去求教,总是在先生的家碰见他。
    棋士升段大赛每天下午五时左右暂停,我便用一个小时左右去西园寺先生的家求 教。每次去都立即将那天的对局谱摆出来请先生看,与木谷实共同研究的同时也征求先生的意见,当时,我们二人正在热烈地探讨着“新布局”。所以可以说,和木谷实共同搞新布局的研究主要是在先生家里进行的。另外,我还常常被先生叫去吃晚饭。饭后常与先生下将棋。可惜我的将棋非常拙劣,总是不能胜他。
    另外,还请先生为我诊察身体健康状况。就在供着许多佛像、经常祈祷的房间的角落里,我在终年铺垫着的被褥上躺下,请先生为我诊察身体。当时,先生找到我身体里不好的地方后,口中念念有词,呛喝着以其意志来给我治疗。“这样就好啦。明天的比赛肯定能胜”被先生这样一念叨,顿时便不可思议地觉得我必胜无疑了似的。
    据说西园寺先生年轻时曾留学美国,对西欧文化非常熟悉。后来由某个时期开始,被东洋哲学深深吸引,因而就信仰了日莲宗。先生的信仰是在日莲宗里掺入了许多儒教思想,对儒教怀有浓厚的兴趣。这样,一直到昭和九年(1934)先生去世为止,我成为先生家的常客,先生对我也十分宠爱。之所以对我如此眷顾,我想可能是由于我有汉学素养,幼年曾修过“大学”等,对儒教的教义深有领会吧。有幸与西园寺公毅先生结识,无疑成为我和木谷实亲密交往的良缘契机,并且成为我对宗教深感兴趣的入门开端。


布局的诞生(上)


    川端康成先生在登载过《木谷实选集》(日本棋院刊)的月报上曾发表过“新布局青春”一文,他这样写道:“木谷实、吴清源创造新布局的时代,不仅是二人盖世天才的青春时代,实际上也是现代围棋的青春时代。新布局仿佛是一阵春风,她吹燃起青春独具的创造与冒险的热情之火,给棋界带来了绚丽灿烂的春天。虽然继木谷、吴之后,又涌现出了优秀的后来者,但是,可以想像,像新布局时代的木谷、吴那样旗帜鲜明地振兴棋坛、划时代的一代新人还未光临。当年,木谷、吴创造的新布局,是今日弈苑鲜花盛开的祥瑞。”
  对我来讲,如此不惜重笔的褒奖深感羞愧难当。然而,讲到新布局对现代围棋的进步起了巨大的作用,的确言之无误。

  然而,即使是称为新布局,也并非就是天降地涌、突然诞生的新事物。新布局问世的数年前,它的萌芽就已经屡屡显露头角了。如我在昭和六年四段的时候,就曾在三三投子;昭和七年升为五段后,也下过数局三连星的前驱——二连星棋。

  升为五段后,我执白增多。由于当时无贴子的规定,若仍然依照昔日的小目定式,白棋无论如何都落后于人。布局应以平分秋色为原则,所以,白棋亦要像黑棋一样谋求实利才行。

  我十分尊敬的本因坊秀荣名人的时局谱中,就屡屡见他执白于投于星位.我之所以形成一种捷足先登、尽快展开的棋风,理由就在于我对于小目布局的棋深感急不可待因而当时我打出的三三或星的布局,是以“一手占据角地、尽快向边展开”的想法为根据的,这种想法时我来讲已是理所当然的思路,可是,人们当时把由角上小目开始缔角看作是绝对正确的,所以我的新下法惹起了巨大的回响。

  这个时期的木谷实,布局上总是投子于低线位上。他见战绩无甚奏捷,便不断地改变为高线位投子。这就是他开始构思“重视势力之新布局”的摸索阶段。

  从昭和八年开始,我与木谷实进行了“十盘棋”的抗争,新布局的嫩芽就从那个时期开始更清晰地显露锋芒,那一次的十盘棋,并非是生死攸关的“擂争十盘棋”,而是在昭和八年我升为五段、与木谷实段位拉平之初,按照时事新报的计划而对局的。

  我四段之时,执黑几乎未败过,然而对木谷实却往往黑先也难以取胜。昭和七年春季升段大赛时,我执白首次胜了他。以后,终于能和他势均力敌地平摆对局了。后来我成为新进的五段、与他并驾齐驱时,所有的年轻棋手中只有本谷实与我可称为珠联壁合的名望淇士。十是,时事新报社视此良机便制定出十盘棋的计划。

  就在这次的对局中,我执黑打出了在当时极为罕见的对角星的布局;木谷实也态度明朗地改变为“重视中央势力超过角地”的打法。

  这次十盘棋的第六局,中途移到了日兴证券社长——远山元一先生的家里对弈,此局的第一天在日本棋院进行,第二天在原地继续下的中途,据说木谷实的后援者——远山先生差人告知:远山先生因伤风卧养,实在寂寞,最好请到家里来下棋。于是,我们仓皇将对局场搬到远山家里继续厮杀。当时,棋已过中盘,远山先生盘腿坐在床上观战,当然,他的眼前是两个一头扎进棋盘里苦思冥想的棋士。
  现在回想起来,远山先生观棋可真是逍遥自在。远山先生作为木谷实的后援者,常常以让九子来请木谷实教习。每次教习从早上10时开始,下一局要到傍晚6时左右才=完。木谷实下棋从不知偷闲耍滑,所以不断长考,毫不吝惜花费时间。但是作为对手并无那么复杂的思考内容,因而常常寂寞难堪。后来,远山先生时常骄做地自称是
“木谷教习下,磨炼十年功”的人。总之,这些往事都能使人想起木谷实那种不弄个水落石出决不罢休的耿直好学、质朴无华的性格。

  可惜,这次十盘棋因中途木谷实晋升为六段,与我的交手棋份出现了段位差,所以只下到第六局便以三胜三败而呜金收兵了。

  作为新布局构思的发祥地——信州的地狱谷温泉非常有名。当年我与木谷实在十盘棋第五局的中途曾一起去过那里。那次对局正是盛夏炎热之际,“去温泉避暑和休养一下吧!”我听从了木谷实这一劝诱,二人携手去了木谷夫人的娘家——地狱谷温泉。且不管出门时第五局还是打挂状态,反正新闻社那里曾有话在先,说过只要能及时将对局谱登报即可,因而并未来诉说不满。

  地狱谷距汤田中很近,沿长野铁道到上林站下车,再走三十分钟左右就进入谷地。那里有许多三宝鸟和猴子,是一个幽静的山林温泉胜地。我原打算舒适安闲地读读书。静养一下,所以出门时带上了《易经》和《中庸》两册书。
  就在温泉放松静养的第二天或第三天的早晨,我呼吸着新鲜空气,信步走进木谷实的房间,只见他正面对一个陌生人讲解围棋,一间才知道木谷计划写一本《布局与定式的统一》的书,正在向作家鸿原先生口述。我当时也很感兴趣,于是便在一旁坐下听他讲解。讲的内容主要是有关新布局的观点,初听给人一种难以理解的强烈印象,然而,越听越发觉得言之有理,顿时我想,回去之后我也马上用新布局的观点去奕他几局。

  木谷实的新布局观点,虽说一言难尽其意,但根据它的“重视向中央发展势力超过角地”来看,三连星是新布局的代表之一。提起现代的棋士,武宫正树九段的宇宙流可以说是最原本地继承和发展了新布局的观点。

  我从地狱谷回到家后,马上就在报知新闻主办的棋赛中,以莜原正美为对象尝试了一下新布局的滋味;木谷实也以前田陈尔为对象领略了它的锋芒。可惜,也许是还未得心应手的缘故,我们两都失败而归,不过,据说木谷的对手前田,被那种违反当时之常的新手一打,顿时大惊失色。


新布局的诞生(下)


三三.星.天元之局
   由于我处于向名人挑战的地位,因而毫无顾虑、轻装上阵。说真的,此局给我的感觉还不如参加升段大赛时紧张。因大赛的每一局都关系到升段的大事。在众人眼里,与名人对局,非同小可。而我只觉得是“升段大赛中的抽空下一盘罢了”。但是,对以秀哉名人为统帅的本因坊一门来讲,毫无疑问,此局若败,将有损于本因坊家门的权威。因此,对卫道士们来说,这是一场包袱沉重的重大对局。
    因我当时正处在用新布局下棋的颠狂时期,所以一开局,我就将1、3、5着按照三三、星、天元的顺序打了出来。看到白棋在两个角上均投子于小目,因此,作为黑淇为了使实地与外势保持平衡,故而采取了将第5手打在天元上的布局。这并非是为了哗众取宠而标新立异。

    然而,此举毕竟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因我这三手棋,都是与本因坊家的布局教条格格不入。尤其是三三,在本因坊门中规定为“禁手”。所以,不仅本因坊门中棋士们个个怒气冲天,就连一般的棋迷们也都大吃一惊。
    实际上,三三也好,星也好,我自己在升段大赛中曾打过多次。只是由于当时还处于《新布局法》一书出版的前夕,因而还未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亮相。即便是天元,第1手就投打的棋也不乏其例。到了第5手时才去投,这在我自己也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当时,濑越先生曾十分担心:打出这样罕见的布局,恐怕不到百手就会溃不成军呀!总之,我第1手棋打在三三这个“禁手”上,这不仅引起社会上棋迷们的阵阵喝彩,同时,也是对名人、对日本人棋坛旧传统的挑战。于是,“岂有此理!”这种口气的信件刹时间雪片般地飞到新闻社。

    更有一件麻烦事:恰恰就在那时候,日本策划和挑起了“满洲事件”,日中关系越发走向险恶的道路上去了。当时各报刊均将我们二人的决斗夸大其词,大肆宣扬;随着社会上人们对此之关心越来越强烈,这盘棋终于被笼罩上一层“日中对抗”的辛辣气味。这对新闻社来讲,读者大增,自然是美事;然而对名人、对我来讲则是大伤脑筋的事情。

    对局中由于考虑名人的健康问题,决定每周只在星期一对弈一次。从昭和八年十月十六日开始,一直拖延到第二年的一月二十九日才宣告终局。由于此局并未采用封棋
制,名人可以视情况暂停,这一点对白棋绝对有利。到终局时,屈指一算,实际上对局天数只用了十四天。其中这样的情况很多:如第八天,白棋一开始就将早已预先考虑成熟了的一手打了出来:我只考虑了两分钟便应下一手。随后,名人来了个长达三个半小时的思考,到最后也未见他落下一子,就干脆暂停收兵回营了。这样,连新闻社也因报导内容不足而十分困惑,只好以“名人身体状况不佳,一手未打”这样的消息而搪塞过去。

    此局基本上旗鼓相当,进展到中盘时,黑棋略微优势。可惜,由于后来有迫使濑越先生辞去理事长的白棋第160手的妙手出现,最后我以二目败而终局。现在我常想,在当时那种险恶的气氛中,若是我胜了这盘棋,弄不好会吃大苦头呢!那时我本人由于周围人们的特殊照顾,对社会上发生的骚乱一概不知,如今仔细一想,输了棋,处境反倒好多了。
    上面提到的那白棋160的妙手,是在第十三天的第1手棋时打出来的。没想到,一石激起了千层浪!
    战后昭和二十三年(1948),在我和岩本(熏)本因坊举行的“擂争十盘棋”的预想座谈会上,濑越先生在声明了“此话非正式,不得发表”之后,谈到“第160手的妙着,是前田陈尔四段(当时)想出来的一手。”可是,读卖新闻社觉得这是件趣事,便不顾”非正式、不得发表”的在先之言,将此话登报泄露出去了。

    后来,濑越先生否认了报上的那种说法。当时的报导如下:‘这是一件秘密事。那时,被吴清源打过一手之后,苦思冥想的的秀哉,回府后立即召集弟子们,为考虑下一手棋研究了各种打法。结果采用了还击的那一手,是前田这个弟子想出来的……” 这一报导见报后,惹得本因坊一门的棋士门怒不可遏:“捕风捉影的事,怎能在报上发表!”于是,他们对濑越先生进行了严厉的追究。濑越先生无奈,毅然承担了引起事件发生的全部责任,决定辞去日本棋院理事长之职。

    然而,即使是是辞职之后,对他的攻击还是不见收兵。就连濑越先生的家里,仍然有坊门的棋士将充满恐吓词语的书信不断投来。据说后来由间组的神部社长亲自从中劝解,并在一家饭店举行了“调停会”之后,这场攻击才终于偃旗息鼓。

    我那时生活得逍遥自在,毫无牵挂。对这件事竟然长期蒙在鼓中,直至几年前从别人那里听说后,才刚刚了解到事件的经过。160手的确是个妙着。稍微冷静地分析一下,就可看出这只有像秀哉那样棋艺高深的人才能谋算出来。即使如此,继续下去,结果如何尚且难言。的确,当时我置身激烈的对局中,对这一妙手并未察觉到。

    总之,事件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样我也闹不清楚。反正将暂停后的棋,召集起本因坊门的弟子们共同商讨和推敲,这已是古今沿用的一贯作法了。这盘棋也毫不例外,一有暂停,便将一门的棋士唤来,专问研究对策。因此我想,即便说穿了这一手棋是由前田发现、由名人打出的,也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吧。
    关于160手,还有这样一段闲话,即日本棋院大仓副总裁,事前便知道了这一妙手的存在。大仓先生对这盘棋的局势发展非常关心。当时,不知是哪阵风,就在第160手打出来的前一天,先生在家中设宴招待了我和木谷实,让我们饱餐了一顿美味的中国菜。说来有趣,尽管我有时特意去大仓先生家问候拜访,却从未沾过他家餐桌的边儿。如今先生唤我去府上赴宴,这种美事还真是开天辟地的第一次。

    我们边吃边谈,话题尽是些有关围棋界的事情,而有关和名人对局的事连半句都未提及。可是,那天格外热情的大仓先生,在为我们送行至大问的途中突然说了句:“白棋的下一手要是打在这儿怎么办?”随即将翌日打出来的第160手的地方指点出来。由于是在漫步之中被人奉告,因而大仓先生所指点的那个地方,我当时并没有马上明白。当时我只是淡淡地一想,觉得作为围棋业余爱好者的大仓先生不可能一语道破天机。于是,随便敷衍着应了两句就告辞了。总之,“山雨欲来风满楼”,我却对此毫不留意。况且,我在升段大赛和其他的新闻棋战中忙得焦头烂额,就连和名人的对局,回到家后也几乎从未复盘仔细揣摩过。

    大仓先生怎么能知道第160手呢?我想,也许他听说黑棋略占优势后,便向本因坊门下打听白棋的命运。大概那时,他被告知“有这一手杀手锏,没关系。”因而得知了第160手的秘密。

    这次对局到了最后的那天,是在数寄屋桥的旅馆对弈。那时我的败北几乎已是决定性的了。但盘面上还残留着若干复杂的官子。我拼命地收官。抽空去厕所时,无意中看见对局场的休息室里,秀哉名人的弟子黑压压地聚集了一群,他们手中拿着许多张棋谱,都是早已将收官直至终局的多种打法彻底研究透了的棋谱。见到如此异常紧张的气氛,吓得我提心吊胆,于是赶紧向濑越先生求救。濑越先生立即拜请了京都围棋界的巨头、吉田私塾的主办者——吉田操子先生来担当公证人,后来,就连担当应急公证人的吉田先生,见到那戒备森严的阵势,也大吃一惊,觉得事态非同小可。最后,白棋终胜了二目。我记得终局的时刻,名人脸上硬梆梆的肌肉顿时松弛了许多。

    局后,木谷实带我去饮食店慰劳。谈话中,木谷极力为我抱不平,说:“这盘棋完全只给白棋以有利条件,是极为不公平的对局!”
    两年之后,木谷实与秀哉名人下了“名人引退棋”。那时木谷吸取教训,极力主张对局应采用封棋制和“同息一馆、闲人免进”的形式。果然,他的主张得以实现。口道:“联想看你吃他的子,越多越好。”一闻此话,徐先生顿时紧张起来,旋即将胜负置之度外,越发紧固地防御,拼死地不让我提取。我也剑拔弩张地想吞吃对方的几团子。然而,对方根本就无取胜之意,只求能活便罢。说真的,要吃掉背水为阵、殊死求生的子确实不易。非常遗憾,最终我也未能吃掉几子。

  对局结束后,我献给皇上一本新布局的书。皇上龙颜大悦,与我亲切攀谈。由于皇上龙踞御座,我总是仰着头用北京话对他讲有关围棋和在日本的生活等事情。也许皇上平常用北京话闲聊的机会甚少,与我谈话时显得格外有兴致。

  然而,据说皇上的“帝宫”原来是日本烟草专利公司的旧址,破旧不堪。日本的外交官经常出入宫廷,皇上虽然对他们那种蛮横傲慢的态度毫不动气,耐心以礼相待,但仍然可以看得出,他过着“笼中鸟,不如意”的生活。一想起前一代清朝皇帝威扬四海的光景来,怎禁得住痛心疾首、满腹凄凉。总之,那次的中国之行,是我初次还乡,心中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


“回天津!”

  昭和十年,我二十一岁。

    这一年的五月,西园寺公毅先生患癌症去世。记得前一年的年末,公毅先生曾对我说过,他想让我“得道”。“得道”,是指将先生倡导的宗教之秘诀传与我。无论哪一种宗教,仅仅是信仰,就只能称称为门外汉而已。唯有积多年之修行后,才能得授于那种宗教精髓的入门键。这个入门键,即各宗教之秘密,或称为秘诀。

    公毅先生逝世后,其子公直先生继掌山门。不过他与公毅先生的修行方法大有不同。木谷实在进入公直先生的时代里仍然继续其信仰;我却于公毅先生独去仙界后即离门而别。

    回想来日之后,我始终被对局纠缠紧迫。在前一年秋季升段大赛时,我升为六段。不过,随着身入高段,对局时间亦相应延长,真是此一局未完,又一局亟待,连续奋战。对当时已筋疲力尽的我来说,能得以修心养神的地方,唯有西园寺先生的府第。可惜西园寺先生一去不复返,埋头苦战于胜负之争的我,心灵深处仿佛顿时出现了无底的空洞,在难以解救的寂寞中,度日如年。

    就在这十月一日的夜间,发生了一件事。而且恰巧是在重大的秋季升段大赛前夜。升段大赛将于翌日迫临。入夜后,我将老子的《道德经》读完,正欲上二楼去歇息,突然一阵轻微发作,顿时陷入了“神灵附体”的状态中。据“心灵学”解释,即“接灵”状态。若是“神灵附体”程度严重,便会手舞足蹈起来。嗣后我作了“玺光尊”(日本一宗教组织的头领)的信徒时,曾在金泽陪伴双叶山(日本著名相扑力士)三十五天之久。他也是灵感强烈之人,据说每当有劲敌相逢的相扑大赛的那天早晨,他都常常进入“接灵”状态之中。

    总之,我无意识地双手摩挲着自己的身体,大约过了一个小时,随后便感觉腹中一下子变得空空的了。这时,我像是被什么东西牵引着,步履瞒珊地走进洗手间,直愣愣地坐下不动了。那时己是夜里10时左右。

    母亲早已睡下。可是,一想起我穿过寝室前的走廊去厕所多时总不见出来,“明儿还有大赛,这是怎么啦?”母亲放心不下,便到厕所来看。只见我两眼直呆呆地坐在那里。母亲大惊失色,唤起妹妹们,将我迅速搀扶到房间里躺下,赶紧通知濑越先生,并请来了医生。
    医生诊视了我的“病”状后,也只是丈二的金刚——摸不着头脑。只见我牙关紧咬,毫无表情;切脉微微,若跳若止;呼吸浅薄,并无异常。弄得医生无术可施,只得给我打了一针,说了声“请给他好好暖暖身子”,便回去了。我当时对周围发生的一切,直到被按躺下都隐隐约约地有所知觉,然而无法开口说话。又过了一小时后,于午夜12时,我终于能开口说话,很快就恢复了正常。但是,即使是到了次日,依然有神灵附体的感觉。那天的升段大赛只好因“病”而“不战败”。

    嗣后,我将精神贯注一统,向神祈告昨夜的事情究竟为何?于是,即刻在我心中听到了这样一个声音——“回天津!回天津!”

    记得这次发作的数日前,天津的二哥吴炎给我寄来了当地发行的报纸《庸报》。那个报社的社长是一位红 会的信徒,报纸每期都有他撰写的一篇有关红 会的专栏论述。我读了报上的论述后非常感动,对红 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我将此事如实讲给望月先生,并递交了秋季升段大赛“休场报告”后,决定立即出发去天津。对濑越先生,我只说是回去祭扫家父之墓。不过先生觉得,在如此重要的升段大赛中途去扫墓,岂不怪哉?

    放心不下的濑越先生便去望月先生那里询问,当我出发后不久,先生也了解了真相。我递交了升段大赛“休场报告”后,只身肩着背囊,除了带上三等舱的船票钱外,轻装简从地由神户上了船。三等舱位于船底,我从那昏暗的船底逃了出来,在甲板上让海风吹拂身体,久久眺望那无边的大海。举目无亲、身无半文的我,究竟为何而去?就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但是,我毫不迷惘,更不怯懦。因为有一种信念在强烈地打动着我——神在身边保佑着我!


入籍日本


   在我和秀哉名人又对弈之际,社会上阵阵阴风冷雨向我袭来,有一位心地善良的人曾为我十分担心,他就是山崎有民先生。

    昭和六年,他于‘满洲事件”发生后不久便回到了日本。由于日中关系日趋险恶,他在北京美术商的买卖早已无法正常经营了。往在日本的华侨也都相继不断地返回中国。山崎先生当时对我说,若是我还想继续学棋修业的话,不取得日本国籍,终归难以长久留住日本。他劝我尽早加入日本国籍。山崎先生参加过日俄战争,曾在向二0三高地的冲锋中九死一生,成为幸存的三人之一。他常常以此为自豪。他在中国大陆有很长的生活经历,对政治亦了如指掌。

    我毕竟对政治一窍不通,便去找望月先生商量入籍日本之事。望月先生认为日本与中国是同种同文的国家,入籍也是件好事。于是劝我将名字改为吴泉。为了既不忘中国也不忘日本,吴泉字的前一字按照汉文读音,后一字采用日文训读。就这样,我高兴地顺从了这一劝导。昭和十一年四月,入籍日本的申请被批准了。我改名为吴泉。最初见报时,大家都只会用日文训读我的名字,其实吴字应是音读。由于大家很不习惯,念起来又不甚通畅,于是,昭和十五年,在镰仓我与木谷实下“十盘棋”第六局之前,又恢复了原名——吴清源。  全家只有我一人加入日本籍,母亲和兄妹们仍然保持原有国籍。
    战后,我曾因为国籍问题而苦恼过。其实,入籍的事情我并未与獭越先生作任何商量。我想,未和他商量反有好处。因为獭越先生是个过于于认真、责任感强的人,当时若与他商量,战后他肯定会为我的国籍问题而大伤脑筋的。

    大哥吴浣从早稻田大学转到明治大学,不管在哪个大学读书,他都作为围棋部的主将而十分活跃。他曾获得大学生循环赛的优胜。后来,他毕业后,我拜托床次先生对他
给以照顾,决定让他去“满洲国”任一官职。

    “满洲国”由日本一手扶持建立,日本政府曾将“满洲国”作为“理想之乡”而大肆宣扬。我由于对实情毫不了解,轻信了政府的宣传,见大哥就职之事有了眉目,以为今后会在“日满亲善”中大有作为,一时曾倍觉心情舒畅、踌躇满志。

    大哥一度就职于“满洲朝廷”的宫内省,嗣后调至于驻日本的“满洲国”大使馆,走马上任又回到了日本。


上海、青岛、“满洲”


昭和九年(1934年)五月,在日本棋院、东京日日新闻社、大阪每日新闻社的共同举办之下,以“日满华围棋亲善使节团”的名义,我们一行访问了中国各地。这次旅行预定为两个月、除了我和木谷实,还有安永一先生和田岗敬一先生同行。
  由于身着和服,行动不便,决定以西服领带的打扮前往。我和木谷实穿西服是头一遭,谁也不会系领带,只好请田岗先生帮我们一一系好。乍一穿上西装,心情就好像是当上了某会社的社员一样。木谷实过去长年和服打扮,没想到西装领带对他再合适不过了,看着他就像一流会社的要人一样气派,真令人拍案叫绝。

  我们从东京去长崎的沿途,出席了各地举行的“送别棋会”,最后到达长崎,乘上了“上海丸”,一路乘风破浪驶向上海。船在浩荡的长江入海口逆流而上,由那时算起,抵达上海已是翌日的傍晚时刻了。  昭

  在上海的逗留预定为两个星期,是此行访问时间最长的地方。当地的富豪张谵如先生谈情款待了我们一行。船一进港,便看到众多的欢迎人群在岸上挥手跃动。许多令人想念、倍感亲切的面孔也夹在人群之中。最最令人吃惊的,是我看见了幼年教我汉文的老师——杨先生的身影。

  在上海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棋会,当年我生活在北京时与我常常竞争胜负的顾水如、刘昌华、雷博华等中国棋士们也幸会一堂。一阵寒暄之后,对局开始。由于那正是我们狂热地运用新布局奕棋的时期,因而我们投下的子都是高位。对此,中国的棋士们个个惊诧不已。

  我们还从上海去了苏州和太湖等地游玩。那天,我们乘游船随波浮荡在太湖,船上主客对弈、谈笑风生。听说大湖也有类似海盗一样的水寇,时常袭击游览船只。为了以防万一,我们的船也不敢大意地乱开。上海名菜繁多,我们此行真是口福不浅。遗憾的是我滴酒不沾,见到那“酒浸小蟹”,虽然馋涎欲滴,却只好逊谢了。记得还有一道菜是用活蹦乱跳的小虾沾着佐料汁生吞人口,更是别有一番风味。

  光阴似箭,我们在上海两周的逗留一晃而过。我们队张谵如先生处得到一千元的谢礼,接着向青岛继续旅行。

  到了青岛,我和木谷实二人决定去国分先生的府上打扰几日。国分先生那时正因脖子疼不能扭动,样子十分可怜。他向我们诉苦说,到处请医生来看过却总是不见好转。那时,木谷实在西园寺公毅先生去世文后,继续在他儿子西园寺公直先生那里作信徒。公直先生给别人治病时,常常将手掌按在病人的患处,白中念念有词,采用“神贴掌”的精神治疗法。我和木谷实原来也学过此法。于是,“给国分先生治一治脖子吧!”木谷实劝我用“神贴掌”治疗法。我虽然不愿轻易卖弄此法,但经不住木谷和国分二人夹攻,“那就试一下吧!”我被说服了,只得点头答应。

  “也许很不灵验,光靠这个谁也不晓得管用不管用。”我一边嘟嘟哝哝地说着,一边取出一块手帕,贴在国分的脖子上。将手贴放在手帕上的约有三分钟,就那样纹丝不动地使精神贯注一统,然后将手撤开。怎么样?只见国分的脖子顿时疼痛全消,彻底治好了。
  手到病除,国分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于是,我们受到了格外热情的款待。其实,我的妻子在遇到孩子肚子痛的时候,将掌贴在肚子上治疗,孩子的腹痛都曾一下子就治好过。用木谷实的话来解释,贴掌时,只要是将精神贯注一统,掌内便有静电传到患处从而达到治疗的目的。

  离开青岛,我们又踏上了去“满洲”的旅途。
  在“满洲”,于“康德帝”御前,我和木谷实每日用一个小时,下了三天的棋。由于当时我是五段,木谷是六段,所以对局我为黑先。,结果,我十二目胜,“满洲皇帝”观战时,曾拿出笔记本,认真地作了纪录。

  皇帝的侍从中有位徐先生。当年我住在北京时,曾让徐先生五子奕过棋。这次御前邂逅,真是他乡遇故知。当我问徐先生,觐见皇帝时该怎样称呼为好?徐先生告我说要称呼“皇上”。和木谷实的对局结束的那天下午,在皇宫御庭内抬出了桌子,决定由我和徐先生对奕。皇上随后也步出宫闱,前来观局。看到我的对手比较弱,便开金


入红 会


   船到天津的塘沽港,二哥吴炎前来接我。说是母亲十分担心,早已给他去了电报。我决定先到哥哥住的南开大学宿舍打搅几天。到了宿舍,安顿下来,我便立即委托哥哥设法将《庸报》社长李先生介绍给我。当时,二哥边在大学读书,边在庸报社做零工。

    据说李社长是个虔诚的红 信徒,一切新闻报导都放任让记者们去干,他只在自己的专栏里每天撰写有关红 会的解说或一些活动的报导。

    我向李社长恳求尽早赐教红 会教义,李先生愉快地答应了。从那天后,为了在李社长那里聆听教诲,我每日都去庸报社。

    可是,当时南开大学是抗日民族运动开展最热烈的地方。何况我来自敌国日本,仅此一点就会遭白眼,若不是与二哥一起形影不离的话,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遭到围攻与殴打。

    在这种处境下过了一周左右,我便离开大学宿舍,决定去烦扰二哥的朋友家。

    这样,我于昭和十年、二十一岁时在天津入了红 会。并迄今始终一贯地信仰红 会,现在,我已是日本红干会的元老会员,并得赐道名为吴碟灵。

    经常遇有各种各样的人请求我将红 会的宗旨简单说明一下。然而,事情并非那样容易。若是勉强地作潦草解释,容易招致误解。无论怎样通俗易懂地来阐述,也要写成厚厚的一本。但我还是想斗胆一一试,将红 会在此扼要介绍一下:
红十会布教之目的,在于领悟“解救他人,同时即解救自己”之真谛。大家都要互相帮助,从地球上消灭无益之争,实现世界和平,让人类得到解放。红 会认为:综观一切宗教的本源,存在着宇宙之神——“至圣先天老祖”。那稣、释迦、穆罕默德、孔子、老子等,都是为了救济人类而受至圣先天老祖派遣的圣人。世界上的五大宗教,追根溯源,都是同根同生的,根据对世界五大宗教宗旨的研究,可以寻到那个本源,红 会的真正目的,在于打破宗教界里的所有排他性,所以,世界上的一切宗教应该在同根同源的悟性上联合起来,从地球上消除各种无益之争,进而救济人类。正因为如此,红 会不存在“开山教祖”,无论哪种宗教的信徒都可以信仰和加入此教。
    书归正传,那时,我每天从热情相待的二哥的朋友家出来,到庸报社就一头扎进社长室,洗耳恭听李先生的教诲。

    然后去道院,从晚十点半开始打坐。为此,我和李先生二人每日形影不离地往来于道院。盘腿打坐乃修行之一。为何要在那个时辰进行?因那正值日夜变换时刻,也正是阴阳交替的时候。所以认为此刻的修行最有效果。

    有时我于10时前到达,有机会常和道院的干部们闲谈,或听讲有关红 会的事情。坐禅一结束,归程中再到报社歇歇脚,吃点稀饭后回家。回到二哥的朋友家时,每次都是夜里近12时左右。虽然如此晚归,但寄宿家的伯母也曾是个道教信徒,见我千里迢迢热忱求教,每次都和蔼可亲地开门迎候。

    当时的红  会非常严格,要想成为“修方”(正式的道院信徒),条件是必须有六位干部会员的介绍,并且要有百日以上的修行,我挚意成为修方,得到了六位干部介绍,为达到百日修行,每日往来于道院。

    天津一到十一月,叶落秋深,寒气袭人,身上亟需外套一件。可是,我赤手只身离开日本,并未带外套。不过,那时天津住着一位曾是旧军阀、后又从政界引退了的人,名叫藩复,他叫人给我做了件漂亮的大衣,真是雪中送炭。

    藩复先生引退后成为道教的信徒,当时他一家三十人住在天津,共有佣人六十人伺候他们的生活。过去有钱有势的家庭,佣人必须是家族人数的两倍,此乃一般常识。
    在藩复先生家里,时常有围棋迷们云集一处开棋会。我有幸得到他的知遇,便是从应邀参加棋会开始的。总之,在天津,藩复先生作为我最善良的理解者给我以慷慨援助。
    在中国,一般军阀等政治家引退后,走向信仰之路的人很多。就在我客居天津之时,听说孙传芳这位军阀政治家引退后也信了佛教。有一次他步出寺庙时,遭到一位二十岁左右女子的枪杀。孙传芳遇刺事件,原因只是那位小姐为报杀父之仇而已。

    再说我虔诚地进入百日修行之后,约莫过了一个月左右,开始接连几次收到濑越先生发来的电报——“速归!”原来日本方面觉得我孑然一身远在千里,应该早些回返。
    由于催我回东京的电报频传,我沉不住气只好请求将修行缩短为六十天。后来,六十天修行一完我就成为修方,拜得到“北极真经”一部,嗣后于十一月中旬,乘上了回日本的船。到达日本后,我打算在回东京的途中先去位于京都绫部的大本教本部拜访一次,希望能见到出口王仁三郎先生。为此,事先曾得到大本教天津支部的干部为我写的介绍信。可是,船一到下关,便接到濑越先生发来的“速回东京”的电报。接着又有通知说,十五日将在广岛举行棋会。我盘算着,那个棋会结束后,返程时再去大本教拜访亦不为迟。于是便马不停蹄地赶回东京。

    非常遗憾,我最终也未能实现得见大本教的出口王仁三郎先生。就在那个月的十日,我回到东京后不久,大本教遭到了大搜捕。大本教的干部全部被捕人狱,大本教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毫无疑问,风云突变的战争前夕,社会陷入了连宗教活动也没有自由的黑暗时代。


富士见疗养所


    回到日本,我再次一头扎进对局之中,每天一局接一局地应接不暇。
升为六段后,限用时间为十二小时的对局骤然增多,而且几乎都是两日制对局。两日制的第一天可以尽早封盘暂停,所以,第二天几乎都是昼夜拼杀。
木谷实最喜欢夜战,他在对局中,白天慢条斯理,一到夜间便猛地一下鼓起干劲,不战个通宵达旦决不收兵。我想,夜间也许情绪沉稳,可使注意力更加集中。怪不得后来我与他在镰仓进行“擂争十盘棋”的时候,他从白天起就要求将套窗关紧、点着电灯对局。那时,对局开始的时间早已事先走死,但午休可以自由地使用时间,和木谷实对局时,常常是第二天彻夜激战也不能终局,实际上一直是续战到第三天下午四时左右才见分晓。

   因为我体弱无力,连续不断的日夜激战,实在是一种痛苦的折磨。

   可是,当时的新闻棋战大部采用的擂台赛的形式,因此,越是获胜,对局就越是增加。特别是昭和十一年(1936年)夏天,在七、八两个月里,我不得不连续下了二日制的十七局,十七局可以说是每周平均两局。那时一局的艰辛,可以与当今两局相比。所以,局后只能休息一天,尔后又有对局恭候。这样,每周必有两天通宵达旦的搏斗。何况那时正值三伏盛夏,冷气设备还未诞生。

    据说林海峰九段一般在比赛场合也是每下一局体重减轻三公斤,而且需要三天才能复元。因我生来就很瘦弱,一次不可能减轻三公斤的。即使是这样,一局熬下来也要掉
一公斤以上的肉。但是在体重尚未恢复之际,又必须一头扎进下一局的拼杀中去,到最后,竟瘦到再无多余的肉可减的地步,顶多只有四十公斤了。

我在新闻四社联合举办的擂台战中,曾力拔十二将,可惜遇到第十三人前田陈尔的那一局时,连看一眼棋石都感到恶心,结果以二目之差败北。

到了九月,身体疲备不堪,一副病态,每天夜里发低烧。于是赶紧到神田骏河台的杏云堂医院去检查,结果才知道患了“肺浸润”。肺浸润在今天属于肺结核的一种。我小时候曾患过此病,这次是自然痊愈后的再次复发。

我这副病态根本无法下棋了。只得在秋季升段大赛时“休场”,于家中静养,母亲和濑越先生尤其焦虑,用不知从何处打听到的各种各样的疗法来劝我医治。

三个月过去后,血沉由最初的每小时二十毫米恢复到十一、二毫米,每天仍然发烧,但不很高,37.5度左右。看来似乎有好转。

病情虽然不再趋向恶化,却总也不见明显的好转。这副弱不禁风的样子到何时才能参加角逐,似乎一时难以指望。于是,当时担任日本棋院理事长的古岛一雄先生便积
极劝我住院治疗。

古岛先生曾担任过《万朝报》的主编,是绪方竹虎先生的前辈。古岛先生在信州的富士见高原有一座别墅,他与有名的结核病疗养所---富士见疗养所的院长正木先生交
谊深厚。

正木先生除了本职为医生外,还是个小说作家,笔名“不如丘”。丘即指孔子,不如丘即自愧弗如孔子的意思。“事到如今,还是多花些时间彻底治疗一下为好!”古岛
先生这样说,劝我去富士见疗养所住院。我曾几次应邀拜访过古岛先生的那座别墅,早就看上了富士见高原的景色,于是欣然同意。古岛先生就我住院之事当即委托正木先生,正木先生也愉快地表示接受,结果,我幸运地免费住院疗养,于昭和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前往富士见疗养所。

人人皆知,富士见高原在日本的高原中空气最清净,对结核病的疗养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据正木先生说,他在全国巡查一遍之后,得出富士见高原为最佳疗养地区的结论
后,才下决心在那里修建疗养所的。富士见疗养所还因为在久米正雄的小说《来自月亮的使者》中作为写作背景而十分有名。
住院的第一天就有人向我宣布:“安静第一”,“最初的两个月里必须进入全天卧床静养状态”,并且还被警告,“说话多了也不好!”
与今日相比,那时治疗结核的特效药一无所有。即使有也不过是防止食欲减退的消化剂等等。说起治疗方法,完全是依靠安静和高原的清净空气,让肺部被结核菌侵蚀
为空洞的地方,由滋生出来的膜儿像一堵混凝土的围墙那样将其包裹住,从而达到慢慢愈合的目的。
绝对安静的状态对一般健康的人可谓寂寞难熬之事;然而对我来讲,好不容易才从残酷的胜负世界中逃脱出来,难得能如此享受清闲的宝贵时光,因此,我毫无苦感。
我请人帮助安装了一个撑书器,大部分的安静时间都在读书中度过。那个撑书器使用方便,只要是头扭转的范围内,无论哪个位置上都可以撑起书来,自由自在地躺着阅
读。阅读的一页,可用撑书器上的金属夹子夹住,只要挪动一下夹子,就可继续翻开下一页。
住院时,我将幼时读过的书,从四书五经开始,到王阳明、程子、中江藤树、本居宜长等有关儒学、国家的书都细细地读了一遍:以红 教的论述为主的书也读了许多。吕祖全书等也是那个时期读的。
住院前夕,久原先生送给我一本生长家出版的《生命的真相》,劝我读一读。带着此书,一进疗养所的大门就开始阅读,谁知里面尽是记载依靠信心来治病等经验之谈。有一天,正木先生来查房,见我正在读此书,“读那样的书,能治病吗?”先生一间,我无言对答,慌忙将书合上,藏起不读了。记得那本书的主要内容是说不须请医生、光凭信心就可包治百病。

万万没有想到,享受了两个月的安静时光,我大有收获——彻底根治了自幼就有的老毛病——疝气。这是因为我每天躺着不动,腹内支撑小肠蠕动的腹膜完全长好,小肠下垂现象便不复存在了。这真使我喜出望外。
进入静养生活的两个月后,再也不发烧了,并可以洗澡淋浴及逐渐地增加日光浴的锻炼。日光浴是从晒足十五分钟开始,这样循序渐进地加强锻炼一个月后,允许每次全身晒一小时。
住院期间,来探视的人非常稀少,有一天,喜多文子先生光临。据先生说是拜访了富士见的老相识后顺便来看我。她还特意为我带来了仓田百三的《出家与作弟子》一
书,并有数册日莲宗及一休宗等宗教方面的书。如此厚待,对除了看书别无他求的我来说,真可谓雪中送炭。
记得当时喜多文子先生曾这样告诉我:“东京方面,由于时局异常骚乱,人人都谨慎小心,莫谈国事。就连我丈夫六平太的能乐教习也很少搞了。只有围棋,因为是无言之物,不会祸从口出。比起来,我倒是因外出教习增多而忙得不亦乐乎呢。”
将要入冬时,经允许我可以慢慢地散步。于是我今天串串病房,明天到附近转转,显得异常活跃。富士见高原的秋天景色非常迷人。极目远眺,一边像海一样,到处生长着芒草,金风拂荡,漫山遍野泛起阵阵白色的浪花。另一面是日本南阿尔卑斯山脉,座座峰峦头顶着初冬的白雪,默默无言地高耸入云。向北望去,八岳山挺拔险峻的山峰,像支支利剑刺破天空,干燥的空气,晴朗的蓝天,站立高处,冷飓飓的风迎面吹来,令人心旷神怡。脚个的这片沃土不禁常使人回想起养育我长大的北京风光。每当找独自出去散步,一想起能够从胜负场上那乌烟瘴气的日月里逃脱出来,不但对病身未抱任何不安,反倒暗自庆幸,我终于享受了生来未遇的安静与修闲。
新鲜的室外空气对我这种病是天然的最佳良药,因而疗养所规定,到了冬天也不允许将窗户关死。富士见高原一到严冬季节;夜里气温下降到零下十五、六度左右。连门
的金属把手都冻得冰凉,一不小心握住了,弄不好会粘掉一层皮下去。而我却只穿一件睡衣、仅盖一条薄被便度过一冬。身体确实受到了一番严格的锻炼。
记得那年初冬时节,濑越先生前来看我。他一进病房,觉得太冷,十分吃惊。于是劝我说:“如果禁受不住这里的寒冷,就提出来,千万别客气!”在伊豆也有个疗养地,四季如春,他可以介绍我到那里去住院。先生来时紧裹着外套,口中不住地喊:冷!冷!而我却若无其事地身穿一件睡衣。也许身体早已逐步适应了寒冷,因而并无那么冷的感觉吧。所以我对换个地方疗养之事丝毫也不考虑,对先生的深切关怀感谢一番后,便一口谢绝了。
后来,经允许我可以更自由地散步。于是就常到富士见车站附近去玩。
那时,由于“日华事变”,带来了不可避免的战争风云。日本各地到处都可见到为出征兵士们送别的场面。富士见车站亦不例外,每天都有一群一群的送行人拥挤在车站。那时,我一直盲目听信了“日中战争是为大东亚的和平而战”的日方宣传。然而我的心中还是不禁泛起阵阵杂乱的疑团。,每当看到送别出征的情景时,我总是久久地眺望,思绪万千。
就在疗养院内最大的一间病房墙上,贴着一张中国大陆的地图,患者们每天都将日本军进击的状况记录其上。他们在我的面前总是避而不谈,但我却清楚地知道,这间最
大的病房里,除了日本军进击而别无其他话题。
富上见疗养所里有许多病房,其中“白桦病栋”为最上等。那里常有各界名流往院疗养。我认识的有作家崛辰雄先生,政治家永田秀次郎先生的儿子永田亮一先生,画家曾宫一念先生,还有一位稀客——萨摩治八郎先生的夫人也在此疗养过。
据说萨摩先生是个出身亿万富翁家庭的纨绔子弟,他一辈子吃喝嫖赌、放荡不羁,将财产挥霍殆尽。夫人出院后不久,当时耗资三万日圆,在疗养所附近建造起一座豪华的别墅,打算一住不走了。可惜如此倾国倾城的美人,独自守着一座空房。丈夫在外花天酒地,似乎把她忘了。
在我的身体明显恢复后的一天,我和几个人结伴访问了那座豪华的别墅,并和那绝代佳人照了纪念像,可惜那些照片在战火中全被焚为灰尽。
结核病的疗程很长,疗养者需要有极大的耐心。这种病一般在疗养初期退烧很快,眼见着明显地好转。可是疗养到一定时候,“自感症状”虽然大大消失,但往往再也看不到有更明显的效果。
遇到这种状况时,丧失耐心而未能彻底疗养至康夏的人,有的吸烟、饮酒,有的偷跑出医院,于是造成病情再度恶化的不乏其例。年纪轻轻就因旧病复发而归天之人,在我身边也历历可数。记得富士见车站前面有一家“扒金库" (注:弹子游艺厅),一到夜里,常有一些病号从医院偷跑出来,在此寻乐和消磨时光。
我住的病房是“富士见病栋”,这里有许多《文艺春秋》社的社员和他们的关系户来往院。菊池宽先生的情妇也在此疗养过。
我隔壁的病房有一个比我晚一个月入院的人,名叫千叶。他也是《文艺春秋》社的社员。千叶住院期间最爱玩克郎球,邻近的克郎党徒们每天聚会,架起克郎球盘大订一
场。我也被卷了进去,而且越打越精湛,这个游戏后来逐渐在全疗养所风靡一时,由于大家越打越上瘾,惹得医生们不得不采取将克郎球盘没收入库的高压政策。
千叶是个非常有趣的人,住院期间和我交情最深。或许他过于年轻气盛,见自己的病情恢复缓慢,焦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后来又患了失眠症,异常苦恼。我见他时
常背地里吸烟,还偷偷地往眼药瓶里灌注威士忌,于无人处悄悄地一饮而尽。我出院后,他的病情仍无明显好转,终于成了不归之人。

昭和十三年六月,当我的病情有显著康复的结论后,接受了本因坊秀哉名人与木谷实七段的“名人引退棋”的解说之任。

这个“秀哉名人引退棋”,名副其实地成为秀哉名人最后的一盘棋。从六月二十六日于箱根开局,中途由于名人病情恶化,八月十四日弈至百手时便中断。然后过了三个
月,于十一月十八日于伊东再次交战,到了十二月四日才终于有了结果。实际上对局的天数共十五天,限用时间各为四十小时,成为载入棋史的一场重大对局,同时,这也是“世袭名人制”时代名人最后的一局。木谷为了此局,决定当年秋季升段大赛时“休场”,对其他的棋战一律挂起免战牌,在半年之间全力以赴地迎战秀哉的“引退棋”
这盘棋结果是木谷实黑先五目胜。此局乍看朴实无华,但却十分复杂。由于名人抱病对局,下完这盘棋后,大约过了一年,于昭和十五年一月十八日,不幸告别了他那叱
咤风云的棋士生涯。
这盘引退棋的观战记者由川端康成担当。数年后,他将观战记汇写成一部小说《名人》。在川端先生的作品中被称为名作的《名人》,令人百读不厌,千古流芳。
对我来说,于病中担任如此重大对局的解说,无疑是副重担。虽然疗养所的医生嘱咐过,不许我过于勉强地工作,但一想到重大对局之中怎能允许有错误的解说,于是,我便叫人将研究用的袖珍型棋盘与棋石送到病房里。需要研究的棋谱每周由每日新闻社的责任记者鸿原先生亲自带来,由我看过之后加以解说。可是,到了中盘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冷不防地让我看谱,要作出漂亮的解说实在是有些强求。不过,话虽如此,我还是不能马马虎虎、敷衍了事。左思右想,不得不在夜深入静之时,偷偷地展开棋谱,反复揣摩名人秀哉和木谷实的真意所在。
川端先生作为观战记的执笔人,真是费尽了心血。有一次,他说:“我想看看吴六段是。怎样作解说的。”于是,特意和鸿原先生一起到疗养所来看我。

自我住院以来,已有一年零三个月的光景,昭和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我出了院。那正是因名人住院治疗、名人的引退对局不得不中断的时候。

在我往院期间,除了名人引退棋以外,我还接受了朝日新闻刊登升段大赛实战谱的解说之任。这件差使,也许是懒越先生见我病情好转、怕我收入减少而特殊关照给我的。为此,朝日新闻的责任记者胡桃先生每周都到疗养所来取我写的解说稿。

即将顺利地出院之时,按照朝日新闻社的计划,为了观察一下我身体恢复的情况,决定让我与藤泽库之助四段下一盘“试验对局”。限用时间各为四小时,结束后,再用调光给我作一下透视检查。对局后检查的结果是:不可勉强,必须让身体一点儿一点儿地逐渐适应对局。

出院后,我立即出场于当年的秋季升段大赛,然而由于身体尚未彻底恢复,结果成绩为:三胜三败一平。


忆川端康成先生

 

    出院后,从翌年的二月到三月之间,我与木谷实进行了三番棋的对局。这次对局是东京日日新闻的计划之一,观战记者仍然是川端康成。

    由于我出院不久,竞技状况不十分良好,因而吃了个二连败,退下阵来。然而在第一局和第二局的中间休息时,和川端夫妇同去伊豆旅行,给我留下了美好难忘的回忆。在富士见住院疗养时,我和同病房的安田善一先生结为知交,那次旅行是应他的邀请而去。那时我了解到,安田先生就是位于伊豆下贺茂的旅馆——伊古奈饭店总经理的儿子,当时伊古奈饭店经过重修,改造成规模宏大、富丽堂皇的大饭店,十分有名。

    安田的父亲——安田总经理也是川端康成的小说迷。趁着饭店重修落成的大庆之机,开口说一定要请川端康成来往几天。这样,川端夫妇和我加上安田共四人,兴致勃勃地谈好去下贺茂旅行。动身时,已是大地回暖、河水湍流,春天的气息开始飘荡在原野上。早春二月末,眼前一派鸟语花香的迷人景象。

    我们一行先在修善寺投宿了一夜后,被汽车在下田街宿卜颤簸了一程,然后从下田乘出租车抵达下贺茂。著名的伊古奈饭店是茶室式的建筑,景色幽雅。尤其是周围的
树木嫩芽初萌,一片新绿,十分耀眼。翌日,带上饭盒,川端夫妇与安田及我四人同去妻良。子浦等地徒步旅行,我们沐浴在早春明媚的阳光里,信步在海边小路或芒草原野上,无忧无虑地尽情欣赏着和平宁静的景色。

    到了夜里,温泉戏水之后,常去川端的房间里畅谈到深夜。我们的话题从宗教到围棋,海阔天空。还记得,当时仿佛尽是我一个人口若悬河地高谈阔论。回顾我为四段、在国民新闻主办的与秀哉名人下让二子局之时,川端康成就曾担当过观战记者。我们的交情从那时开始,真是缘分非浅。
川端康成对“美”有根深的研究,是位有细致观察力的天才作家,因他作文章反复推敲、追求尽善尽美,,如同制作艺术品一样,所以经常延误交稿期。战后,为了写《吴清源棋谈》,他投宿于箱根仙石原的表石阁,用了三天的时间到我那里采访。记得,出版社的编辑因与川端的约稿到期,为了使延误的稿子尽快到手,不得不派人一直尾随于他的身后。

    读卖新闻社主办的棋战常常在“福田家旅馆”进行,川端康成作为观战记者也常常在福田家眠宿和写稿,那里有个侍女经常侍侯他,名叫“雪姑娘”,川端十分喜欢,后来,川端一到,雪姑娘就成了他的“专属侍者”了,据雪姑娘说,“川端先生非常喜爱收集艺术品,一有闲暇便去逛古玩店。
    川端康成和我都很瘦,我对此并无所谓,可是川端似乎十分介意。他好像十分羡慕丰满型的人,特别喜欢丰满的女性,难怪他选择的妻子就是一个胖乎乎的美人。在伊古  奈饭店时,我们一同洗温泉,几乎互相估摸了对方的体重,不过谁也没有说准,我俩都不足四十五公斤。因此,,川端康成笑嘻嘻他说:“不管谁先达到了四十五公斤,都必须请客庆祝一番!”

    战后,此事我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没想到川端康成却牢牢记着。一打听到我的体重已经超过了四十五公斤,“喂!你不请我客可不行啊!”川端冷不防地摆出了一副认真的面孔咄咄逼人地向我“讨债”,当时还真吓了我一跳。


白刃格斗——擂争十盘棋


    世人皆知,“擂争十盘棋”如同武士真刀实剑的战斗一样,两雄争霸,必有一伤,实在是一种极端残酷的对局。若有一方被击败,本应为平等待遇的胜者一方,便会截然分明地比对方在棋力上拉开高出一段左右的等级差。嗣后,败者是再也不能与胜者平摆地对局了。(擂争十盘棋过去称为争棋,有十盘,也有二十盘,甚至更多盘。一般在净胜局上每领先四局者,称为多胜一筹,交手棋份立即提高一格——译注)一旦被人降服,就会身败名裂,如果不能东山再起、重霸擂台,其结局只能是从棋界的第一把交椅上跌落下来,永远被人们遗忘和抛弃。实际上,重整旗鼓、再次争霸的机会微乎其微,因此,“擂争十盘棋”可说是一场悬崖上的决斗。特别是在争夺棋界第一把交椅的擂争胜负中,一方面,胜者名扬四海、誉满天下;另一方面,败者一蹶不振、棋士生命就此断送。这也是“十盘棋”给职业棋手带来的无情命运。
    自古以来,为了决定棋界“第一人者”的地位——名人棋所,大都是只凭一次擂争十盘棋或二十盘棋的对局便评功定爵。因此,任何对局者都会强烈感到:成败在此一举!不得不舍生忘死地在棋盘上展开决斗。这绝非危言耸听之谈。人人皆知,在江户时代的本因坊、安井、并上、林这四大棋家之间,为了争夺“名人棋所”的宝座而进行的擂争胜负,从来都充满着残酷的血腥味道。

    正保年间,第二世本因坊算悦与安井算知为争夺名人棋所的宝座而进行的擂争胜负,双方都舍出性命来作赌注,费时九年的期间里却只下了六盘棋,而且最后不分高低,毫无结果。到了宽文年问,第三世本因坊道悦为报师仇,向当时已当上名人棋所的安井算知挑战,发誓与他擂争六十番胜负。“倘若败下,将受到流放远岛的刑罚”——道悦就是在幕府这样的威胁之下冒死格斗了十二盘,终于遥遥领先、占据了上风。更有悲壮之例:元文年间,第七世本因坊秀伯与井上因硕的“争棋”中,弈至第八局结束时,秀伯口吐鲜血,英勇地倒下。争棋只得中止。另外,天保年间,向第二世本因坊丈和名人挑战的井上家的赤星因彻,败局之后也吐血不止而倒下。可惜一代超逸之才死不瞑目,生命的火花刚刚闪烁了二十六个春秋就磕然熄灭了。再有,第十四世本因坊秀和与幻庵因硕的二十番棋,第一局就费时九天,这期间因硕曾经两度吐血,冒死搏杀。如此壮烈绝顶的擂争对局,其例真是不胜枚举。

    举近代之例:明治时期有个水谷缝次,在与高桥忤三郎进行擂争胜负之后,可怜一命呜呼,气断身亡,昭和初期,日本棋院的铃木为次郎先生与棋正社的野泽竹朝七段,人称“宿命的敌手”。他们的擂争十盘棋的激烈场面,人们至今记忆犹新。

    根据弈棋者双方的段位差而决定不同的“交手棋份”(如互先、先互先、定先、让   
子等——译者),以及一直沿用擂争胜负的对局形式,这些惯例在棋界早已自行消亡了。其消亡开始于本因坊秀哉名人的引退、世袭名人制度被废止的时期。从此,一切棋战的称号都根据“名衔制”而定。可以说,这种巨大的变迁,若是从四百多年的日本围棋史的长河来看,不过是沧海一粟,一朝一夕的变化而已。

    对我来讲,所经历过的“擂争十盘棋”本质上与昔日的擂争胜负毫无区别,同样是以棋士生命来孤注一掷、冒身败名裂之危险的“争棋”。尤其是战后,我作为读卖新闻社的一张王牌,独霸擂台,打了十多年的“十盘棋”。我的处境若称为悬崖上的决斗可谓名副其实。这并非有任何言过之处,因为那时我早已失去了日本棋院的支持,只得独闯天下,因此,一旦被别人击败,吴清源的身价将一落千丈,他的棋迷们也会大夫所望。毫无疑问,这意味着我的棋士生命将就此结束。

    特别应当说明,擂争十盘棋这种白刃格斗决胜负的形式,若不是身临其境地去尝试着下一下,断然体会不出那种恐怖的滋味。看起来,因那种血刃决斗式的对局已然灭绝而值得当今的棋士们庆幸。现在的各种名衔战,即使是败北一两次也无妨,既无损于名誉,又不会引起交手棋份的改变,而且还存在许多次挑战的机会。另外,名衔非常之多,对谁是第一强,无人公正地来“排座次”。对于棋士来讲,当今的棋战是只加不减、只升不降的各种头衔制的比赛而已。
    我绝非嗜好此道才去下擂争十盘棋的。从昭和十四年(1939)的“镰仓十盘棋”开始,到昭和三十年(1955)与高川本因坊大战为止,我面对当代所有的最强者,实际上与这些对手轮番决斗了十回,下了近百局的“十盘棋”。因此,难怪人们在我的名字上又贴了个标签,送我个绰号为“十盘棋的吴清源”。

    十分幸运的是:在所有的擂争十盘棋中,除了与藤泽库之助六段(注:当时吴为八段)“定先”(注:藤泽始终执黑)的十盘棋之外,在所有“分先”的十盘棋中,我将所有对手全部降服于脚下。总之,能将与我旗鼓相当的强敌轮番击败,我想只能解释为福星高照。或者可以这样说:我常常受到司掌胜负之神的青睐。

    长时期作为观战记者、经常在十盘棋对局场采访的读卖新闻社的山田虎吉先生,在他的《吴清源擂争十盘棋全集》第一卷中这样写道:

    “事实证明,当时再也没有像这种擂争十盘棋那样令人恐怖的了。因为无论如何,盼望已久的‘谁是日本第一强’即将揭晓,天下亿万人的眼光当然全都集中到这两个最高擂台上的人身上。这两人无疑都将名誉地位、身家性命全部孤注一掷地押在擂争之中,谁都必须殊死地决斗到底。就连观众也会替他们捏出一把汗,心情也会随着那棋石的落盘声而激动万分、惊叹不止。若将现在定型了的对局形式——各种名衔战的‘七盘胜负’来举例,在使观众时而振奋、时而惊叹这一点上,可以说与‘十盘棋’相比简直是望尘莫及。这样说,其恐怖意味完全可以使读者理解了吧!”

    “然而,万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人们常常在饭后茶余闲谈的‘十盘棋’,要想取胜是何等地艰难。更何况在历经多年、参加多次擂争十盘棋的棋士中,唯有一人连胜不败,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吴清源!真可谓百战沙场,九死一生,非同凡响。在这个十盘棋的最高擂台上,代表当代之精华的人物——木谷实、藤泽库之助(朋斋)、岩本熏、桥本宇太郎、坂田荣男、高川格等,他们轮番抖擞精神,个个施展绝技,大显不凡身手。然而,吴清源面对这些虎狼之将,高屋建瓴,百战不殆。他不仅全都战胜对方一筹,而且有时打得对方的交手棋份不只出现一段之差,还出现过二段之差。这怎能不令人拍案称绝!此乃日本围棋史无前例的壮举。并且,由于十盘棋的决斗名副其实地酿成‘争霸日本第一’的一场大战,所以它显示出无比残酷和惊险的特点。在这一系列生死攸关的连续较量中,吴清源竟然不遗一尘、无咎无愧地参天而立,真是应当重彩浓墨地大书特书一番!”

    山田虎吉先生如此不惜溢美之词,敝人实在难当。但今日回想起来,擂争十盘胜负这种残酷的对局,毕竟在长达十五年以上的艰苦岁月中反复不断地进行,况且唯一连胜到底的幸存者,万万没想到竟然是我!这怎能不使人感慨


镰仓十盘棋


    昭和十四年(1939)九月,我最初经历的擂争十盘棋拉开了战幕——与木谷实七段进行擂争十盘棋的第一局。由于这次十盘棋的对局场选在镰仓的寺院,因此,便被称作为“镰仓十盘棋”。

  其实,认真说起来,在镰仓十盘棋之前我和木谷实已经下过一次十盘棋了。那是我还未满二十岁、木谷实也刚刚三十出头弈欲颠狂的时期。当时我们联手成为棋坛新锐,被人同称为“花形棋士”,十分活跃。不过那一次的十盘棋因木谷实中途晋升为六段,交手棋份突然改变,不得不在三胜三败时中止。但对我来讲好像昨日的事一样。特别是在建长寺下的第一局,我俩当时倡导的新布局崭露头角,使天下棋迷耳目一新,成为举世瞩目的一局。另外,昭和八年我对本因坊秀哉名人运用新布局抗争的一局(三三、星、天元之局——译者),同样是誉满天下、令人难忘的。

  首先叙述一下镰仓十盘棋决定的经过。

  昭和十四年,日本棋界的棋士升段大赛制度经历了重大改革。由于那时的升段规定过于苛刻,若成绩一般,即使是苦战十年也难得晋升一段,因而造成棋士间焦躁和不满的情绪日益高涨。对此,日本棋界不得不对升段规定作适当放宽的改革。那时棋坛状况是这样:在秀哉名人引退之后,八段位上空无一人,七段成为最高段。除了铃木、獭越、加藤三长老以外,比较年轻的棋士只剩下木谷实一人了。

  段位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废除在同段位中分甲组、乙组以及因此产生的级差。另外,采用了“权宜升段规定”。这个规定将过去的“升段大赛成绩未达到平均分数为七十分以上者不准升段”改为“在昭和十四年与十五年里,平均分数达到六十五分以上者即可升段”。

  这一年春天的升段大赛一结束,我便作为享受权宜升段规定恩惠的第一号而晋升为七段,再次与木谷实段位平等、并肩起坐了。

  我与木谷实的多次对局,早在数年前就作为“明星节目”被搬上舞台。为此,各大新闻社都争先恐后地相继将我们的对局纳入计划。例如:时事新报社主办的仅打到第六局便中止了的十盘棋;读卖新闻社主办的七盘棋;每日新闻社主办的三盘棋等等。总的来看,以上的对局双方胜败是平分秋色。如此景况之中,我俩作为当时的最高段——七段而并驾齐驱、难分轩轾,这样一来,秀哉名人引退后的日本棋界最强者是谁?无形中,木谷实与我的对局作为决定最强者之战更加名副其实地成为“最佳节目”。

  谁来主办这个最受欢迎的节目——木谷、吴的决斗?这无论对哪一家新闻社来讲都事关重大。那时,读卖新闻社慧眼识到擂争制对局的严酷性,于是与日本棋院缔结了一项契约,将所有的擂争制对局由该社一手垄断起来,木谷实获悉此事后,有一次与读卖新闻社的围棋责任记者饮茶闲谈中,曾表示“愿与吴清源一争胜负,打它几十盘也行!”

  读卖新闻社喜出望外,趁木谷实话音未绝便急速地作出木谷与我擂争十盘棋的计划。当时的对局费也是每局每人高达七百日元。那时节普通的对局费按行情是每局两人共三百日元左右,我们的对局费可真是慷慨破格。其实我对金钱之事从来都算不清账,对自己的钱囊到底有多重也从未掂量过。毫无例外,那时的一切都托付日本棋院的八幡干事与木谷实去商定,据木谷实讲,对局费中有四成被日本棋院预先克扣了。
此次十盘棋对局的条件还有:决定以擂争胜负的方式。有一方净胜局上领先四局即改变一次交手棋份;限用时间各为十三小时 ,三日终局制;对局期间采用“同馆食宿、闭门封棋”的方式进行。

  在对局场的选择上,鉴于必须是与擂争十盘棋这种白刃格斗色彩相符的擂台,为了始终保持庄严肃穆的气氛,决走主要选用坐落在镰仓的建长寺、圆觉寺、鹤冈八幡宫。第一局于九月二十八日起费时三天在建长寺的禅房里对局。当时的住宿地点是靠近由比滨的镰仓海滨饭店。
  猜棋结果是木谷实执黑。木谷实从他与本因坊秀哉名人下引退棋时开始,形成了“以新布局为主、重视取势、投石高位”的棋风。不料此局木谷实突然棋风一转,改为“投石低位、坚实占地”的策略。当牢固地占地之后,奔至中盘便猛然打入对方的阵势中去。因此,在我与木谷实的对局中,围绕打入的子而展开绞杀的场面屡见不鲜。此局也同样,黑棋首先抵投取地,然后近中盘时在白模样中打入,不过在黑棋牢固占地的功夫,白棋早已捷足先登地伸张开模样的大网。结果,第一天给人的印象是黑棋稍稍落后。
  第二天,黑棋果然打入白模样中,双方短兵相接。然而打入虽然可望得手,但整个盘面对黑棋来讲仍无根本好转,黑棋陷入苦战的印象难以消除。从黑棋第77手开始进入对局的第三天,绞杀的态势更加扩大,双方都相继遇到了局部战术的关键地方。只见木谷实一手又一手地冥思苦恩,一阵又一阵地反复推敲。局后一查记录,黑棋的思考时间:第95手用了52分钟,第97手用了65分钟,第101手用了55、分钟。可见木谷实长考留下的脚印真是既深且长。

  我的第120手,本来是想赚取小小的两目而伸腿,谁知竟是个失着。后来落了个被黑 棋猛烈反击的苦果,造成一个大劫,把我逼上梁山。此时,木谷实也好我也好,全部舍生忘死地拼了。后来第157手时,没想到木谷实在左上角打了”一手劫棋后,突然在盘侧倒下。当时的观战记者三崛将先生描写了这个场面。文章略长,恕我全文引用:
  此次对局纯属真刀实剑的血战,,棋手双方无时不在殊死拼杀。这种赌命于擂台的决斗,即刻成为铭记昭和棋史的一场大战。激战到了最后一天的深夜,对局场上展现出一一片阴气袭人、满地月色凄凉的景象。

  只见木谷六段的黑棋打下第157手后,顿时鲜血从鼻孔中流出。敝人当然不解,盘前竟如此令人呕心沥血!于是,房内纸隔扇和玻璃门急忙被打开。建长寺对面的山上
吹来一股股寒冷的夜风,在寺院中的禅房四角飕飕地回荡,仿佛要将这里的一切都冻结凝固似的。

  走廊里,限用时间已所剩无几的木谷七段,闷闷不乐地躺倒着,头上不停地用毛巾冷敷,并不时地叫喊:“对方考虑的时候,我也想去看看!”于是,一时拦挡不住,他便强打硬撑地坐到棋盘前,不过只听他说了句“不行!”,便又踉踉跄跄地回到走廊躺下。当时,对局场上人们四处乱窜,犹如热锅上的蚂蚁。然而抬头望去,昏暗的走廊对面的山上,早已是风平月明,株株苍杉在漆黑的夜色中已然纹丝不动地静下来了。
  禅房里,明亮的灯光下,表情严厉的吴七段正在长考,仿佛刚才的骚乱他全都置若罔闻。不!也许噪音根本就未曾入耳。在30分钟之内,他正襟危坐,纹丝不动。突然,他抬起头面向天井,双目向极高处眺望,但心神却仍然贯注于盘面。刚才的骚乱发生以来,吴氏始终一言不发。自黑棋第157手打下后,惊慌失措的人们,水呀、药呀的喊个不停。然而噪音对他毫无干扰,吴氏就这样默默思考着度过了30分钟。真是寸心不乱!

  “吴先生,怎么样,休息一会儿好吗?”日本棋院的八幡干事伺机搭话问道。当然,八幡先生的用意很明显,若是吴氏此时将下一手打下,那么限用时间仅剩9分钟的木谷氏将陷入苦境,可以这样说,若是吴氏一石落下,然后再用30分钟、或1个小时来休息的话,就等于赐给时间窘迫的木谷氏以额外的缓兵之暇,此事便显得不公平了。正因为如此,八幡先生才考虑趁现在吴氏未投之际先休息一下。

  吴氏慢吞吞地看了看左腕上的表,答道:“快点儿下吧,可以早些结束。”说完,吴七段终于决然脱离思索,扬起脸向走廊那边问道:“木谷先生,怎么样?休息一下好吗?我这一手马上就要下啦。”
  话音落下后,禅房内鸦雀无声,沉默中又过了几分钟。后来,脸色不佳的木谷七段,用湿手巾将头缠住,步履蹒跚地从走廊处走出来。于此同时,吴七段第158手打下,将这个大劫彻底地收拾了。

  “休息吗?”木谷七段问。
  “休息吧。”吴七段额首应道。
  于是,休战20分钟。

  吴七段在侧室里继续饮茶休息。木谷七段仍要冷敷头部,便低着脑袋,摇晃着走向大彻堂,在黑暗中消失。随后,高桥四段悄悄地给我看了四个字:“胜负不明……”
(引自《吴清源擂争十盘棋全集)第一卷)

  嗣后,这篇观战记事害得我大难临头,有苦难言。其实,木谷实倒下之时我根本就没有察觉是因为出鼻血。我觉得很可能是由于当时的棋势非常微细,而且黑棋始终陷于苦战之中,后来因我出现失着而局面骤然间好转,于是他大大松了口气,紧接着便引起了贫血而倒下。我为什么这样想呢?因为木谷实在对局时,只要是疲劳过度,就常常引起贫血。以前他在和桥本的对局中,木谷实就曾因贫血倒下,因而不得不休息30分钟。据桥本说,当时那盘棋已进入收官阶段,木谷实就是利用了那三十分钟的休息时间,一边躺着一边在头脑中的棋盘上计算如何收官,而且他自称:充分计算的结果是自己一目胜。

  分析一下当时的实际情况,应该说我这里不但没有余暇去分心照应木谷实,实在是早已自顾不暇了。由于我的失着,本来自信为优势的局面,顷刻之间转变为胜负不明。我自身血压剧升,鲜血几乎快从天灵盖上喷出了。由于我只顾绞尽脑汁地思考,所以周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与其说是没有印象,其实根本未映入眼帘。可以说,在这么重大的对局中,遇到黑白棋石拥挤成一团、临近终盘尚且优劣不明的局面时,作为棋士,谁都会冒粉身碎骨之险,毫不弛心旁骛地投入战斗。因此,此时此刻岂能一心二用,焉有替对方的竞技状态而担扰的余暇。总之,血战的双方从始至终在盘上将自己的棋石与对方的棋石紧紧咬住,只要盘面上这种僵持的棋石不消失,恐怕谁也不会去介意对局者处于何等状态。再者,观战记者中“木谷七段闷闷不乐地躺倒着”一句,委实是大肆夸张的描写。实际上应说明木谷实是躺在长椅子上的。而这篇报导无疑给广大读者造成了“木谷实痛苦难堪”的不良印象。
  休息后再战,进入收大官子,在第184手我再次出现失着。黑棋终于转为优势,如此打下去的话,局势发展将是黑棋多二、三目。可惜胜利在望的关键时刻,第193手木谷实也出现了失着,我再次抓住胜机,挑起劫争,终于实现了逆转,白棋获二目胜。这就是我近百局的擂争十盘棋中的第一局,是一场从始至终苦战不休的胜负大较量。

  昭和十四年,正是“满洲事件”后,不宣而战的日中战争早已陷入了更加扩大的深渊,日本国内也处于“国粹思想”笼罩全社会的时期。宣传机构都大肆宣扬日本民族在亚洲的“优越性”。于此相反,他们将中国人蔑称为“支那人”甚至辱骂为“狗窟子”。霎时间“支那人愚蠢”等恶语中伤如阴云弥漫,嘲笑中国人的报导、文章等,不但是报纸,就连少年杂志也连篇累赎。

  在如,此蔑视中国人的风浪中,如前所述的观战记事登载见报,顿时引起了读者巨大的反响。“当木谷七段鼻血流出、异常痛苦之时,你却佯作不知,只顾继续下棋,这简直太残忍了。你为什么不马上休息一下?你为什么不能说几句照顾的话?你简直是个不懂‘武士侠义’、惨无人道的赌棍!”顿时,新闻社那里对我如此非难的阵阵咒骂犹如一群黄蜂纷飞沓至。

  若允许我说两句的话,我认为那些对我非难的人只能说是对围棋的“白刃格斗”一窍不通。我与木谷在棋盘上演出的是一幕决斗悲剧,木谷实要决一死战,我也只得冒死相拼,而且必须强调的一点是:是否休息,只能由公证人八幡干事来决定,我毫无权力。职业棋士们到底与众不同,不但棋士中间无一人说我残忍,木谷实本人也因读者那般骚动而感到十分为难。
  但事件还是越发严重,竟然发展到连恐吓信都投进家中。我将那些恐吓信拿到濑越先生那里,本来就事事爱操心的先生看到后,更加为我担扰。后来,先生立即去找安永先生商量,安永先生答道:“吴先生若是胜了这十盘棋,恐怕有丧命的危险。”于是对这个十盘棋是否应该中止,濑越先生一时进退维谷,大伤脑筋。最后,先生毅然决定对局继续进行,并热情激励我说:“即使丧失了宝贵的生命,身为棋手,死于盘上,也应心甘情愿、在所不辞。振作起来继续打下去吧!”

  这次事件中,还发生过有人向我家扔石头的不愉快事情。由于濑越先生既是招我来日本的,又是劝我继续对局的人,他既负有保护我的安全之使命,还必须承担让我冒险之责任。无疑,那阵子先生左右为难,朝夕喊苦。

  不过,可能由于我生来就遇事满不在乎,对此事件并非那样耿耿于怀,我若因此而过多伤感,在那么艰苦的对局中就绝不会取胜。我认为:我能超脱民族与国境的界限,能保持镇静、临危不乱地奋战到底,这全都归结于我的信仰。
  战后听说大宅壮一氏曾以这次对局为例,写了一篇以“中国人是残酷的民族”为主旨的文章载于杂志。看过那篇论文的华侨同胞们个个义愤填膺,纷纷指责在大陆上到处烧杀掠夺的日本军,他们才应该称为惨无人道!对我来讲,我不但无法承认自己狠毒不仁,而且更不能容忍任何人随便指责全体中国人。这只能给我留下非常不愉快的回忆。
  镰仓七盘棋期间,除了第一局以外,还有许多值得回顾的往事。昭和十五年(1940)六月,在圆觉寺下的第四局,是继我二胜一败之后,可以左右这次十盘棋结果的重大对局。那一局我执黑棋,因走棋过分而作茧自缚,陷入苦战。收大官子时,我在必争点上打出了一手逆收官棋,苦站到底终于多了一目。因此,我三胜一败,终于拿下了这确保我有利的重要的一局。

  舍命争夺的第六局,于昭和十五年十月再次在圆觉寺举行。对局场选在寺内归源院中茶室式的小书院,那里四周翠绿如屏,景致十分雅静。

  第六局之前,我顺从广大棋迷的要求,将“吴泉”这个名字再次恢复为“吴清源”。户籍上我依旧称吴泉,吴清源如同笔名一样。木谷实失落了第五局之后,将爱惜多年的长发一剪子断去,变成和尚头。在仅剩一城(再输掉一局就要被迫降低一格即改变交手棋份——译者)之际,以表示他将重整旗鼓、破釜沉舟之决心。我从来都是光头,我俩在禅房对局时,简直如同两个禅僧一样,双双不禁掩口而笑。总之,第六局我也幸运地获胜,五胜一败,终于将木谷实击退到“改交手棋份为先相先”的位置上去了。

  第七局,于昭和十五年末开始到昭和十六年的正月初为止,在鹤冈八幡宫对局。当时,针对我向上连扳两手,木谷实来了个向上连扳三手的应着。记录员见此大惊,不小心将桌上的红墨水瓶弄翻,溅洒到塌榻米上,霎时间绽开了朵朵红花。记录员荻原佐知子初段本是喜多文子先生的家传弟子,作为“名记录员”向来评价很高。可惜,昭和二十年三月在东京下叮遇到大空袭时丧失了年轻的性命。

  这一局,进入收大官子时仍然短兵相接,胜负不明。由于我在第六局已将木谷实击退了一步,心情多少松弛了一些。加上此局第三天晚餐时,饭香菜美,胃口大开,忘却了对局时应节食之事,结果像平素一样大吃大嚼了一顿。再次开局后,满腹发胀,招来作祟之祸,不久便在第170手打了个失着,一团大棋被吃掉,好端端的棋让我失落了。

  到镰仓十盘棋的第六局,我以五胜一负多胜一筹;第七局之后的战绩为一胜三败,败多胜少暂且落后。回想与其他人的十盘棋,我也常常是多胜一筹后,大意失荆州,优势之棋多被失落。我亦觉得,只要是第一局,我从来都发誓死斗。这说明我对胜负的执著之心向来是虎头蛇尾、日趋淡薄的。不容置疑,要想在胜负之争中连胜不败、独霸擂台


,就需要对取胜抱有一种强烈的倔强心。而我,一旦对取胜变得清心寡味,那么对局时不知为何对手也变得不露破绽;相反,若对胜负之争充满信心,那么顿时会产生一种神奇的精神力量,将对手迷惑以致诱其误出失着。

  总之,围棋是两人共同创造的一种艺术。同时应当毫不含糊地指出,围棋完全是为了取胜才引起相互残杀。围棋是不折不扣的胜负世界,除了要求常胜不败之外别无他求。说到底,不获胜就无人承认它的巨大价值。热心敦促,难产的本因坊战终于在众人努力下而实现了。昭和十四年,第一期本因坊战拉开了序幕。
    第一期本因坊战预选赛经过了两年时间,刚好在我和木谷实的镰仓十盘棋的同时举行。现将当年的本因坊战从预选赛开始到最后决赛为止的复杂程序说明一下:第一阶段,从四段阵营中的低段者开始展开预选赛,然后出线者与高段者,包括七段的全体参加,从中选出八名挑战者候补。第二阶段,在这八名候补挑战战者中反复进行四次淘汰赛,每次淘汰赛的优胜者积五分,以下人的积分依次递减;根据四次淘汰赛总积分的高低按顺序排出成绩表。最后阶段,”在总分第一位与第二位之间进行六盘胜负的决战,从而决出第一期本因坊。
    我在四次淘汰赛中的成绩是:一回优胜,一回为二等,还有两回是初战即溃。其实八人之中我的胜率本来较高,可惜由于积分的关系只好退居第三位,因此不能在挑战者决战中出场。第一位是关山利一六段,第二位是加藤信七段,在这二者之间进行了“本因坊决定六局胜负”。但由于决战结果是三胜三败,打了个平手,因而第一期本因坊便由预选赛中总积分为第一位的关山六段获得。昭和十六年(一九四一) 九月,关山六段晋升七段,同时改称号为“本因坊关山利仙”。
    第二期本因坊战的预选赛,在第一期本因坊决出的昭和十六年便已拉开了战幕。可惜由于十盘棋、结婚、宗教上的问题等事情堆积如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因而战绩不佳。结果是桥本宇太郎获优胜。他和关山本因坊的挑战局于昭和十六年五月开始。第一局桥本胜;七月打了第二局,然而因中途六十六手时关山本因坊昏倒在地,旧病复发,其后的对局无法继续下去。因此,本因坊决定在卫冕战中弃权,将本因坊称号奉还给日本棋院。后来,见到关山本因坊不能对局,他的大弟子、年轻棋士尾原武雄趁机挺身而出,向棋院请求:“让我代替师傅来打吧!”当然,此事被棋院一口拒绝了。总之,替师出征的尾原先生,他青年时代血气方刚的性格,给人们留下了至今难忘的印象。
    后来,鉴于关山七段已将本因坊称号奉还,第二期本因坊便由桥本宇太郎就任。他改称号为“本因坊桥本昭宇”。
    第三期本因坊战的方式有些改变,到了最终预选淘汰赛时,分成了八人一组,共四组来进行;各组的优胜者再组成四人循环战,优胜者获得向桥本本因坊挑战权。
    最终预选淘汰赛的举行于昭和十九年,正值太平洋战争战局紧张,日本国土上空敌机频繁骚扰。在这次淘汰赛上我连胜出线,再于十一月分组赛中胜了濑越先生,获得了四人参加的“挑战者循环赛”的出场资格。
    可是,当时的形势是战场上频频告急、粮食供应非常困难。大家为了免遭空袭,都打算立即离开东京。日本棋院那里能安心于棋赛的棋士日趋减少,整个棋院呈现出一片麻痹状态。虽然每日奔向棋院打听,但何时、何处对局等事情无人掌握。整个棋院都是见势不妙,走为上策。特别是桥本宇太郎等人,本来就是临时进京到棋院参加比赛的,为了随时能返回大阪宝家,每次来棋院,都捆打好小包裹,一副整装待发的模样。
    那时我因无法填饱肚子,落了个慢性营养失调。说起配给来,大米根本不足,苹果如前所述,昭和十三年,本因坊秀哉名人的引退棋决定与木谷实相争。在秀哉名人即将引退之际,他曾提出将“本因坊”这一“家传名位”传让给日本棋院。棋院当然求之不得地接受了这一名位的传让,重新举办了全日本选手权战,决定优胜者可以获“本因坊”这一名衔。这就是本因坊战的由来。
    本因坊战现在由每日新闻社(过去的东京每日新闻与大阪每日新闻)投入巨金并与日本棋院缔结契约而举行,规定每期本因坊在位期限为两年,每隔两年在本因坊和挑战者之间举行新的本因坊决战。现在,名目繁多的桂冠名衔设立,为争夺那些称号的棋战已达到鼎盛时期。然而回顾一下漫长的围棋史,那时期设立的本因坊战则是各名衔战的先驱者。
    本因坊战从提案转变为现实的过程中,曾一度在棋士中间引起巨大的分歧。无论怎样说,当时正处于根据段位而制定交手棋份的严格时代。若和比自己段位低的人以分先来对局,对当时的棋士来说实在是难以接受之事。另外,认为贴目是与真正的围棋精神相悸、绝不能得到承认的意见,也以“长老棋士”为中心,人多势众。后来的一段时间内,认为如此争执不如干脆不设本因坊战为好的意见又占了上风。
    从昭和十二年元旦开始酝酿的本因坊战,曾经几度险些破产。然而,由于有关者的也只是一星期分半个。副食只有做完豆腐后剩下的豆腐渣。靠配给根本不能维持体力。
    于是,我每星期一次去濑越先生介绍的农家采购,就这样异常艰苦地保持着体力。采购地点的农家位于东京都郊外的国立,原是一个租借农场,归先生某弟子经营的会社所有,生产各种农作物。我本来就瘦弱,更无体力,即使去采购,肩背手提总共不过能拿二十公斤左右。而且,如此重担压身早已是竭尽全九而搬运量仅仅是另从的一半。另个还必须将米藏在手提包的底层,上面盖上蔬菜,通过车站检票口时,必须避免被人发现是偷运大米。扛到家后,还有重要的工作等侍,即把米倒入一升装的瓶子里,用木棒捣成精米。
    总之,在这种根本不能安安稳稳下棋的环境下,我拖着营养轻微失调的身子,被寻食采购的生活逼迫,从昭和十六年秋开始至“十九年春为止的棋士升段大赛中,战绩不佳,出现了从未有过的连败局面,简直是溃不成军。
    如上所述,我在第三期本因坊战分组预选赛决胜局胜了濑越先生。那时我已结了婚,搬出濑越先生的别墅,住进新居。濑越先生也面对时局,留下别墅墅,卖掉旧的正宅,并做好了一有不测风云便即刻离开东京、撤回广岛的准备。
    记得与濑越先生对局是在东京都中目黑的桥本文治氏的家里进行的。当时我们二人都是身裹国防服、足缠绑腿的姿态。对局中遇有两次空袭警报,每次都立即中断对局,飞身钻进防空壕。炸弹正好在离对局场桥本氏宅院不远的目黑雅叙园附近爆炸。这一局,是我在战争结束之前最后的对局。
    第三期本因坊战就是在这种险恶环境下进行,我虽然获得了挑战者决走循环赛的出场权,但那以后的对局在哪里打?不,就连打不打都闹不清楚。我推测日本棋院恐怕已将棋战无限延期或是中止了,于是,不得不就此断念。
    实际上本因坊预选赛好歹还是继续到了最后。岩本熏七段成为挑战者。第三期本因坊挑战局在桥本本因坊与岩本七段之间争夺。第一局是昭和二十年(1945)七月二十四日始在广岛市内进行,公证人由濑越先生担当。第二局也预定在同一场地,从八月四日始到六日止进行。由于来自官方的严重警告说:万分危险,不许对局!所以,只得仓皇将对局场移到郊外的十日叮。正当对局的第三天即八月六日,已然临近终局之刻,广岛市被原子弹投中,顷刻间市内大火熊熊,一切都焚为灰烬。根据桥本宇太郎的回顾:离市内十公里的对局场也遭到强烈的冲击波袭击,纸隔扇和拉门被掀倒吹跑,玻璃窗也粉碎得无影无踪。倘若真是按计划在广岛市内对局的话,现在我们三人哪能活到今天,肯定埋到广岛的焦土之中“火葬”了。总之,岩本、桥本两氏与濑越先生真可谓大难不死、虎口余生之福将。可是,据说獭越先生的三儿子在“勤劳动员”中被炸伤,在同学的帮助下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家,然而十天之后便咽了气,死时仅是个中学生。


红会后援会

 

    昭和十三年,以原来的大本教信徒为中心,开始协商建立红 会日本支部一事。当我离家去富士见疗养所住院期间,为商谈此事,三位有关者曾寻访过我家。其中有一位是小田秀人先生。他毕业于京都大学,在学校作教师,由于对心灵学怀有浓厚的兴趣,于是辞职成为研究心灵学的专家。
    据说他在学生时代非常喜好围棋,常常出入学生棋界的“道场”——京都非常有名的“吉田塾”。据小田先生讲,他们以大岛丰先生为核心,正筹备结成红 会日本支部,特为协商此事来访。
    大岛丰先生从前曾在大本教的总长出口王仁三郎先生那里做过秘书,后来因相处不和而离开了大本教。嗣后,他也创立了善邻协会这样一个为东亚人办的学校,并亲自担任理事长,工作十分活跃。那时时他还招收了许多蒙古青年来作留学生。
    大岛先生早在大本教时就成为红 会信徒。大本教被无理镇压后,使大陆的红 会与日本的红 会信徒之间的交流陷入绝境,大岛先生曾想方设法欲使红 会摆脱困境。他为了招收蒙古学生常常往返于日本和大陆之间,所以他曾专程拜访“红 会北京总院”,并提出商讨有关结成红 会日本支部之事。唇来,据说总院告诉他:“在日本有位红 会的修方——吴清源,请与他会面后相商。”
    我于翌年富士见疗养所出院后,毫不拖延地与大岛先生和小田先生进一步商讨了建立红 会日本支部之事。当然,要建支部必须在具备有修行场所——道院的基础上才能组建成健全的支部。可是,我因棋士生活所迫,大岛先生又忙于善邻协会的事务,因此难以分身来全力筹建。最后决走:“筹建负责人”由小田先生担任,大岛先生就任理事,我的职称为参事。
    成立红 会日本支部,当然要得到日本政府的许可才行。但当时日本正在中国大陆肆意“进出”、穷兵默武。大陆上日本神社到处林立,日本“神道”已经强行推广到中国人身上,当我们申请“设立许可”之时,政府方面答复说:“红 会对中国人、对日本人全部不分彼此地承办救济事业,其宗旨无任何政治色彩,是一个完善的组织。对此,予以理解。但是,正值政府在大陆推广日本神道之时,不允许任何宗教从中国输入。”有此“理由”,批复许可之事万难有望了。
    无可奈何之下我们只好对设立红 会日本支部一事打消了念头。于是,代之而结成了“红 会日本后援会”。决定由“满洲国长官”远藤柳作先生任理事长。其实,宗教的后援会实属荒诞,迄今未闻。不过,这也是没有办法时的办法。
红 会日本后援会一组成,我们就尽力与大陆的本部进行密切的联络。可是由于战争越来越扩大,日中关系日趋险恶。日本方面越发疯狂地侵略中国,就连红 会发祥地——济南道院也被当作了日本军的营房。而且,竟然还有人打着红 会后援会的幌子在大陆上为非作歹。后来,从大陆寄来的邮件全要经过拆检,就连我们想拜求大陆本部的坛训(神谕)也非常不自由了。这种情况下,红 会后援会无法进行正常的活动:唯一一次较大的活动是:昭和十四年(1939)天津遭水灾时,根据我的提案募捐了四万日元。由常务理事松井为代表,将那笔捐款携至大陆去救济。那时我个人主要的工作是将道院出版的有关红 会教义的书作少许翻译。
    到了昭和十五年,红 会后援会无法开展有实际内容的活动,纯属有其名无其实。如此下去毫无意义。于是我提议解散。经理事会商定,终于决定各奔东西。
    解散后,为使红 会不至于灭绝,必须找到一个可以供奉、祭祀御本尊“至圣先天老祖”的场所。另外,“筹建负责人”小田先生也会失业,因此不得不为他考虑一个安身之计。后来决定在赤坂丹后叮,当时的红 后援会事务所附 近的“篁道大教”那里祭祀御本尊。
    篁道大教是以峰村教平先生为教主的宗教团体。从他们拜求“御神示”(神谕)时于白纸上呈现等方法来看,与红 会的宗教形式非常相似。另外,篁道大教的地点位于


两次擂争十盘棋


    昭和十六年(一九四一)六月,我与木谷实七段的镰仓十盘棋结束后,读卖新闻社又开始筹划下一次的擂争十盘棋。结果,寻遍棋坛,在秀哉名人逝世后能作为我的对手、可令天下棋迷注目的,除了当时在野的棋界“最长老”、棋正社的总帅——雁金准一八段以外,别无他人。由于当时的日本棋院里八段棋士空无一人,按理能与雁金先生以分先抗争的对手并不存在。然而,因雁金先生本人曾开过尊口:“我想与吴清源以分先对弈一次”。读卖新闻这才将我摆在“日本棋院代表”的位置上,希望我与雁金八段以分先对弈的十盘棋能够付诸实施。当然,读卖新闻社的本意是打算给昔日与本因坊秀哉争夺“名人”而下野了的雁金八段以一良机,使他东山再起,望他获胜后名正言顺地享受围棋界“最长老”的优厚待遇。

雁金先生与秀哉名人决裂后结成了棋正社,日本棋院与棋正社向来就势不两立,尤其在段位等问题上有过很大的磨擦。为此,日本棋院不可能轻率地应诺与棋正社进行擂争十盘棋。于是,雁金先生为了促成此次的擂争十盘棋,便离开棋正社,重新结成了琼韵社。果然是位德高望重的棋坛宿将,帅旗一动,棋正社里景仰他的棋士们,除了高部道平八段留下外,纷纷随去加入了琼韵社。

鉴于雁金八段离开了棋正社,日本棋院再无理由拒绝我与他的对奕。这样,一番周折后,我对雁金先生的擂争十盘棋终于决定下来。

在限用时间上,雁金先生希望采用长时间,我则希望越短越好。经读卖新闻社的调停,最后决定各为十六小时。对局场选择了位于镰仓腰越的“读卖海道场”。并且,读卖新闻社为了此次对局,在正屋附近可眺望大海的“松木立”的中央又新建了一座非常雅致的茶室式对局室。这次擂争十盘棋我若败北,将有损于日本棋院的名誉,
因此,空气显得异常紧张。由于雁金先生非日本棋院所属,迄那时为止难得与他对弈,也从未研究过他的棋谱。只有我为四段的时候,有一次在读卖新闻社举办的擂台战中排在第十位与雁金先生遭遇,那时我黑先胜了两目。当时是在数寄屋桥的旅馆对局,是我来日本后第一次在旅馆的“宿店封闭”式对局。

早在相当于日本棋院的长老,濑越先生入段之前,雁金先生就已经是身居六段的高段强手了,据说他曾深受本因坊秀荣名人的宠爱。据秀荣名人称赞他的计算精深时说:
“雁金能看破千手无一遗漏,真是难以对付!”雁金先生不但神机妙算,而且还是治孤名手,与我捷足先登为特点的棋风相比,打起来截然不同。他坚实无比,一般在中盘开始就像坦克驰骋一样,所向披靡,以“力战之雄”著称。

昭和十六年八月五日,我们开始在“读卖海道场”宿馆三日,下完了第一局。雁金先生执黑先投,也许因为与正式对局的疆场阔别多年的缘故,老将军并未将其功力全部发挥出来。我趁机先声夺人,执白获得了中盘胜。

第二局是十月一日我黑先开局。这盘棋我被雁金先生的素来之功力狠狠地教训了一番。尤其是那强韧的粘着力,在我与其他棋士的对局中从未遇到过。从第一天开始
就是一场激烈绞杀,名副其实地成为短兵相接的肉搏战,直杀到第三天仍然毫无结果,我从中盘开始一直是寸土必争、苦战恶斗,咬紧牙关顶住了雁金先生的猛攻。然而局势仍然是在白棋略占优势的印象中进入了第三天。那最后一天的夜里,我们两人都筋疲力尽,尤其是雁金先生不顾高龄簏战,据盘侧人讲,老将军早已气喘吁吁了。当时黑棋仍然继续在苦战,于胜负不明的形势下绞杀不停。也许因为气力已到绝尽之界了,在第208手,雁金先生不慎误出失着。可惜如此浴血奋战之后,一盘好棋囚这一失着使老先生前功尽弃,胜负局面一下子倾向对黑棋有利,我终于获六目胜。我想,这盘棋如果雁金先生不出现失着的话,很可能执白获胜,并且必然成为白之名局而流芳百世、今后人赞颂。

第三局在临近年末的十二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下完。此局我执白棋,雁金先生的黑棋打入白的大模样中,显示出不愧为治孤名手的真正面目,将我的大模样践踏无余。
最后我以四目败北。
第四局于昭和十六年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下完。此局之前,即二月七日我举行了婚礼,是我婚后的第一战。我执黑先投,若是赢下这一局,我将处于优势地位;相反,败了,则等于又回到原来的出发点,一切再从零开始。因此这一局关系重大。幸运的是此局我抢先占了大场,到第三天的下午取得优势,然后步步为营、加倍慎重地打下去,终于多了三目。第四局获胜后,我三胜一败。

第五局开始前,即昭和十七年三月初,我与小田秀人先生一起,因宗教上的事情去中国大陆和朝鲜大约旅行了两个月。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访问大陆的红 会。如若一切都
顺利,“玺宇”也希望能像昔日的大本教那样,与大陆红 会开展宗教上的交流。这原是秉承教主峰村教平先生的意思,鉴于当时的形势,打算拜访北京红 会总院,请道院尽快向日本派遣布道团。

当时的北京设有日本政府“兴亚院”的一个常驻机关。“兴亚院”属官居大臣的青木一男先生统辖。我们一到北京,首先拜访了“兴亚院”的驻京机关,与负责调查监督大陆上宗教动向事务的志智嘉九郎先生会晤。志智先生与桥本宇太郎交谊深厚,战后曾在日本关西棋院担当理事。他愉快地接待了我们,并对有关红 会的事情一一询问。我们也对此作了详细的说明。翌日,我们同志智先生一起访问了红 会北京总院,拜见了“世界红 会最长老——许兰洲先生,并向他请求派遣布道团。于是,立即举以扶乱、拜求坛训。结果得到的神文启示是:“参拜了天津红 会之后,有关派遣布道团之事,在济南道院问明。”

当日无话,昼短夜长。一声鸡叫迎来了北京又一个美丽的黎明。这一天,我来到幼时常去以棋会友的“来今雨轩”,出席一个别致的欢迎宴会,一番受之有愧的款待,令人终身难忘。

我们从北京总院出发,经过天津道院巡礼,然后长途跋涉到了“满洲”与朝鲜。五十天之后到达济南道院。在那里拜求坛训,得到的神谕是,“因时势艰难,目前派遣布道团不甚适宜。”总之,鉴于日中关系越发恶化,宗教上的交流也成为不可能的事了。
对雁金淮一先生的第五局从五月二日拉开战幕。那是我从大陆返回后的第三天。虽说我疲惫未消,仓促上阵,一度曾担心能否在三天的激战中坚持下来。不过,十分幸运,我下出了五局中难得见到的得意之棋,终于一鼓作气地取得了执白中盘胜。

其实,那阵子我热衷于信仰,比起对局来,曾觉得信仰应胜于万事。此念虽重,但实际上自昭和十三年从富士见疗养所出院以来,不顾大病初愈,无论是对局还是有关宗教的事情,我都风雨兼程地奔忙,目不暇接地应付。现在回想起来,那样地拼搏,竟然能维持住身体不再犯病,真是万幸。我想:正因我自恃年轻,既在对局场上全力以赴,又在信仰中竭尽虔诚,因此才获得如此的成功呵!

对雁金先生的擂争十盘棋,到第五局止,我四胜一败,把老将军逼退到“仅剩一城”之地。若是第六局也拿下,净胜局上将超过雁金先生四局而多胜一筹。鉴于此形势,有关人士考虑到雁金先生的名声与健康,决定将第六局以后的对局全部中止。

对雁金先生的擂争十盘棋结束时,日本卷入了太平洋战争,日本国内到处都笼罩着一层战争色彩。围棋界亦不例外,昭和十六年,结成了所谓“棋道报国会”,棋士们被迫奔赴各地去慰问伤兵及“勤劳动员”的人。昭和十八年的夏天,我也到釜石制铁所慰问过。当时慰问团长是岛村利广六段,我们大家一律头戴战斗帽、腿上缠绑腿。去釜石的路上尽是隧洞,我们被蒸汽机车喷出的浓烟一熏,个个如同钻进烟囱里的老鼠一样。更麻烦的是头发、胡子全都粘满烟灰,黑光油亮,无论用脸盆洗几遍都清除不净,弄得大家啼笑皆非。慰问的主要工作是请伤病号作对手下棋,倒也并非难事。
棋士中也有许多人被迫应征入伍,不久都奔赴前线。据说在军队中,有几位棋士因棋术高超,多少还过得舒服些。其中最典型的是岛村先生。因他所属部队的最高长官是个大棋迷,将他留作勤务兵,专让他充当长官的围棋对手。多亏有此福分,方才免去了上前线送死的厄运,终于大难不死而归。

与岛村先生相反之例是我的把兄弟井上一郎先生。他很早就被征兵,刚一入伍时,长官同他:“有什么要求没有?什么都可以说!”并上一郎直率地回答:“希望能尽量分配到舒眼点儿的地方去。”顿时,长官大发雷霆:“好一个放肆的家伙!”二活不说就将他分配到离满蒙边境很近的诺木罔去了。谁都知道,后来诺木罔遭到苏联红军主力部队猛烈的攻击,日军全军覆没,一溃千里。幸亏井上先生当时患了疾病,作为伤病号被提前送回日本方得以幸存。昭和十九年,同门棋士有幸在赤垣聚会,只是井上与桥本等在会场角落里窃窃私语地谈了半天。虽然当时不知他们谈话内容是什么,但事后一想,并上肯定偷偷诉说了他在诺木罔吃苦的事情。总之,有关诺木罔事件,政府发布了言论箝制令,一切真相都禁止公开泄露。井上一郎由于在军队时患过病,战后不久,不幸与世长辞。
接着叙述擂争十盘棋。
对雁金先生的擂争十盘棋结束后,于昭和十八年(1943)秋,我与木谷实共同晋升为八段。读卖新闻社继雁金先生之后,又开始物色我的新对手。然而,八段阵中已然
无人敢来抵挡。于是,当时势如破竹地升为六段的藤泽库之助,异军突起而被选中。那时节,藤泽库之助六段被赞扬为“黑先无敌”。他棋风简朴坚实,若执黑先投,从不给白棋以可乘之隙。大多数人的印象是,凡对藤泽六段执白相争者,在尚未施展招数的情况下就会被他甩出擂台。那时我在棋士升段大赛中曾遇到过执黑的藤泽六段,但两战皆败,从未胜过一局。

此次擂争十盘棋,鉴于藤泽库之助当时为六段,我则高居八段,有二段之差,因而对局为藤泽的定先(即始终执黑)。当时,我觉得与藤泽执白对局实在艰难,再加上对雁金先生的十盘棋劳顿未消,以及因其他事情尚且心身疲惫,无心恋战。况且藤泽即将晋升七段,希望他升为七段后与他以“先相先”(三盘中两盘执黑)对局,可是由于敌不过有关方面的强力劝说,最后只得应许。

此次擂争十盘棋对局规定藤泽库之助为定先,而且还约定:即便中途藤泽晋升为七段,只要我未被击败,直至十盘下完为止都应始终不变地以定先对局。其实,我若被击退一
步,对局立即会改为先相先的交手棋份;而藤泽又确实是即将升为七段。这样一来,即使我真的被击退一步而改为先相先的交手棋份,只不过还是保持了那原有的一段之差罢了。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对手虽是虎狼之将,但我进退无忧,比起与雁金先生对局时的气氛来,当然大为轻松和乐观。

昭和十六年(1942)十二月二十六日,在芝草旅馆的“环翠”间里,第一局开始。面对夸耀为“黑先无敌”的藤泽库之助六段,每一局我都必须执白奋战。限用时间各为十小时,二日终局制。

这一局,十分遗憾,我未能击垮黑棋的铜墙铁壁。第二局,首次突破了藤泽的钢铁防线,扳回一局。第三局,黑棋获胜。第四局,我的白棋高奏凯歌。就这样,你赢一局,我夺一城。我俩相持不下,一时强弱难断。

从我对雁金先生的十盘棋以来,报纸都被统一管制,版面不断缩小。到了我对藤泽之时,晚刊被废止,晨刊也只是薄纸一片,前后不过两页。围棋专栏缩小得异常可怜,视力稍弱者不得不端着放大镜去找我们的对局谱。尽管如此、读卖新闻社仍然全力以赴地登载。

第四局结束不久,藤泽库之助便升为七段。不过,按照初约,交手棋份仍然以“定先”继续进行。第五局,我获胜。第六局,藤泽力扳一局。第七局,我势不可挡地又破一城。就这样,各自一进一退,继续拉锯式地反复争夺。

此次擂争十盘棋之前,鉴于交手棋份始终是藤泽“定先”,因而按大家的估计,可能是黑棋以绝对压倒的优势而获胜。在此意义上讲,第七局结束时,我四胜三败,白棋真可谓浴血奋战、力挽狂澜。

第七局打完后,昭和十九年春,征用命令书终于降临到我的头上。第二天,我无可奈何,只得打点行装前去报到。没想到,一检查身体,诊断结论为:体质极差、不能耐劳、免除征用。我终于了喘口气,飞奔回家。

听说藤泽之助七段那里也有“赤纸”(入伍通知书)送到。藤泽氏既年轻又壮健,按道理会征兵的。然而,还是他逃难有术,去报到的当天就被允许回家了。
第八局到第十局,是在万众痛感日本惨败的昭和十九年五月至八月之间打完。那阵子,我被逼得整日觅食,毫无安心下棋之余暇,终于在饥苦之中吃了个“三连败”。

总而言之,我对藤泽库之助七段的擂争十盘棋以四胜六败告终。然而无论怎样说,从我力否众人之测,取得了接近于平局的成绩来看,可以不客气地称为斗志顽强、骁勇善战了吧!当然,此次擂争于特别时期;到了战后,我对藤泽先生又继续进行了两次擂争十盘棋的大战。


东京大空袭


    如前所述,昭和十六年,随着日中战争逐步扩大,一切来自大陆的书信检查得更加严厉,就连北京红 会总院寄来的坛训(以扶乱求得的神谕)也难以收到了。不久,日本红 会的一切活动终于陷入瘫痪。
当红 会从日本消失后,也许由于我对她的信仰尚且肤浅之故,不久,与红 会宗教形态相似的“玺宇”将我吸引。再者,鉴于小田秀人先生已在玺宇任职,我妻子又与教主峰村先生有远亲之缘,我和妻子便顺水推舟地成为玺宇的信徒。
昭和十六年深秋之际,有位家住浦田、名叫长冈良子的妇女不断出入玺宇。她原是佛教信徒,信仰过弘法大师。不过,由于她异常富有灵感,常常以法力为众人治病,颇有声望,身边也拥有许多崇拜者。那些信徒都称她为“蒲田贵妇”。
  “蒲田贵妇”的财产中持有矿山一座,那座矿山本是青森县一位信徒捐献给她的。为了筹措采掘资金和寻找投资行,她曾到玺宇登问求援。
不久,由于峰村三夫先生为了矿山事业到处奔波,于是,“蒲田贵妇”一显才华,代替三夫先生为众人通俗易懂地解说“御神示”(神之启示),并担负起“信仰指导”的重任。由于她异常富有宗教的特殊魅力,不知不觉,她在玺宇信徒中间的声望高出了峰村教平亢生,一跃而成为玺宇中不可缺少的核心人物。
记得大约在昭和十八年,“蒲田贵妇”出版了《诚之人》的小册子,主要在她的崇拜者与玺宇的信徒中间散发。书中的主要内容大都是佛教之说,并写道她自己梦中被“天照大神”召见,因而秉承神谕,特来普救众生。但是,那本书被警察发现,“蒲田贵妇”不久就被鹤见警署拘捕入狱。当时我也闹不清为何被捕,于是我们立即拜访了当年的内务大臣大达先生,向他陈情询问原由。大达内务大臣立即向鹤见警署打电话调查了事情的真相。这样才得知,罪状为“不敬罪”。
据说,当今之世,能挨近“天照大神”者,唯独“现人神”天皇陛下一人。一介草民痴梦妄称秉承天照大神之神示,并肆意将此到处宣扬之举动,纯属潜越,是对天皇不敬。
据说“蒲田贵妇”被拘捕前临危不惧,毫不慌张,对她的信徒们妥善地下达了焚毁不利书籍及有关留守期间的对策等指示,然后镇静自如地挺身而去,拘留期间曾去探视她的人回来说:蒲田贵妇在班房里,还不时地给同室的其他囚犯抓虱子,丝毫没有难堪之色,态度格外沉着坚定。”
其实,玺宇将天照大神作为“御本尊”而供奉之事,警察早就秘密调查过了但是由于峰村教平先生的影响里不大,因而警察对此置若罔闻。然而“蒲田贵夫”则另当别论。她的信徒怡然分布在广阔的地区,尤其在以金泽为中心的北陆地区人多势众,就连北海道的函管也有她的信徒。“蒲田贵妇”经广泛经营海产品批发的买卖。百忙之中仍然频繁进京,从事各种宗教活动,她对信仰允满了献身的精神,为了信仰,就连手中把持着的一座位于青森县的矿山也都捐献出来了,到后来,她经营的商业因无人操持,终于彻底破产。
到了昭和十九年,人人都耳闻目睹地了解到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陷入苦战。我们这些寻常百姓也早已是寅吃卯粮,并且还经常置身于空袭的危险环境之中。正在上实践女子学校的小妹已经无法正常地学习,一想到凶多吉少,前途难测,我甚是不安,不得不设法送她回国。当时我委托熟人,让小妹紧急搭乘了飞往上海的军用飞机,将她送回了大陆。这样,全家都安然无恙地返回祖国,日本只剩下我孤身一人了。
到昭和二十年(1945),空袭更加频繁。在乡村有亲戚朋友的人都纷纷撤离东京,去外地疏散。那时我们夫妻二人总是与玺宇的信徒们一起行动,并未打算离开东京。那阵子由于峰材三夫先生为了铁矿的事业日夜奔忙,玺宇之中常不见他的身影,我们夫妻便代替他在玺宇的本部住下,于留守中继续维持。
那一年的三月,东京的下叮惨遭大空袭,被焚为一片焦土。当时,喜多文子先生的得意门生之一获原佐知子初段于浅草一带不幸被烧死了。
玺宇的教主峰村教平先生那时由于“背负因缘”(患病的宗教用语)而卧床不起。再说峰村三夫先生,为了生产铁矿而与小田先生夜以继日地奋斗。可是不久,眼看着那项实业也要落空,催逼债款的事情即将发生,他们徒劳无益,已陷入破产的困境之中。加以峰村教平先生一听到空袭惊慌失措。对比之下,“蒲田贵妇”先前被捕之时尚且镇静妥善地下达指示,因此,当时的信徒们全都疏远教平先生,跟随“蒲田贵妇”而去。从此,她的信誉与威望更加高涨。
四月二十三日的大空袭中,我们居住的地区也遭到轰炸。当时我们将染病在身的峰村教平先生抬到自行拖车上,拉着他躲开熊熊烈火,向新宿御苑逃去。
在火舌的吞噬之下,人们四处逃窜。我们头裹防空中,尽量避免迷路,终于逃到了新宿御苑。抬头一看,御苑早戒备森严,不许避难的人群进入。我们无可奈何,只好改变方向,又逃到明治神宫外苑一带。这时才松了口气,暗自庆幸避开了死神的追逐。
当空袭结束、火势也收敛了的时候,我们一边返回一边想:这一切都化为灰烬,没指望了。可是走近家一看,我们那条街仍然完整无缺!原来,由于消防队努力扑救,火势在距离一百多米的邻街那里被扼制住了。真是好险啊!
谁知好景不长,没多久,于五月二十五日再次遭到大空袭。这次我们那条街直接遭到了袭击。轰炸一结束,我们立即从防空壕逃出来,眼前呈现出一片火海的景象。只听一位信徒说:“最好是逆风逃!冲过火墙就是一个月前烧焦了的邻街,只要到了那里就可得救!”于是,我们重新戴上防空巾,将身子从头到脚用水淋湿,然后传着水瓶每人喝上一口水,将峰村教平先生抬上拖车,拉着车冲进火墙中去了。由于我体弱无力,不能扛运大件行李,只能抱着盛满水的大水瓶而逃命。
大火熊熊地燃烧着座座房屋,阵阵旋风由平地卷起,在头顶上狂啸。前后左右都是烧焦的木片不停地飞溅,滚烫的薄铁皮从屋顶上飞舞着滚落。当时,火墙里火团、火花、火星随风飘散,像是降了一场红雪一般。我们只顾低头俯身前进,终于冲破火墙,到达了上个月就烧成废墟的旧街。回头一望,我们那条街笼罩在一片火海之中,烈焰将夜空映得红彤彤的。
在旧街集合后,我们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蒲田贵妇”为核心向四谷的兵营去逃难;另一路以峰村教平先生为中心逃到四谷的永心寺。到那里以后的二、三天中,我们受到了赈济。当时,我们全都不名分文、狼狈不堪。“蒲田贵妇”与峰村教平先生商量了一下如何解决十几位信徒的安身之计。
商量的结果是:峰村三夫先生与染病的教平先生及若干信徒一起到峰村先生的别墅山中湖畔去疏散。其余的十几位信徒随“蒲田贵妇”一起行动。我们夫妻也与众一样两袖清风,只好跟随“蒲田贵妇”去流浪。
离开四谷的兵营后,我们一行暂时先到东京世田谷区的鸭木落脚,在一位信徒的家里安顿了一下。当时我们这些无家可归的难民对玺宇的信仰之心更加虔诚,在“蒲田贵妇”的倡导下,靠着朝夕祈祷,残喘度日。 那时玺宇的祈祷词是“天銮照妙、天銮显现”,众信徒将此句反复唱念。在声声高起的祈祷合唱之中,我们似乎感到体内涌出了一股奇妙的力量...。
六月二十九日,横滨也遭到大空袭,顿时夷为一片废墟。从东京的鹤木到横滨咫尺。那天,我们刚刚吃早饭时,就看到闪光的B29轰炸机群编队飞向横滨。眨眼间,横滨的中心地带便升起了滚滚的浓烟,B29机群轮番轰炸了多次,然后迅速编队返回。这时,只见横滨全市早已笼罩在一片火海之中了。
大空袭的第二天,居住在横滨的一些信徒也投奔到我们一行之中。信徒人数增加后,“蒲田贵妇”便正式宣布自己为玺宇的教祖,并将自己的名字改称为“玺光”。玺光教祖见后来信徒又逐渐增加,觉得自己的宗教身份也应随之高贵起来。不久,便自称是神之化身——“玺光尊”,从此她便改称为“玺光尊”了
开始流浪


   由横滨逃难来的信徒加入了我们的行列,总人数增加到十几人。除了我们和"玺光尊"共同起居以外,每天还有许多信徒前来参拜,"玺宇馆"平日也有三、四十位信徒出入。尤其是许多住在横滨周围的农民,每次来参拜时都真心实意地贡献"御供物"(供品),因此,我们并未因粮食紧缺而发愁。
    但是,我们在鹈木的信徒家中这种食客式的生活绝非长久之计。于是决定尽快地另选一处新居。后来,暂且决定租用私房,首先选择了我妻于的旧交--世田谷区尾山合日置先生的寓所,不过,对于非属信徒的日置先生来讲,突然接受玺光尊一行住人家门,确实是件麻烦事,他一时犹豫不决。后来,碍着我妻子的情面,再加上玺光尊一行每天从早到晚在门前打坐,弄得他无可奈何,只好同意租房。
    租房成功后,玺光尊又实现了她"先借厢房,再占堂屋 --喧宾夺主"的计划。这座本来就只有三、四间的狭小住宅,由于玺光尊赖在正房内不走,日置先生无处栖身,犹如被逐之客,只好跑到附近的朋友家去借宿。
    这段时期内,秉承玺光尊之意,为了实现与大陆红 会的交流,曾决定让我与两位干部同去"满州"。同行的干部之一是胜木先生,他从"蒲田时代"开始便成为玺光尊的心腹,曾称为玺光尊之弟。
    "满州"之行决定后,立即着手联系飞往"满州"的飞机。我独自一人前往位于市谷的陆军参谋本部,向接待我的主要军官请求让我们三人搭乘飞往"满州"的军用飞机。明白我的来意后,那位军官退入后室,向上级长官报告。不一会儿,他出来答复说:"可以让你们搭乘。"随即将出发日期与搭乘的飞机都确定下来。我当时非常激动,觉得总算又可以见到十分想念的故乡了。于是,我兴高采烈地回到尾山台的玺宇馆。想不到后来我们未能实现飞往"满州"的计划。只因有家难归的日置先生实在咽不下这口气,便与朋友商量,将玺光尊每日拜求已被查禁的"天照大神神谕"之事,向玉川警署控告了。当我们即将出发之前,玺光尊和胜木先生被警察拘捕。飞往"满州"的计划当即成为泡影。
    后来听说了这样一件事:即同意让我们搭乘的那架军用飞机,按计划起飞后未能降落到"满州",途中便坠落于日本海,机上人员全部葬身鱼腹。这使我想起小时候母亲带我去相面的事,据算卦先生讲:"这孩子到三十岁时将有溺水丧命之厄运。"我想,这次事件或许意味着我已从"水难之相"幸免了。这使我对"命运之神"的大恩大德深深感激、终生不忘。
    玺光尊和胜木先生被拘留十天之后获释。我们不得不离开日置先生的住宅,再次寻找安身之处。 不久,我们又发现一处可安稳栖身的地方--位于世田谷区松原叮的金木先生的宅第。金木先生论辈是金木子爵的女儿,当时年事已高,但仍然是个富有灵感的人。几年前她是玺宇的信徒,为了峰村先生的实业曾援助过二十万日元的巨额资金。
    根据玺光尊的指示,我承当了与金木先生交涉借用住宅的使命。由于金木先生当时已疏散到位于山中湖的别墅,那座旧宅第便暂时借给了德川先生居住。那时,从尾山台乘车去位于松原叮的金木氏旧宅,途中经自由丘换车,即使是一路顺风也须花费近两个小时。我于太阳快落山时出发,到达松原叮已是晚上8时左右。我开门见山地向德川先生请求暂借金木氏旧宅之事,当即得到他的同意。于是,我马不停蹄地返回玺宇馆,同玺光尊再次奔向松原叮。当我和玺光尊到达金木先生旧宅时已是午夜12时左右了。
    记得那天晚上,我与德川先生及玺光尊三人一起,在蚊帐中聊了个通宵。翌日,信徒们也尾随而来。
    此后的几年里,我同奎光尊一行走南闯北,到处借宿,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此期间有关住房安排等事全都落到我的头上。回想最初寻找住房时,我还多少有些面子,一说即成。然而,由于玺光尊每遇一次事件发生,其信用都有一定程度的跌落。到头来,倒霉的却是我--为寻新居,厚着脸皮到处作揖,犹如重担压身,棘手得很。
我们总算在松原叮金木先生的宅第得以安顿。但这个注所仍然是寄人篱下、敷衍一时之处。不久经金木先生的介绍,我们又迁移到松原叮重松先生的寓所,并在那里一直熬到战争结束。
    玺光尊原是佛教信徒,后来半路出家改信神道,或许由于此缘故,在她的说教中混杂着佛教的"未法思想"(指释迎牟尼死后一千五百年到一万年佛教衰落时期--译者),而且有江户时代以复古主义为核心的旧思想。因此,从她对红  会的"否定排他性"这一宗旨持不恭敬态度来看,玺光尊的思想与倡导"道慈"的精神水火不能相容。她的内心深处,与虔诚信仰红  会教义的我相比较,从来没有"心灵上一致"的地方。所谓没有"心灵上一致",即指我与玺光尊没有相同的"神灵附体"。具体地说,在反复多次的进入"接灵"状态时,附于玺光尊身上的"神灵"与我从未有过一致。记得最初,玺光尊和我都为能有相同的神魂显灵而努力尝试过,然而,结果是事与愿违,一无所获。为此,我与信徒同伴们的思想截然不同,并且难得玺光尊的青睐。在外界人们的想象中,我似乎是她的亲随之一。事实并非如此。可以说,我竭尽全力的结果只是得到一阵冷遇而已。玺光尊也许早就想清除异党,把我赶走为快。不过,她又觉得我还有"使用价值",才暂时将我收留在她的党羽之中。相反,由于我妻子天真纯洁,与玺光尊的"显灵"常常相仿,所以被视为亲随而倍受重用。她总是在玺光尊身边左右不离、从不叫苦地忙碌。
    战争刚刚结束时,人们都陷入六神无主的混乱状态之中,而玺光尊却在玺宇馆中堂堂正正地挂起了太阳旗,向众人大力宣讲"日本思想",并且大力倡导充满信念的实际行动。当时,对其杰出的举动,我曾十分钦佩。虽然明知我在她的眼里并不中意,但我还是真心实意地相信了她的说教。战后不久,在我负责联系借用重松先生的住宅之时,还  接受了玺光尊的一个指示:设法将金木先生从深居简出的山中湖别墅带出来。原来,玺光尊早就希望让金木先生加入她的信徒行列。
    当时,我对玺光尊比较尊重,视她的指示为"神之命令"。于是,我领取了往返的交通费后,身背背囊,只身跨上电车而去。,正值战争刚刚结束的时期,电车毫不准时,一旦停车后,谁也不知道何时再开动。我乘着拥挤、颠簸的电车到达御殿场时,己是日落黄昏。山中湖的旭丘我不但从未去过,就连金木先生别墅的问牌号都不知道。下了电车后,我逢人问路,在夜幕徐徐降临之际,朝着旭丘无精打采地迈着沉重的脚步。登山路时,周围越来越黑;不一会儿,连脚下的路也难以辨清。漆黑的山林之中,伸手不见五指,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磨蹭,活像个幽灵在徘徊。后来,我开始有些胆怯了,不知如何是好,前后思量之际,正好一辆卡车由此经过。看到这救命的一线希望,我激动得拼命向卡车招手呼唤:,卡车在我面前嘎然而止。一问去向,说是去旭丘。这可真是天助我也!司机见我手中无灯无火,只身冒险走山路,实在觉得可怜,二话没说就让我上了车。
    这样,好不容易才到了旭丘。不过,旭丘太大了,从卡车下来后,将周围环视了半天也闹不清哪儿是金木先生的别墅。这时己是夜间9时许,大多数的人家已熄灯入睡了。我走到还亮着灯的人家去敲门询问,也记不清敲到第几家时,总算打听到金木先生的别墅。据金木先生说,若是平常他早就关灯去睡了。碰巧那天他外出晚归,因而迟迟未睡。虽说我几度幸运,终于找到了金木先生,可等我开口讲明此行的目的--请他去玺光尊那里,没想到金木先生一口回绝说:"虽说大家公认玺光尊是富有灵感的人,但最近她有恶灵附体。也许是妄自尊大之灵附体了吧!"金木先生还说他无法再相信玺光尊了。
    由于金木先生意念十分坚定,任凭你纠缠不休地劝说也难以使他回心转意。于是我只得失望地退到别的房间休息。
    进了房间,我茫然屹立,灯光下,我孤独的黑影倒映在墙上。想到此次我未能完成"神之命令",心情沮丧,真想跳进山中湖一死了之。这也许是我始终不渝的"思神"之心和战后混乱之中前途无望的无力感,才促使我怀此绝望的心情,死,我并不认为可怕,也不觉得不可思议。我想,倘若去死,干脆按照幼年算卦先生预言的那样溺水而死。我甚至感到:此时此刻,不正是应该去死的时候吗?
    正当我考虑是否写遗书的时候,也许金木先生凭其灵感,察觉到我的心思,于是推门进来说:"到了十月十五日,我去玺宇馆,你安心地睡吧!"一听此话,我如释重负,同时也觉得浑身瘫软无力,一头栽倒在床上,呼呼地睡了起来。
    可是等到十月十五日那天,金木先生还是未来。
    秋天到了,我们因无法继续待在重松先生家里,只好"迁居"到位于小金井的大井先生的家去借宿。这位拥有占地三千坪的宽大宅第的房东出身干名门世家,他的夫人秀子
 曾是玺宇的理解者。当我们一行擎着"天玺照妙"的旗幡拥入大井先生的宅第后,玺光尊照例是喧宾夺主,占领了有壁龛的正房。于是,大井夫妻只得被排挤到茶室里去住。
     迄那时为止,每当玺光尊"名为借、实为占"地住进私宅后,见房东不愿甘当信徒,也不乐意将私宅奉献给玺宇,便总不死心。为此和房东不断地发生口角,结果我们的下场只能是被逐之客。大井先生的宅第也不例外,逼得我们只好迁居,一走了之。
    我们从大井先生家迁出后,又搬进西荻洼关根叮的小梧先生的寓所。那座住宅占地六百坪,有二十多间房,全部用柏木建成,是一座非常漂亮的宅第。房东小梧先生本是个大地主,因他住在别的宅院里,所以我们一行终于找到了宽敞的住房,并求得一时的安稳,真是福分不浅!


   玺宇的生活


    昭和二十一年,日本国战败,社会异常混乱,战前的"价值观念"早已被全盘否定,大家都交织地怀着"告别战争的安全感"与"生活前景难测的不安感"。在这两种情感的支配下,人心惶惶,不知所措。日本进入了民众失去精神寄托、犹豫傍涅的时代。为了适应时代的要求,战败后有了允许自由信教的政策。于是,各种"新兴宗教"团体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以奎光尊为教祖的玺宇也属其中的一个。

    战后的"新兴宗教"之中,有许多是因推行宗教大众化而成功的。可是,玺宇在该教是否应该大众化的问题上完全拒绝与世俗妥协,彻底地禁锢在玺光尊的独裁体制之中。现在回想起来,玺光尊若有意开门传教,大有成功之机会。

    我们在关根叮栖身之时,家住青森县八户的一位信徒--宫重先生曾携带一百万日元的巨款来到东京。当时我们在关根叮租用的民宅乃房东小误先生所有,他曾声明:可以八十万元出售!宫重先生听说后,为了将此房产买进来作为玺宇的根据地,筹集了这笔巨款。宫重先生在八户是个大户人家,祖上几辈都经营造酒。他很早就深怀笃信之心,曾信仰过佛教。后来经玺宇信徒的介绍,得识玺光尊,听过她的说教后便成为信徒。

    关恨叮的宅第十分宽大,若作为玺宇当时的根据地是再好不过的。玺光尊的心腹胜木先生以及干部清水先生对此也深感兴趣,于是便去劝说玺光尊将那座住宅买下来。可是玺光尊刚恒自用,毫无买房之意。任凭你磨破嘴皮,她依旧奉守故技,扬言要行让小误成为信徒,再设法使他将房产奉献出来。到后来,上劝玺光尊的人中,就连胜木先生也落了个挨打的下场,买房的指望终于破灭了。

    记得战后成为甲州财阀的若尾鸿太郎先生自从打听到我的事情之后,曾几度来玺宇寻访。那时他说过:他发现新兴宗教团体因获得众多信徒的捐献,各种实业蓬勃发展,利益也逐渐上升。

    若尾先生还曾与玺光尊洽谈,并夸下海口:若是与他携手共济,委任他来组织、管理教团事务,他可以让日本人口的一半都成为信徒。但玺光尊固执己见,倘若信徒不能全面服从她,她绝不放心。因此,她不但不采纳,反倒劝说若尾先生也来作她的信徒,并希望他也脱离世俗、共度清苦的"信仰生活"。当然此言如同废话,白费日舌。
今日回想起来,玺光尊没有向世俗妥协,作为宗教团体 未获成功,这反倒是件好事。何出此言呢?因为如果玺光尊成功了,我自己的"信仰精髓"恐怕也会遭到她的蹂躏与摧残。

    玺宇内的严肃生活与清规戒津的修道院别无两样。也 许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首先,私生活完全被禁止,既不许闲聊,也不许间津俗事。与信徒以外的人交往当然更在禁令之中。正因为如此,我和妻子同居一个屋檐下,然而连夫妻间的悄悄话都从未交谈过。由于报纸、收音机等一无所有,长期与世隔绝。世上到底发生了哪些事,任何情报都无法传入。

    另外,私人物品也不许自由携带。有个规定叫"毒品检 查",每个人的随身物件经常遭受盘查。毫无疑问,携带金钱的事更是大逆不道的。有一次,一位信徒接受盘查时,"裤腰带里藏有毒品,给我脱下来!"一声叱呵,吓得他战战兢兢地赶快求饶说:"腰带一解,裤子就会脱落下来,饶了我吧!"……

    玺宇的信徒大多是社会上半呆半傻、正直善良的人,不 论怎样受人指使,都一心为了讨得玺光尊的欢心而效尽犬马之力。一次"查毒",在一位信徒身上并未发现任何可疑之处,但玺光尊仍不死心,下令继续搜查,于是,众信徒竟然连水池都不放过,一齐跳进池中拼命地查找所谓的"毒品"。

    我等信徒的生活,每天从早到晚都要修行和祈祷。除了集体唱念"天玺照妙、天玺显现"的神名以外,还要念观音经》、《般若心经》等。另外,为使信徒增加,每天还要出门去现身说法。那时,我们每天早上5时即起,一直忙碌到近午夜11时才能摸到床边。

    根据玺光尊的说教,玺宇信徒在"劳动、心魂、说法,三个方面,一时一刻也不能脱离"改造世俗之精神"。信徒们在睡眠不足的时候聚精会神地唱念神名,因而进入"半神灵附体"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劳动时,就连自己也不相信为什么变得那么能干。如做缝纫活儿,不但比平常快速灵巧,而且越来越能精确地缝制。有这种亲身体验的信徒无不万分感激,信仰之心也更加虔诚。

    玺光尊对外来参拜的稀客历来倾心相待,可是对常来的信徒却非常苛刻。信徒到玺 宇来时一般都带些贡品,当时必须是擎举过头地向玺光尊献上。贡品中的农产品必须是最上等的,而且必须仔细洗净后带来。若有丝毫不中意的地方,便会被呵叱为"有毒",不予接受。当然,被呵叱为有毒时,信徒本人必须立即在奎光尊面前彻底仟悔一番才行。

    回想在峰村先生为玺宇教主的时候,玺光尊不过是称为"蒲田有德之妇"、一时受人仰慕而已,谁知她竟然妄自尊大起来。原以为她的目的是成为"某某神"便罢,没想到她却说什么:"现在的天皇已失去了神的本质变为凡人。而我才是真正的日本天皇,也是天照大神的化身。"后来,她索性自命为"世界的天皇"。尽管玺光尊对她的身份日渐高贵这件事自诩为"除去面纱露真姿"。然而在他人看来,简直是"想当天皇,一枕黄粱"的"怪灵"附体。

    就这样,随着玺光尊的"步步高升",她对信徒们的要求也越发尖刻。不久,觉得"伴君如伴虎"、不得不脱离她的信徒也日益增多。信徒一减少,她便大发雷霆,叱责留在玺宇馆中未走的人们负有"共同责任",还怪罪我们是"信心和努力不足"。

    当时我的任务之一是向熟人讲解玺宇的宗旨,劝说他们入教。我曾将"野田酱油"的前一代社长茂木房五郎先生引见给玺光尊。据说茂木家世代信仰日莲宗,到了房五郎先生那一代,由于他身体贫弱,为了锻炼身体与意志,曾去四国岛巡礼了八十八个寺院。战前,茂木房五郎与我同期作为西园寺公毅先生的信徒,经常携手出入先生位于拢野川的宅第。他还是我及木谷实棋抨前的旧交。

    经我的牵线,茂木房五郎先生前来面见玺光尊。玺光尊热情地劝他入教,并且还说:"我要是当上了日本天皇,就让你当总理大臣!"一闻此话,弄得茂木先生两目发呆,回到家里还似作梦一般。从此以后,任凭我三寸不烂之舌去相劝,他也不敢到玺宇馆来露面了。

    为了宣传玺宇,我的足迹踏遍了四面八方,但都未能像玺光尊所期待的那样取得成果。每次传教空手而归,少不了被责骂为"只因你敬神之念不足!"实际上,唯我独尊的那种"排他性"与我的基本观点完全相悸。因此,虽然我为了宣传玺宇而到处奔走,但实在难以开口声称"銮光尊是天皇,是唯一的神。
    只有当我从野田的茂木房五郎先生家回来时,才未遭叱责,因为我几度去打扰,每次登门都请他捐献"神之供品",每次都能拿回来五瓶酱油和三瓶甜酒。正值商品奇缺的年月,所以只有那时玺光尊才不叱责我。总之,在她的眼里不管是谁,传教时,只要没有将"玺光尊比任何人都伟大"的意思解释清楚,对方未被她的说教打动心弦,也不来进献 贡品,就不能使她十分满意。

    信徒中谁若是不中她的意或是因病难以使用,玺光尊便毫不留情地将他从玺宇馆驱逐出去。被逐的信徒非常可怜,腹中空空,两袖清风,流落街头,整日为乞讨翌日的食粮而发愁。尤其是看到心地善良的信徒被逐出玺宇,我心中最难忍受,但也爱莫能助。

    被逐的信徒如果将新信徒带来,或揣上一笔钱财而归,能为教团作出贡献,便允许回归。总之,驱逐成为"兴办教团"的手段之一,其他的新兴宗教中似乎也有类似的做法。

    我也曾几次被驱逐。但由于我的熟人多,即使被赶出门去也毫无困窘之感,甚至反倒觉着轻松愉快得多。每次被逐,我就到各个信徒的家里辗转盘桓,特别是多次在前多 先生家里充当食客。因家住金泽的前多先生同是玺宇信徒,为我提供了一个安心逗留的"世外桃源",为此,"吴先生可真不错!即使被驱逐也有投奔的地方,毫不发愁。"其他的信徒经常以这样羡慕的口吻议论我。


麦克阿瑟事件


    昭和二十一年(1946)五月,我妻子及另一个信徒奉玺宇光尊之命,拦阻了美军司令麦克阿瑟的汽车,向他递交了玺光尊的亲笔信,于是,"麦克阿瑟事件"发生了。
    当时玺光尊认为,通过使全世界的人们都理解玺宇的教义,进而必定能实现世界和平。她还认为只有她才能担负起这个重大使命。为此,她打算首先使占领军长官理解玺宇,令我们窥探与麦克阿瑟相遇的机会。经过对他每日活动的详细调查,发现麦克阿瑟一到午餐时刻便离开GHQ司令部,乘车回美国大使馆。
    这样,我妻子与另一信徒奉命埋伏在麦克阿瑟回大使馆的途中,伺机递交玺光尊的亲笔信,那一天,她们很早就藏在美国大使馆的附近,当麦克阿瑟的汽车从远处开来时,她们猛然跑上前去将车拦住。对着正要下车的司令官,我妻子迎上去打了个招呼:"please!"(英文--请)然后又说了声:"是礼品!"随即将那封信递给了麦克阿瑟。这样一来,平素凶狠顽强的麦克阿瑟只得尴尬地苦笑着将"礼品"收下。记得信中大致内容是这样:"请汝火速前来玺宇皇居神境!玺之光,承受乎!………
    有关"麦克阿瑟事件"的报导,当时在日本完全禁止,但在美国各大报纸的社会消息版面上却纷纷发表了。
    我妻子她们被拘留了一天之后,翌日获释而归,当时真没想到那么快就出了班房,据说这多亏了GHQ司令部"事情不大,可马上释放"的指示,才开脱了她们。释放之前,警察还狠狠地训斥她们说:"有你们这帮疯子在,我们就难得清静!"不过,她俩都是玺光尊的心腹,任凭警察如何严历训斥,只当作是一阵耳旁风而已。
    从此后,每当玺光尊一行打着"天玺照妙"的幡出门时,都有便衣侦探尾随而来。
    我们不顾警察的严密监视,几天之后奉玺光尊之命再次潜入GHQ司令部。这次是我与清水先生等二男二女共四人,还将一些信徒进献的贡品--糌糕作为小礼品携带进去了。司令部的正面,戒备森严,设有"直属警察署"。我们窥视到一个绝好的机会,避开警戒,从正门跑进了司令部。
    进入办公大楼后,我们向传达室的一位日本雇员提出要见麦克阿瑟司令官。谁知对方看是我们,根本不予理睬。正当我们在传达室争吵不休的时候,从里面出来一位美国人,将我们带到大楼五层的一个房间里。房间里只有两把椅子,于是我和清水先生便一屁股坐下。不料还未坐稳,那 个美国人顿时表情凶狠地哇哩哇啦发起火来。我们不懂英文,面面相觑,全都目瞪口呆。后来,好不容易才弄懂了他的意思:男的起来,让女的坐!那时,我第一次了解至"美国人还有这么个习惯,对他们那般尊重妇女,觉得既惊讶又新鲜。
    我们献上小礼品--糌糕,并讲明来意。也闹不清对方是否听懂了,就稀里糊涂地被他们送客了。正当我们要下楼返回之际,看到正面大门那里又增加了几名警察,他们早
   已发现我们的潜入,只等我们一出去就收网逮捕。这时,那位带路的美国人灵机一动,将我们引到后门去,悄悄地将我们放跑了。
    就在同一个时期,受玺光尊的指使,我还曾只身一人前往"中国代表团事务所"去充当说客。对出来接待我的秘书,我极力辩解他说:"日本和中国乃同文同种之邦。希望我们不要计较战争的结果,务必和平友好下去!"于是,"日本已战败,连天皇都低头认罪的时代,哪有你装模作样说话的地方!"对方狠狠地反唇相讥。"吴清源本应是中国人,可你什么时候摇身一变成了日本人?"就这样,我被奚落了一阵后只得怏怏而归。


对桥本八段的十盘棋


   昭和二十一年(1946)七月,玺光尊在杉并的并根叮借宿民宅。不久,若尾鸿太郎先生借同读卖新闻社的文化部长原先生来访。无事不登三宝殿,他们此行只为交涉一件事:请我出山回归棋界,并希望让我和当年与岩本八段争夺过本因坊的桥本宇太郎八段进行擂争十盘棋的对局。
    那时我觉得,既然与玺光尊同舟共济,再次驰骋棋坛的日子不会重返了。何况眼下我正专心于信仰,下棋的事从未考虑过。当然玺宇内盘石俱无,我已两年多没有握过棋石了。
    当若尾先生与原先生热情地提出擂争十盘棋的话题时,说实在的,我并不怎么想试试身手,只知道对玺光尊言听计从。尤其是时值日本战败之际,老百姓吃上顿没下顿,过了今天愁明天。许多人为了弄到当天的粮食,挤进既不遮风又不挡雨、颠簸拥挤的列车,拼命地为采购粮食而东奔西走。再说列车上,一听说警察要搜查了,人们赶紧把"黑货"从车窗扔出去,然后纷纷跳车,拾起"黑货"再夺路而逃。可是,与拥挤不堪的车厢相连的"占领军专用"车厢里,那些驻军兵士们却悠闲自在地躺卧着。在这种兵荒马乱的岁月里,我根本不相信"重新作为活跃棋士"的日子会再来叩门。况且,周围的环境亦不可能让我旧梦重温。
    由于若尾先生办事得法,在与我商谈之前首先和玺光尊交涉,并成功地征得她的同意。据若尾先生后来告诉我,玺光尊对围棋一窍不通,但她考虑到我若在十盘棋中获胜,就能为玺宇大作宣传,因而才点头许诺。
    这就是战争风云消散之后,奉玺光尊之命,我第一次手握棋石重返棋坛的经过。
    鉴于非常时期,我提议限用时间采取一日终局制,桥本宇太郎八段也爽快地同意。双方还认为限用时间各为六小时为妙。但由于读卖新闻社觉得六小时不太尽兴,结果规定各为七小时,一日终局。对局费是每局每人一万日元,我那一份钱当然都被玺宇拿去敬"神"了。
    昭和二十一年八月二十六日,擂争十盘棋第一局,在位于世田谷区深泽的若尾鸿太郎先生的寓所拉开战幕。
    从第一局对弈的前日开始,玺光尊像是亲自作战一样,不遗余力,召集全体信徒为我的胜利而终日不停地祈祷。
    然而,尽管我肩负玺光尊的期待,全力以赴地面对棋盘,但是棋艺毕竟荒废了两年之多,这期间的空白形成了难以弥补的差距。因此,尽管此局我执黑先投,但还是任凭白棋随意调遣。结果我措手不及,胡里胡涂地败下阵来。
    第一局我毫无精采地表演,一败涂地。为此,围棋界的有关人士都有些失望,当年的吴清源哪里去了?还有人担心这次十盘棋弄不好会成为一边倒的胜负之争。其实,我自己不但不气馁,也无任何不安。因为我是奉玺光尊之命对弈。我强烈地感到:与其说是我败了,不如说是玺光尊败了。
    继第一局结束的三天之后,第二局又拉开了帷幕。
    玺宇那里,按玺光尊的吩咐,比第一局时召集了更多的信徒, 照旧从早到晚不停地为使我获胜而祈祷。对局前一天,玺光尊还声称要"将围棋取胜之法力"移入我身体,让我与她在同室睡觉。那一夜,奉命"神旁伴睡"的我,一想到若有失礼之举动,将会铸成大祸!于是,害得我不敢轻易地翻一下身,在根本无法人睡的状态下捱到了天明。  
    翌日,睡眠不足的我揉着眼睛来到对局场,果然,比起第一局来,"再输可就不妙了"的声音在耳边回荡,激励着我奋起直追。不过开局后仍然看不出我的棋比第一局有起色,有几处该投的地方却没有落子,奕至中盘,看起来行将崩溃的白棋七零八落地散成几堆。不论是谁瞧上一眼都会认为我和白棋必败无疑,尽管如此山穷水尽,我仍从内心不断地发出激奋的呼喊:"决不能输!"誓死也要负隅顽抗到底。玺宇那里,大家在我对局期间始终不停地祈祷了一整天。
    弈过中盘,绝对优势的桥本,落子开始有些失常。只见我那即将崩溃、散乱不整的白棋,个个如枯木逢春,奇迹般地全部活净,盘面也逐渐变得细微起来了,到后来终于转化成胜败不明的局势。争大官子时,桥本不慎继续出现缓着,最后,我终于将乾坤倒转,侥幸获得一目胜。
    担任这盘棋解说的是濑越先生。局后,"桥本简直是异常。这样好的棋要是再输掉,马上给我赶出门去!"濑越师傅如此痛心地叹道。有关此局,桥本宇太郎回顾时说:"到中盘已看出我为必胜。但是刚过中盘,我的心情不知为什么突然变坏,精神上失去了集中力。看来输的原因只能是精神失常。"黑棋失常,此事确实不可思议,后来,社会上还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一到桥本先生该落子时,不知从哪里传来了阵阵鼓声,妨碍了他继续思考。还有人甚至这样说:当桥本先生思考时,蜘蛛就从房顶上垂落下来,倒挂在他的眼前……。总之,这些说法一传十、十传百、神乎其神。
诚然,对于胜负,人们的理智仍有难以驾驭的地方。我觉得:是我那死不认输的执著之心与銮字众徒的祈祷声援,使得桥本先生落子时乱了手脚。对此,我想不会有人怀疑它的可能性。
 
    第三局,于九月在野田的茂木房五郎先生的寓所进行。这一局我执黑先投,并且终于恢复了本来面目,顺风得手取得大胜。不过,第三局以后,玺光尊突然对十盘棋丧失了兴趣。其原因也许是没有收到预期的宣传效果。因此,为使人获胜的祈祷不再举行,对十盘棋对局的日程安排也不再给以考虑和方便。现在回想起来,我置身玺宇,在戒律森严、各种意外事件接连发生的日子里,能够顺利圆满地将十盘棋弈完,实在是一生中令我深感自豪之举。
    那时我非常遵守教规,对局前步出玺宇,对局中从不与"俗人"交际。一到午休时刻,迅速躲进自己的休息室,避免与他人闲聊。对局一结束,起身告辞即返,从不参加局后的研究会,所以,有关棋界的形势与世情变幻,我照旧一概不知,犹如与世隔绝的山林隐士。
    其实,那时棋界的有关人士们见我身为玺宇信徒、整日为玺光尊尽忠效力,感到十分担忧,大家都热情地希望我早日摆脱玺光尊的统治。可惜由于我总是躲避众人,再者许多人也唯恐劝说无效,反遭嫌怨,因而无人自告奋勇地出来当面规劝我。据说当时安永先生曾讲过:"欲使吴先生摆脱玺光尊,除了将他彻底地打败而别无良策。"此话的意思很明显:我一输棋,便会声望大跌;玺光尊也不会觉得我有利用价值了。这样一来,我与玺光尊势必不分自离。
    第四局在九月里进行,对局场远在京都的南禅寺。此局我执白棋,并且奕出了许久未用的对角线上的两个三三。后来棋势发展为双方竟进中腹,但由于白棋占了主动,终于又克一城,获得六目胜。
    第五局也安排在京都对弈。由于桥本身体欠佳,毫无精采表演,白棋在131手时只得中盘认输。此局于当日傍晚前及早结束,桥本的"消费时间"为三小时十二分;而我只用了一小时零二十五分钟。这是我所有擂争十盘棋里最早终局的一盘。至第五局止,我四胜一败,形势十分有利。
    第六局以后的对局,为了静等桥本宇太郎身体状况恢复,暂且延期举行。但实际上,因玺光尊只顾她自己活动日程的方便,使第六局赛期总得不到确定。因此一直拖了半年以上,我才终于能够稳坐盘前打第六局。


丧失国籍


    如前所述,我栖身玺宇的日子里既不读报,也不听广播,对世情变幻早已悲观厌弃。因此,就连对桥本宇太郎的擂争十盘淇,报纸上是如问报导的都全然个晓。最近查阅了一下当时的报纸,见第一局的前夕刊登过这样一篇报导:"(前略)这是吴氏恢复了中国人身份之后的第一盘比赛。吴氏将以此为契机,返回中国,召集中国棋士,亲自挂帅,然后率帅再次东渡日本进行亲善对局、,所以说此次对局乃吴氏伟大事业即将展现于眼前的第一盘棋、,经此一战,倘若桥本(宇)八段败下阵来,那么'天下第一人'的世界最高称号将越海失落到中国去也;相反,桥本八段若不负众望将此金冠固守国中,那么吴氏将手持何物来作'凯旋厚礼'呢?总之,此战系天下之安危,双人对每一局都轻易势力,失落不得!"

    另外,还援引了一段所谓我的"谈话":"(前略)不久我就要回中国去了。围棋在世界的东方发祥,并成为历史悠久的思想艺术领地之一。我要将这一古老灿烂的艺术带回去,继续为促进两民族的和平而贡献微力。为此,我有个小小的打算,我想将大陆的那边的棋客如顾水如、刘昌华、魏海鸿等先生,以及其他著名的棋手们都网罗起来,带他们到日本来交流棋艺,共促日中亲善。并且,我想今后这一切活动还要仰仗读卖新闻社的大力支持。"

    毫无疑问,我恨本不曾对新闻社这样讲过。再者,什么我要回国、作为中国棋士要与日本淇士进行亲善对局等事情,甚至连想都没想过。

    后来我才知道,难怪当我与玺宇诀别之后的一段时期内遭到过许多人的误会与指责。"吴清源在日本受到那般良好的照顾,可是,日本一成为战败国,他却急急忙忙地恢复了中国籍。他可真是个忘恩负义的薄情郎。"如此中伤,祸恨原来在报纸上,无论是谁读了那篇报道都会那样错 怪于找。不过,对天起誓,我光明正大,问心无愧。

    昭和二十一年入夏之前,有4个自称为"中国代表团"和华侨的人,到我起居的地方--玺宇来访。不知他门与玺光尊谈了些什么,谈话结束后,其中一位对我说:"请随我来。"就这样我茫然尾随而去,准知竟来到了杉并区官署。我一个人进了门口的一间房子,在里边稍候。当时,为何带我来区官署,我既没追问,他们也未曾提及。不过,我还是猜到了八九分:这是为取消我的日本国籍来区官署办手续!

    嗣后,于昭和二十六年,在办理恢复我妻子的国籍时,终于通过律师了解到当初取消我的国籍的详细经过。据律师的调查,当时区官署的知情人说:中国占领军方面的人一来到区官署,就让将吴清源及夫人的户籍交出,对二人的日本国籍不问青红皂白一笔勾掉了。

    我和妻子原以为丧失了日本国籍之后,还可以取得中国国籍,谁知事情并非那么简单。我妻子后来只得风雨飘零,有国难投;我比她稍强些,在与桥本的擂争十盘棋第一局前夕,得到一本中国人临时护照。然面好景不长,一听说我第一局惨败,"你小子陷进怪诞宗教里执迷不悟,如此重大的棋赛却吊儿郎当地输掉了,简直是个没用的家伙。"一顿责骂之后,我的临时护照又被没收回去了。就这样,我和妻子双双成为无国籍的"国际游民"。

    日本战败后,当时中国的"驻日占领军"是蒋介石总统率领下的国民政府军。在中国大陆,于第二次国共合作后的第二年,即昭和二十二年,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与国民党政府之间展开了内战。我想,可能由于中国的驻日占领军也受国内动乱形势的影响而意见分歧。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难怪对我的国籍问题既无人过问,更拿不出统一的方针政策。

    据可靠消息说,中国方面确实有一部分人极力主张给我恢复中国国籍,并将我作为"为日效劳者"而强行遣返。在此基础上,对我施行思想上的再教育,使我对中国围棋的发展作出贡献。

    昭和十六年(1942),以濑越先生为团长的"日本亲善围棋交流团"访问了中国,我是代表之一。同行的桥本宇太郎事后曾告诉我说,我们住的饭店旁边贴着题为"吴清源是文化汉奸"的宣传漫画,画中我那肖象的脖子上还挂着赏金。

    虽然我生性满不在乎,对此根本没注意到,然而,据说每次我离开饭店外出时,都有日本人的保镖暗中尾随身后。

    总之,我无国籍的状态持续了将近两年。昭和二十四年,台湾成立了"中华民国",不久便与日本建立了"外交关系"。于是,我们马上在横滨的"中国领事馆"办理手续,取得了"中华民国"的国籍,终于领到一本旅日华人的护照。我妻子那时也是无国籍者。昭和二十七年(1952),我们应邀去台湾时,委托律师将当时的情况原原本本据理陈述  ,终于使她恢复了日本国籍。

    大哥吴浣因其作为"满州国外交官"而效过力,所以在日本战败的同时偕同母亲和妹妹一起,比国民党政府还捷足先登地到了台湾。

    据说天津的二哥吴炎很早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抗日前线上成为一名军官,与日军浴血奋战。战争结束后,在"国共合作"的时期,他曾在河北省的重镇邯郸担任过某司令官的秘书。后来国共合作破裂,蒋介石发出搜捕共产党员的手令,但他所在师团的干部开会决议拒绝执行蒋的命令。因此,避免了一场火并,于大搜捕中幸免。谁知后来他还是因有人告密而被捕。双脚锁着沉重的铁镣,在黑暗潮湿的洞穴里被关押了半年之久。据说那半年之内他早就横下了一死的决心。后来,幸好他大难不死,被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营救出来了。然而,自那以后,只要天气一冷,戴过 镣铐的双脚就隐隐作痛


金泽事件

 

   昭和二十一年(1946),关根叮的玺宇馆里,有一位独揽"横网"桂冠、名扬天下的相扑力士--双叶山,偕同家眷前来参拜。
双叶山历来是个灵感强烈的人,据说在"本场所"(正式比赛)中每遇有旗鼓相当的力士场,那天早晨他便进入"半灵附体"的状态,战后的混乱中,在人们纷纷寻求精神依托之际,以"复古主义的日本精神"为标榜的玺宇,也吸引了双叶山前来参拜。
玺光尊对双叶山的来访非常欢迎,相互见礼后,二人开始祈祷。于是,不一会儿,双叶山神灵附体,进入显灵状态。玺光尊见此大喜,并约定:双叶山若愿为信徒,将侍以厚遇。
此后,双叶山果真成为玺宇的信徒,并且时常前来参拜。由于玺光尊对双叶山格外信任,就连只有三、四个亲随才可进入的玺光尊的起居室"御光间",也让他自由地进出。我妻子原是歪光尊的亲随之一,常在她的起居室内服侍。而我等除了偶尔进去两、三回以外,平素进出"御光间"是根本不允许的。
如前所述,我们在关根叮借宿私宅、暂设玺宇馆的时候,青林县的信徒--宫重先生曾携带巨款前来参拜,并且愿捐款为玺宇将那座私宅买下。谁知玺光尊一意孤行,不顾宫重先生的一番好意,拒绝买房。因此,到后来我们除了搬迁而别无良策。可是这样一来,东京附近再也找不到愿 收留我们的房东了。
后来,我和干部之一的清水先生一起前往金泽,见到前多平作先生,请求收留我们。金泽是北陆地区的中心,因玺光尊的心腹胜木先生就是北陆人,那里还有许多玺宇的信徒。前多先生祖上几代都是经营生丝的富豪,从前是本愿寺的宗徒。后来他信仰了玺宇之后,仍然不断地寻求"成佛 之道",尽一切努力强迫自己去接受各种苦难的磨练,并以其惊人的毅力吃苦耐劳地生活着。在我和清水的请求下,前多先生愉快地答应将住宅借给我们。
昭和二十一年末,我们一行踏上了去金泽的旅途。当时的列车经常是超满员状态,乘客要上车,不紧紧抓住车门就别想挤上去。像我们这种样子古怪、扬举旌旗的一群人马,要想乘车简直如同儿戏。幸亏双叶山有面子,不但有人帮我们买好了车票,而且还事先与站长谈妥,给予特殊照顾--让我们优先上了车。
一路风尘仆仆地到达金泽的松枝叮,我们一行急忙拥进前多先生的宅第。玺光尊二话没说就将有壁龛的正房作为"御光间",房东前多先生夫妇却被排挤到只有三张榻榻米宽的侍女房去住了。尽管如此喧宾夺主,前多先生夫妇仍然驯顺地听从吩咐,毫无怨言。玺光尊见有了安身之处, 便立即发电报唤双叶山前来。几天后,双叶山单枪匹马地赶到。
在我们长达四年之久的玺宇生活中,金泽的日日夜夜是最为艰苦、最难忘怀的。
因当时正值福井县大地震暂告平息之际,玺光尊声色俱厉他说:"天翻地覆的大事变前夕,我等岂能偷闲安睡!"所以,熬至深夜电个给我们睡个囫囵觉的时间。我们每天清晨5时即起,夜里摸到床边时早已过子夜1时左右了。因睡眠不足四小时,只要躺倒在床上,眨眼之间就会像死了似地酣睡不醒,一天大半在祈祷中度过,然而我还有一项主要的工作--为前来参拜的人讲经说法。
按照玺光尊的说法,"当今乃末法之世,日本不久就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变。能够拯救这个世界的人唯我无他。"
那时,我们将玺光尊奉为"末法之世的救世主",曾经冒着风雪,举起旌幡,站立街头,进行"街头说法"等活动。
由于福井大地震刚刚平息,我们如此进行宣传,使得"下次大地震何时发生?"这种打听地震消息的电话接锺而至应接不暇。后来,弄得前多先生也不得不抓起话筒大声回答:"我家不是地震局!"
在我们每天的敬神祈祷中,还包括数九寒冬里进行淋浴净身的修炼。那时,只有双叶山最先淋浴后,我们再取水浇身方才感到舒适、因为双叶山浴后,他的体温使浴池温暖了许多。
麦克阿瑟事件出来后,玺宇的活动引起了各大报社的注意。尤其是在金泽,由于双叶山也参加了玺宇,引得许多新闻记者纷纷在前多先生寓所附近的民宅借宿,以便每日观察我们的行动。
自从我们流落到金泽后,有一天天歪光尊不知从哪里来了"灵感",说:"东京将发生大地震,我们必须去救援!"并吩咐我们做好救援的准备。于是,我们打起背囊,捆好行李,从早到晚都是一副整装待发的样子。这使新闻记者们大为疑惑,有人猜想玺光尊即将连夜潜逃,还有人推测近日里可能又要发生什么事情。记者们纷纷向邻近的人们一一采访。然而,东京方面总不见有大地震的消息传来,几天以后,我们只好"解甲卸鞍"。
说来可怜,玺宇信徒们在金泽的日日夜夜,实际上过着一种连自由思考都不准的严肃紧张的生活。根据玺光尊的训斥:"无益的胡思乱想会招至恶灵附体。还是没工夫去想 的好!"实不相瞒,我们连抓一抓头上虱子的工夫都没有,每天痒得坐立不安。
再说双叶山在金泽成为热忱的信徒,深受玺光尊的信任,每日专心致志地修行。可是,在九州有他主办的"双叶山道场",手下的八十多个弟子因师傅出门在外,个个六神无主,乱成一团。虽然双叶山的亲友们前来劝归多次,但他全都不听,说破嘴皮也无济于事。据说弟子们实在是无可奈何了,纷纷气愤地喊叫:"是玺光尊无理诱骗师傅,大家快来金泽,砸烂玺宇馆,将师傅请回来!"
由于双叶山执意不归,亲友们甚是发愁,便去找朝日新闻的记者藤井先生去商量解决办法,藤井先生也是双叶山的亲戚。
藤井先生分析一番之后得出结论:既然事已如此,要想找回双叶山只有借助警察之手而别无良策。于是,他们向警察报了案。后来,警察发现玺宇馆的一些信徒将自产的大米拿去进献,于是以"违反大米管制令"为名,决定对玺宇进行搜查。(有的传说是因玺宇犯有"鼓吹天翻地覆,散布谣言惑众"的罪名而受拘捕的。但我记得是"违反大米管制令",或许是二者兼而有之。总之,搜查的目的肯定是使双叶山摆脱玺光尊。)
昭和二十二年一月末的一个夜晚,月色朦胧,万籁俱寂。金泽警署与玉川警署的全体警察接到紧急动员令后倾巢而出,包围并闯进了我们的住宅。担任这次搜查行动的指挥官是摘木警部,他曾经是业余相扑力士,不但受过双叶山的指导,还是双叶山的大崇拜者。对他来讲,"捉拿师傅"可真是个棘手的差事。玺宇馆里,以玺光尊为首的干部们抱成一团,在楼上负隅顽抗;双叶山则扼守在通向二楼的平台那里,手持两把大鼓糙凶狠狠地挡路,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虽然警方人多势众,但看见手舞大槌的双叶山,如同金刚力士一般地巍然而立,个个吓得不敢靠近。当时我和其他信徒一起缩在楼下的角落里,战战兢兢地屏往呼吸,注视着事态的发展。警察们只顾对付双叶山一人,根本顾不上"照顾"我们。
楼梯上下长时间相持不下。后来,一部分警察迂回到房后,打开后窗,蜂拥而入冲进楼上;同时,楼下的警察们也踏着楼梯冲了上去。只听见一阵阵摔砸东西的响声与喊叫声混成一片,又过了一会儿,楼上死一般地静了下来。
警察闯入后的一个小时之内,我等无一漏网,全体被推挤着坐进消防汽车里,在深夜十二点后被押送到金泽警察署。
大多数的信徒经过简单审讯后,翌日便准予释放;玺光尊和胜木等人也在二、三天后获释。唯独双叶山立即被押送到和仓温泉,从此一去不返。算起来,双叶山在金泽与我们共同生活了三十五天,几年后,双叶山侠心怀;比有一次在各地巡回表演的途中,还特意来到金泽,去前多先生家拜访了一次。
再说我们这些人像过去一样又要重蹈覆辙,再次迁徙。当然,玺光尊自有另一套见解,即玺宇的皇居因俗徒闹入而被玷污,必须立即迁宫。
我们又开始寻找新居。不久,遇到一位几天前曾在玺宇露过面的男于。他说,"将我的家作为玺宇馆怎么样?" 但他并非白白地捐献住宅,除了提出要与前多先生的住宅交换之外,还要求再给他三十万日元。
我们立即去他家查访,走到松枝叮的邻街--长叮那里,果然有一座漂亮的西洋楼映入眼帘。大家都很满意,觉得这座房子作为我们的"皇宫"太合适不过了。后来,前多先生想方设法筹措了三十万日元,将自己的家搬迁一空,我们一行也随着移居到了长叮。
谁知好景不长,我们在新居欢喜了没多久,便发现那个冒充信徒、在玺光尊面前献殷勤的男子原来是个大骗子。原来那座房子早已走为占领军征用的建筑,骗子隐瞒了真相,设圈套卖给了我们,不过,最令人感动的是前多先生,房产与巨款统统被人骗取殆尽,他仍然丝毫不痛心,只当作是对自己的一次磨练。他逆来顺受,毫无怨言。
这样一来,我们在金泽寻找安身之处的希望全都成了泡影,五个月后,只得忍气吞声地被赶出长叮再次忍受流浪命运的摆布。
被人将住宅骗取后的前多先生多亏还剩下一个纺织工厂,于是迁居到厂里。我们也从长叮被逐,无家可归,只得辗转飘泊地回东京。
昭和二十二年七月上旬,我们一行冒着酷暑,挤进满员的列车,一路风尘仆仆回到了东京。谁知东京也无立足之地,只得暂且决定去投奔磺滨某农民信徒的家。就这样,我拖着累垮了的身体,与众人马不停蹄地又赶到那个信徒的家。谁知还没等我喘口气,玺光尊义发号施令,催我火速去找住房,并限我"一周之内务必寻到新居!"
我左思右想,觉得黄野先生是个心肠软、好商量的人,于是,决定到镰仓腰越那里向他求助。等我赶到那里,早已是满天星斗,尽管离睡觉得时间还早,但黄野先生的家已灯灭人静,漆黑一片。无论我怎样敲门,无人出来迎客。无奈,我只好踩着门边消防用水池的边沿,见院内松枝搭在墙头上,便纵身一跃,紧紧抓注松枝顺势翻墙跳进院子。转到房舍,见一扇小窗虚掩,露着一丝缝隙,我便将窗打开,侧身钻了进去,摸黑跳下,落在屋里的席子上。摸索着找到开关,迅速打开电灯。接着,"对不起,有人吗?"我再次高喊了一声。这样,睡在侧室的黄野夫人好不容易才被我唤了出来。
这种模仿小偷、夜入民宅的事,在我的一生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一遭。听黄野夫人后来讲,在这兵荒马乱的世道,她独自一人守家,所以早早便熄灯躺下了。听到有人敲门,唯恐轻易开问会遇上歹徒。因此打算不动声色地看看动静再说。后来听声响发现有人越墙钻进家中,吓得她更加紧张,屏住呼吸,一声不吭地提防着。一听到是我的声音后,"不是小偷,像是吴先生",这才松了口气,起身出来见客。
我当即向夫人苦苦哀求,望她为我们玺宇一行安排个注处。夫人脸上一时显出一副为难的神色。然而,我那副处境窘迫的样子又使她实在不忍拒绝。于是,夫人大发慈悲,答复说:"现在山中湖的别墅空着,你们可以在那里暂住一时"这样,我终于求得夫人的慷慨救助。
我辛苦奔波的结果使玺光尊一行总算找到了栖身之处。然而,还未等我喘过气来,又不得不继续与, 桥本, 宇太郎进行擂争十盘棋第六局的比赛,这第六局与第五局间隔十个月,对局场选在神户六甲山中的"播半"旅庄。由于长时间来在玺光尊眼里我的对局无论输赢都已毫无意义,比赛 的事她早已不闻不同了。那时正值战败后不久,黑市买卖十分猖撅,小商小贩纷纷出动,电车里从来都拥挤不堪。为了奔赴对局场,我必须冒着酷暑在满员的电车里忍受一大的折磨才能捱到神户。
一想起这回该轮到为自己的事情而奔走,在离开黄野先生家之前,不得不搜肠刮肚地盘算,明天怎样才能准时赶到神户。
正当我大伤脑筋之时,读卖新闻社的人不知从何处打听到我还在黄野先生家中的消息,立即派人前来迎接我,并为我买好了去神户的二等车票。这可真是雪中送炭!由于已经无暇返回玺光尊那里,我便告辞了黄野先生的家,与读卖新闻社的人一起乘上列车,急速奔向神户。
翻开过去的报纸,可以读到读卖新闻社当时情景的报导:"虽然早就决定继续进行擂争十盘棋的对局,然而吴氏的住所游移不定、浪迹难寻,与他及时联络绝非易事。就在我们通知家住关西的桥本氏、与他商谈对局日期之际,吴氏住所就几经变更。先是从千叶县的某叮迁到北陆的金泽,又从金泽转到横滨;谁知横滨也只是蜻蜓点水式地落了下脚,旋即又移走他乡;后来派去寻他的人从片獭寄来书信,说在那里终于寻到了他,并与他商量了有关对局事宜。总之,棋盘小神通广,落子总无常--- 吴氏的行踪宛如他那独特的棋风,扑朔迷离,难以揣度。他真是能如期赴约吗?我们十分担心。那天,等到了约定的时刻,在神户车站拥挤的人群之中,只见一个身穿白色立领制服、胸前佩带青天白日徽章的人走了出来。吴清源来啦!吴氏终于神情端庄地出现在眼前。"
这篇报导中提到的青天白日徽章,确实是当年玺宇的徽章。总之,读卖新闻社也被狂傲的玺光尊耍弄了很久,因此我与桥本宇太郎的对局日程才总也定不下来。对此,读卖新闻社曾经大伤脑筋。
昭和二十二年(1947)七月,长隔十个月之久的十盘棋第六局和第七局终于决定在神户六甲山中的甲阳园"播半"旅庄继续举行。
第六局我执白棋。我与棋坛生活阔别了十个月之久、而今又将粒粒文蛤握在手中,不禁深有感触。当我于盘前落座后, 一想起我是从那千辛万苦的岁月中熬出来的,顿时心情格外沉稳,这一点就连我也自感奇妙!凭着这种心境我不急不躁,更无任何不安,一头扎进胜负之下的旋涡里,毫不旁骛。桥本字太郎也是气力充沛、剑拔髦张,全力展开了一场恶战。由于我的白棋对黑棋略有捕杀不净之处,最后,黑棋二目胜。这样,桥本八段将"仅剩的一城"死死扼守往,总形势为我四胜二负。
第七局依然原地不动地对局。虽然这次桥本的白棋在中央筑起了厚势,但黑棋还是设法踏破了中腹。结果我执黑中盘胜。
第七局一结束,我毫不停歇地回到当时位于山中湖的玺宇馆,重新经历玺光尊手下的清苦生活。
第八局,继第七局后两个月在小石川的"红叶"旅馆进行。此局找执白,弈至中盘始终陷于苦战。最后,施放胜负手,以"输棋者无牵挂"的姿态,扶起几粒奄奄一息的白子,来了个胡冲滥打,没想到黑棋应着有误,结果被我逆转乾坤获中盘胜,这样一来,我终于在净胜局上超过桥本宇太郎四局,以六胜二败领先。
交手棋份改为"先相先"(三局中两局执黑)后继续对局,第九局平分秋色、握手言和。
第十局于昭和二十三年(1948)一月,在小田原著名的庭院"古稀庵"内举行,那是一座按传统格调建造的书院式庭院。我们在宽大的室内铺地草席上摆下棋盘,弈完了最后一同。其实,在对局前夕,为了玺宇的宣传,刚刚过了元旦我就长途跋涉去了一趟北海道。在日高山脉的附近,有个纯朴的乡村小镇叫原贺,我妻子的祖母就曾住在那里。
记得从北海道回东京的途中,为了转车在苫古牧车站月台上等歇时,我突然遇到了藤泽库之助(朋齐)七段。原来,藤泽七段奉命为日本棋院新馆筹建募集捐款,也刚刚从北海道返回,准备转道去王子造纸厂。见到我后,他热情地邀我同去。我见下一一趟列车的时间尚早,便欣然答应。来到王子造纸厂后,由于盛情难却,举办了围棋教习。告辞时还收到一些谢礼。
正当我钱囊告罄之时,这些意外收入真是帮了大忙。
五年之后,我与藤泽(库)七段在擂争十盘棋的舞台上狭路相逢,不得不再决雌雄。尽管双方都将棋士生命用来押赌,于盘上无情地仇杀,但一提起苦古牧车站的邂逅,作为我们深有缘分的往日之交,迄今仍然是难以忘怀的美好话题。
我对桥本(宇)八段的十盘棋第十局桥本执黑中盘胜。到此为止擂争宣告结束。总之,到第八局时我多胜一筹。十局总的成绩为六胜三败一平。

八户事件

  我对桥本宇大郎八段的擂争十盘棋结束后,接着,与当时崭露头角的棋坛新锐坂田荣男七段进行三盘棋的对局计划又被纳入日程。坂田七段从那时起就享有"剃头刀坂田"和"能攻善守的坂田"等别称,凭着他那算棋如神的敏锐棋风,以攻守兼备、智勇双全而名震棋坛。

    那时,看到重建日本棋院之事毫无满意的进展,难以畅快弈棋而牢骚满腹的前田、坂田、山部、尾原等实力高强的年轻棋士们,终于被迫退出日本棋院,结成了"围棋新社"。在那次三盘棋的搏斗时,坂田七段恰巧跻身于围棋新社。可惜我当时消息闭塞,就连围棋新社的存在都不知道。这也怪读卖新闻社什么都不向我透露,害得我孤陋寡闻,事过很久才了解到有这么一段历史。
    总之,当时交手棋份定为坂田七段以"先相先"对局,然而最终我还是获得了三连胜。不过,第一局和第三局我执白棋,两局都是历尽艰辛才多出一目。这使我切身地体会到:年轻棋士们正在紧紧地追赶着我,他们成长迅速,咄咄逼人!
    从昭和二十二年的夏天开始,玺光尊便将位于山中湖的萱野先生的别墅占据为巢。后来,房东萱野先生主动提出:"给八万元就可将那座别墅出让与你们!"我们立即劝说玺光尊将其买下。然而玺光尊见房东既无意作她的信徒,也不肯将别墅主动捐献,于是整日耿耿于怀,不愿善罢甘休,不用说,她毫无买房之意。
    这个时期的玺光尊只顾一味地追求"高贵",竟然妄称自己是"世界的天皇"。
    到了年底,我们又不得不告辞山中湖而远走他乡,决定去八户投靠宫重先生。心地善良的宫重先生慷慨解囊,在他家附近买下五座房子,献给了玺光尊。
    从昭和二十三年一月起,我们一行在八户开始了新的生活。
    准知没过多久,我又一次遭到玺光尊的驱逐,也记不清这是第几次惹恼了她,迫使 我离开了八户。
    被逐之后,我先到金泽的前多先生家打扰数日,待身体恢复了一些,然后直奔东京,主要在几位玺宇信徒的家里辗转盘桓,充当食客。
    一天,我在东京某信徒家借宿时,忽然有人来报:"八户的玺宇馆出了大事!"我顿时惊恐万状,立即风雪兼程地赶回八户。当我焦急地听完事件的大概经过,得知妻子安然无恙时,心中一块石头终于落地,暗暗抚胸庆幸。
    "八户事件"大致经过是这样:玺光尊在八户暂得安稳后,对捐献往房的宫重先生又得寸进尺地要求他弃商信教、随众信徒一一起接受信仰生活的煎熬。宫重先生迫于玺光尊的淫威,一时左有为难,一筹莫展。他只得向玺光尊苦苦哀求道:"只要你发发慈悲让我继续经商,赚了钱,无论多少都可捐献给玺宇。若是现在就让我那造酒的买卖停止 ,那么全家就会彻底破产的呀!万事都可依您,唯独经商的事情请您千万要高抬贵手。"谁知毫无侧隐之心的的玺光尊只知声色惧厉地教训人说:"即便你 经商赢利、进献钱财,却难得神佛之保佑。欲成佛,必弃商,甘当神之奴仆。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宫重光生的哀求对玺光尊来说只不过是耳旁风而已。
    那阵子,宫重先生作为信徒,每日往来玺宇馆参拜。后来,恐遭斥责,越来越觉着连回家都有些不便了,于是只得常常在玺宇馆宿而不归。
    这样一来,困守家中的亲属及佣人门乱成了一团,几次派人去交涉,要求送还店主,但玺光尊都毫不理睬。店里的伙计们出于无奈,终于下决心采取了最后的手段--以武力要人!
    八户是个以渔民为主的镇子,社会风气本来就很粗野。
    那里的人遇到纠纷时,很少考虑依赖警察来解决。就这样,他们雇用了当地几名粗壮的亡命徒,狂喊着要夺回宫重先生,猝不及防地袭击了玺宇馆。
    玺宇馆里通往二搂的楼梯口有一个盖板,玺光尊与几个亲随一起将宫重先生团团围往,死死顶住盖板,据守在楼上顽抗。
    当时我妻子也在楼上守护玺光尊,只听见楼下的人狂摔暴砸,大打出手,不时地传来刺耳的惨叫声。不消说,那时的情景如同一场武打战。混乱之中,楼上的人们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出,谁也不敢动一动。当时我妻子既年轻又颇有侠义之心,实在按捺不住胸中怒火,非要独自一人下楼去援助。然而,被众人制止往而无法动弹。据妻子后来回顾,她于楼上被困,明知楼下是一片惨状但束手无策,心急如焚,如坐针毡一般。
    事件发生后,宫重先生被送回店里。可是这个惨痛的事件在他的心里造成了巨大的创伤,嗣后,造酒的买卖又日趋衰落,他也早已无心经营了。不到凡年的工夫,破产的厄运终于降临。
    只有那时妻子才对我的被逐感到高兴。她说,假如事件发生时我俩尚在一起,那么,肯定不会让我到楼上去的,所以瘦弱的我肯定会被殴打成重伤的。实际上,守在楼下的人们全被打伤,无一幸免。
    当地的报纸曾对此事件大肆报导,闹得满城风雨。玺光尊一行再也不能久住八户,无奈只好重返东京。
    事件之后,玺光尊对当时守在楼下、自卫时受了重伤的干部清水先生和长崎先生起了疑心,"上次事件肯定是你等背地里通风报信引起的!"她扬言要彻底追查,并宣布设立"御白洲",对二人进行审判。
    所谓"御白洲",在江户时代是公卿权贵们审理判决各种犯人的法庭名称,不消说,在以日本复古精神为教义宗旨的玺宇里,也常常设立"御白洲",审判可疑的信徒。当时在玺宇馆设立"御白洲"的厅堂里,銮光尊端坐正中,周围排列着一大群信徒,受审者于众人面前战战兢兢地坐下。然后,审判开始。首先是众人一起合掌祈祷,将受审者的灵魂"引"出来,若是被引出来的"灵"缠往了准,谁就可摇身一变,代替受审本人而将"真相"和盘托出。其中,也有受审者被自己的"灵"缠住后"如实"招供出来的情景。不过,尽管说出来的话被认为是"真相",但内容大多是按照玺光尊的意志而编造出来的。
    "御白洲"审判的结果,"暴露"了清水、长崎二人背叛信仰的"事实"。,一位充当"显灵替身"的信徒还当众"宣判":"此灵必须'断其人形'并将其深深打入亿万年不变的地狱里去,直到此灵彻底悔悟才可重获新生"。这个"判决"对信徒到那时为止的信仰生活,是一个全面的否定,等于在精神上宣判了死刑一样。对信徒来讲这是最最严重的惩罚。
    就这样,清水、长崎二人经"御白洲"的审判,落了个"断其人形"的结局。回首往事,长期以来这两位老信徒忠心耿耿追随玺光尊,效尽了犬马之劳。尽管如此为她卖命,挨了打也受了伤,到头来仍然没有逃脱惨遭处罚的下场。可怜他们有苦难诉,只得把无限的怨艾化为泪水,咽进肚子里。
    作为信徒,妻子远比我多几分热诚和纯真。然而八户事件后,就连她也不得不对玺光尊"审判"信徒的方式产生疑问,渐渐地,她对玺光尊的信仰生活也感到迷惑不解了

诀别玺光尊


    对桥本(宇)八段的擂争十盘棋结束后,读卖新闻社又计划我对新任"本因坊"的岩本熏八段再次进行擂争十盘棋的决斗。岩本八段自从当时成为桥本(宇)本因坊的挑战者以来,到昭和二十年(1945)十一月,包括战争结束前夕在广岛的原子弹爆炸时的对局,与桥本(宇)总共大战了六个回合,结果是三胜三败、平分秋色。这样一来,按规定,未有结局之前,"本因坊位"暂存于日本棋院。嗣后,于翌年再度进行三番胜负的决斗时,岩本八段获二连胜,旋即从桥本手中将桂冠夺去,春风得意地就任为第三期本因坊。

    记得我对岩本八段的十盘棋在商谈限用时间上遇到了难题。当时我主张以桥本八段的对局为先例,限用时间各为七小时,一日终局。然而,岩本本因坊却毫不相让,坚决主张各为十三小时,三日终局。最后还是我采取妥协态度,顺从了新任本因坊的意见。

    记得对局费是每局每人二万日元。谁知玺光尊专横跋扈,竟要求读卖新闻社将我那十局的全部报酬在赛前一笔付清与她。新闻社无奈,只得应允。就这样她又暗地里派人将十局的全部酬金一把捞走了。玺光尊为何如此气急败坏地捞钱呢?也许那时她也嗅到了我将与她分道扬镰的气 味了。

    另外,玺光尊还伺机向读卖新闻提出了更苛刻的条件:"我们一行疲于到处漂泊,希望能为我门买下一座能长久居住的房子"。读卖新闻为了顾全大局对此也慷慨承诺下来。

    后来,为了寻找新居,我和多贺谷信乃先生一起四方查访。多贺谷先生作为读卖新闻社第五代"覆面子"(隐名作家),曾为我对桥本八段的擂争十盘棋写过"观战记事",那时他刚刚隐退不久,已将职位让与了山田虎吉先生,我与多贺谷先生的友情即从寻找新居时开始,后来逐渐推心置腹,结成至交,并且还请他作了我的后台老板。

    我自富士见疗养所住院以来,早已深深地爱上了高原,所以我们主要到东京附近的高原--箱根周围去寻找合适的住房。后来,我们发现了若尾鸿太郎先生的亲戚--浅野生的别墅,便决定将其买下。

    那座别墅位于箱根仙石原的"表石阁"旅谊附近、房屋虽然旧了些,但占地较大,约四百坪,读卖新闻社当即拿出三十五万日元买下来了。虽说买房是以我的名义,但新闻社还是担心最终会落入玺宇尊之手,因而干脆以读卖新闻计的名义,占为报社专用,并命名为"读卖庄"。

    昭和二十、三年(1948)七月七日起,在东京小石川的"红叶"旅馆拉开了我与岩本 本因坊擂争十盘棋的战幕。

    如前所述,"八户事件"之后,玺宇一行被逐之客只得重返东京。在东京的目黑,有一位中国人是我的好友,我们便暂去他家寄宿盘桓。

    在东京筑地附近有家菜馆,经常举办棋会,经多贺谷先中的介绍,我每周去那里搞一次围棋教习。记得我对岩本本因坊擂争十盘棋第一局的前两天,我去菜馆教习结束,返回目黑的朋友家,谁知家里竟空无一人。到底出了什么事?我急忙打听才知道,大批警察闯进来,将玺宇的全体人员统统带走了。

    据说由于玺宇每日祈祷,左邻右舍被扰得整日不得安宁。隔壁的房东实在忍不下去,便向玺宇提出搬迁的要求。但玺光尊一向我行我素,毫不理睬。无可奈何的房东便向警察局提出了控诉。

    我急忙跑到警察局,终于设法将玺光尊等一行领了回来,到家后,一想此地又不能久留,必须马上搬走,于是连夜做好了远走高飞的准备。

    侍到鸡叫黎明,我们一行担起行李,悄悄地向大仓山的一位信徒家的方向出发了。奔走了一天,到了近午夜11时,好不容易才到达大仓山,才在那里暂时借寓安顿下来。而我为了翌日的时局,又披星戴月,马不停蹄地奔向小石川的"红叶"旅馆。

    作家饭口安吾左生曾在读卖新闻的观战记事中,将我时岩本第一同前所经过的事如下描写。虽然文章中有许多椰榆的口吻和歪曲事实的地方,但我还是想介绍一下:
"按约定,对局前夜,于傍晚6时,在对局场--小石川红叶旅馆,两棋士应与我等会合,同馆下榻,,只因翌日对局乃早晨九时开始,故如此提前会合为妙。

    当日午后6时,我轻车熟路,首先到达:6时50分,本因坊莅临。然而,迟到的吴氏,却是道路坎坷,来之不易。原来玺宇师傅一行为了声援吴氏,专程来到东京,在吴氏的下榻处住下,即是小住倒也无妨,无奈师傅举行的宗教离不开祈祷,而且是整日不休地祈祷。

     由于宿地房东厌恶吵闹,惹动肝火,于是提出了控诉。可怜玺光尊大神与众门徒全被警察拘留。吴氏获悉后惊慌失措,急忙设法前去迎救。这时正是对局前二日的夜晚。

    嗣后,吴氏等人捐着行李,簇拥着玺光尊大神离开警察署,为觅新居,又去向不明。虽说粗心大意之事万万不该发生,然而全日本的各报新闻记者们却眼睁睁地放跑了采访
  对象,忘了调查他们的去向。

    约定时刻已过,但素来一丝不苟的吴氏却总不露面,众人不禁大为担心。难道他真的又遵照神谕而'不宜动土'了吗?搜索队立即出动,火速奔向东京与横滨。可惜一场徒劳,没有结果。

    深夜12时,红叶旅馆的门前,突然响起了一阵侍女们的尖叫声--但见吴氏孑然一身,仙风道骨,飘然而来!"

    翌日,我执白的第一局开始。由于我一连两天都处于彻夜未眠的状态,因而困倦得呵欠连天。坂口先生在观战记事中这样描写道:
"两小时己过。第25手,本因坊陷入沉思。吴氏,闭着眼睛,似睡非睡地打吨儿。虽说闭目养神时身体左右摇晃本是吴氏的习惯动作,然而今日看来,却真是昏昏欲睡的样子。眼看一头将栽倒下去,吴氏忽然睁大眼睛,惊醒过来,旋即慌忙起身站立。四、五分钟之后,判若两人的吴氏双目炯炯、精神抖擞地返回到盘前。"

    岩本本因坊人称棋风清淡,他的"撒豆棋"甚是有名。然而,清淡是指人品而言,其实他的棋非常强韧,并且打劫是拿手好戏。因我也不嫌恶打劫,所以纵观这次的十盘棋,无论哪一局都必然以劫争开始。尤其是第一局中盘之后,始终在劫争中拼杀,临到终局仍然残留下劫的难题。当时只好以"白胜一目或两目"这样奇怪的结论而告终。

    分析一下当时的棋谱便可知道,弈至尾声,官子的争夺已不存在,黑棋第99手在A位提劫便彻底终局。但黑棋若在A位落子便会招至一目损,只好避而不投,顽抗到最后一手下完。这样,双方一边填单宫,一边继续打劫。后来就连劫材也没有了,于是黑棋仍然不在A位落子,就此便将白棋乙子提取了。为何如此呢?因黑棋劫材居多,不需要在A位落子便可提取那粒白子。

    当然,黑棋在A位落子最终将损失一目、白获二目胜;黑A位不落子白亦胜一目。不管怎样,我必胜无疑了,因此我拜托濑越先生来作明断,随后便回馆歇息去了。

    那时,日本棋院还没有严格的围棋规则,只根据"任何一方,当劫材多于对方的情况下,最后的劫可不落于而终局"这一暂时规定而判定成绩。局后,此局又更正为"白获一目胜"。

    这件事发生后,日本棋院开始着手制定围棋规则,昭和二十四年十月,围棋规则初步形成。
    第二局于七月二十一日起在箱根举行。那时,玺宇一行已住进由我出面买下的箱根仙石原的"读卖庄",继续进行宗教活动。这样,见近期内搬迁的忧虑大为减少,我也就安心地离开仙石原去弈棋了。

    第二局我执黑,痛快淋漓地获得中盘胜。

    第三局,执黑的本因坊发挥出他那天生无敌力量,黑棋获三目胜。

    第四局是我执黑获胜。迄此我三胜一败。

    第五局于十月移师山形县的赤汤温泉,在浓艳的红叶景色中对局,此周本因坊执黑,弈至中盘,几乎黑胜已成定局,可惜胜利在望时本因坊大意失了荆州,反被我的白棋扭转乾坤,夺去了一城。

    第六局我执黑又获得一胜,成绩为五胜一败,净胜局超过本因坊四局,将其降了一格。

    谁知第六局刚刚结束时,玺宇那里又起了风波,我妻子被玺光尊判为"恶徒",原来自八户事件之后,我妻子不再像以前那样将全部心血都倾注于玺宇了。她的心思也立即被玺光尊察觉。

    那时,玺光尊一方面设下狠毒的离间计,有意让我与妻子疏远,不许我们二人相见;另一方面又暗中策划了美人计,找来一个名叫山本英子的晚辈来作我妻子的"替身",指使她伺机接近我。难怪在玺宇的宗教活动中,我们俩经常奉命搭伴为一组去行动,原来玺光尊早就阴谋唆使山本英于来扮演我工作上的"伴侣"了。有一天,山本英子果然在玺光尊的授意下伺机向我表示亲昵,当场遭到我义正词严的拒绝。

    后来,玺光尊竟恶狠狠地表示要对我妻子设"御白洲"公审。我得知后,断然表示拒绝。这是我多年来头一次公开反对玺光尊。

    第七局的对弈,正是我们夫妻在玺宇内处境凶险的时候进行的。对局场选在东京世田谷"时雨亭"一侧。这一场胜负之争,本因坊棋过中盘仍然保持着优势,可惜收官时手脚稍有忙乱,结果转化为平局。

    此局告终时,已是夜里10时左右。我腰酸目眩地步回寝室,正准备躺到床上去睡,多贺谷先生忽然来唤,说是我的岳母来访,已在前厅等候,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呀?我觉得纳闷,立即前去迎接。岳母见到我,说是受我妻子的委托,送来一封信。只因那天我苦战一局刚刚结束,累得不想动弹,连那封信部懒得拆开看。送走岳母,回到房问里便一头栽到在床上,任凭雷鸣电闪也照样死睡不醒。

    翌日,返回箱根石原玺宇馆的途中,我利用候车时间,将妻于的那封信拆开,一气读完。

    信中悦她终于遭到驱逐,只得去北海道的祖母家暂且栖身,反正她打算再也不回玺光尊的身边了。

    早已料到的事终于发生了!当时我镇静自若,毫不慌张,再一想,这样一来我也没必要再回玺宇馆了,于是当即掉转方向,径直朝横须贺的一位朋友家奔去。

    后来听妻子说,八户事件后她的心渐渐地离开了玺宇。和玺光尊的关系也日趋恶化,并且发展到不管哪一天对她宣布驱逐令都毫不奇怪的地步。因为她心中早已有了提防,所以,被勒令退出玺宇的那一天,她二话没说,抱起小包袱,连头也不回就跑下山去。

    她路过娘家时,托母亲将信转交给我,要了些盘缠便奔向金泽,在前多先生家打扰了两天后,又投奔到北海道去了。

    我在横须贺的朋友家里,迎来了昭和二十四年(1949)的元旦。不久,为了与岩本本因坊继续打十盘棋第八局,践约来到广岛。

    第八局于一月十九日在广岛"悔林庄"对弈。布局时我苦战不休,逾至中盘,我顽强还击,终于获得了执白三目胜。

    直到第九局开始,我始终未返东京,从广岛一路乘船,跨过濑户内海,到达对局场--别府。第九局于别府又拉开战幕。我执黑,对局的第二天胜负见出分晓,结果是我中盘胜,这样,对战成绩我为七胜一败二平。

    第九局结束后回到了东京。妻子也从北海道归来。我们夫妻如牛郎织女,千里相逢,就暂借湘南杉田的西幸太郎先生寓所的一间配房住下。

    昭和二十四年二月十日,大雪纷飞,我们向西幸先生告辞,离开了那间小配房。那时我们的全部财产除了三千三百日元以外,一无所有。身上穿的,床上铺的,以及锅碗瓢盆等用品全都是向金泽的前多先生等人借来的。

    但犹如出宠之鸟的我却心情愉快,精神爽朗。话又说回来,像我这样近乎于两袖清风的人,眼下这般穷困潦倒、无依无靠,展望前程,还是不寒而栗。

    离开西幸先生的家不久,我对岩本本因坊擂争十盘棋的第十局开始了。结果,执黑的本因坊获三目胜。最后这十盘棋以我七胜二败一平而宣告结束。
    如今回顾起与玺光尊一起在玺宇四年的生活,我不但毫无后悔之心,还为能获得难得的生活经验而庆幸。虽说我那时已历尽干辛万苦,但我在强手如林的棋坛上却始终所向披靡、一帆风顺。因此,世人谁也无法尖刻地对我叱责什么。只有玺光尊这位孤家寡人常常以"支那人"一类的粗野语言,公然蔑视和辱骂我。最后,迫使我不能再盲从于她那复古主义的国粹思想,与她彻底地分道扬镳。不过,玺宇四年间最令人珍惜的事实是:凡人吴清源和其他玺宇的信徒一样,同甘苦、共患难地生活过来了。通过那颠沛流离的生活,使我不断得到严厉的自我反省。因此,我为能更深知自己而感到无限地欣慰。


客居杉田

   如前所述,那时我们夫妇在西幸大郎家里地以安顿。
    据说那座私宅本是从“山下轮船公司”社长山下太朗先生手里买过来的,庭院十分宽敞,院内错落着西幸氏一家起居的正房和几间配房。我们一家借往了一栋配房。当时画家和田三造造先生也在正房的一间借宿。
    那间容我们暂且安身的配房,除去厨房、卫生间外,铺六叠榻榻米和四叠半的居室各一间,我和妻子、岳母以及妹妹一家四口在这狭小的住房里聊以卒岁。由于当时正处于战后“住房难”的时期,我们又穷困潦倒,身上几乎不名分文,能住上这样的房子,已经是已经是幸运至极了,家具全是皆来的的,只有一个梳妆台,是我咬咬牙给妻子买下来的。那时的价钱是一千日元,相当于我们全部家当的三分之一。那面镜子根本不是经久耐用的东西,如今已发污,但妻子觉得这是我们置办的第一件家具,很有纪念意义,无论如何也舍不得得丢掉,至今仍然保存着。
    那个时期,我虽然两袖清风,但精神爽快,逍遥自在。房东西幸先生是位实业家,他一方面在筑丰经营煤矿,同时把持着八艘渔船,在霞浦还有几栋仓库,此外还经营着一个五千坪大小的养鸡场。但西幸先生并没有整天为了实业而疲于奔命。每天晚饭后,他总是带着一个女人到我住的配房来玩。西幸先生一到,就要开局玩麻将。牌友一般是西幸先生和带来的女人,加上我和多贺谷先生共四人。妻子偶然也玩玩。虽说我们玩的是分文不赌的家庭娱乐式的麻将,并没多大意思,但西幸先生却玩得津津有味,每天来打牌时,他那兴致勃勃的样子真有点儿不可思议。这对于西幸氏的老婆来说,却是件感谢不尽的好事。因为,每天晚上打麻将,使丈夫按时归家,不再去外面夜游鬼混了。
    我们有时还在西幸先生家里举行小型棋会。西幸先生棋术不高,我须让九子。当时有许多业余棋手也经常来玩。如战前曾任大藏大臣、被政界公认为有出色棋力的青木一男先生,刚从巢鸭拘留所释放出来,就常来这里露面。青木先生和我下棋须让他三子。那是他重返政界之前,有足够的闲暇,因而一局有时要下五、六个小时。记得我客居杉田期间大约和他对局十次左右。

    后来,撤退到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建立了“外交关系”,我当时处于无国籍状态,只得立即去横滨领事馆申请旅日华人护照,昭和二十四年(1949)我作为“国民政府之下”的中国人而恢发了国籍。


“脱离日本棋院”的真相

 

    来日之后,我一直是作为日本棋院的棋士而活跃多年。没想到战后我却变成了脱离棋院、隶属读卖新闻社的一张王牌,长期过着“无所属”的棋士生活。即使是现在查找日本棋院所属棋士的名簿,其中也没有我的名字,我不过是作为“名誉客员”而名标榜尾而已。
    对于此事我既不理解,也难以接受!首先,我个人从未考虑过脱离棋院,当然更没有这方面的任何表示,只因我不喑世故,以致战后近二十年之久竟然从未发觉自己已是被日本棋院“除籍”了的棋土。
    战后的长时间内,我由于身体欠佳,除了读卖新闻社主办的十盘棋对局以外,并不怎么参加棋赛有关对局事情的交涉,全都托付于多贺谷先生。因此,对与棋院的关系也就没有更多地考虑,当我知道已被日本棋院“除籍”时,已是读卖新闻社举办第四期名人战之后了,即昭和四十年(1965)秋天。到了昭和四十一年(1966)我才如梦初醒,了解到为何被驱出日本棋院大门的。
    尽管我生来不喑世故,诸事全不在意,但听说被“除籍”时,却是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为何非要将我除籍?” 我忿怒地向棋院涉外理事提出了质问。谁知回答却是:“战后作为日本棋院所属的棋士,首先应当履行对局的义务。而你没有尽到这个义务。”凭良心讲,我连日本棋院所属棋士的义务是什么都不知道,因而被人如此奉告之后,也就糊里糊涂地自认倒霉厂。但我仍认为“除籍”也应通知本人才合乎情
理。由于此事实在蹊跷,我便又拜托了木谷实先生,请他帮忙调查我何时,为何破“除籍”。
    结果,发现了一件令人吃惊的事件:昭和二十二年(1947)八月,我的师傅濑越先生向日本棋院提交了一份我的“辞呈”。查日本棋院理事会的纪录,于昭和二十二年月十二日的理事会上,有一段“吴清源一事”的议题,并且还有“十四日濑越先生交来辞呈”的纪录。我急于澄清事实真相,与木谷实一起拜访了濑越先生。
    然而先生也心情抑郁,只答道:“因有各种压力,实在是出于无奈。第二年,我也被迫辞去了理事长之职。”说完便缄默不语了。看来先生不愿过多地触动往日的伤口。提起昭和二十二年,正是我竭诚效力于玺宇,同时与桥本宇太郎进行十盘棋对局的时期。那时我对于社会动态几乎一无所知。正值战败后的极度混乱年代,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会感到新鲜。更何况在我这样的“国际游民”的身上,因“国籍问题”,接二连三地发生了常人意想不到的各种事件,这也许是命运在作怪吧!

    那时日本棋院在战火中焚毁,不得不将位于世田谷的岩本本因坊的家当作棋院本部,少数棋士也曾为重建日本棋院而奔忙过。当时是谁、为何目的向濑越先生施加压力,迫使他写下我的辞呈的?一时众说纷坛,臆测四起。难道是中国为将我强行遣返而施用的手段?或因我身为外国人,却热衷于日本怪诞的宗教?也可能我被视为“异端分子”,只有给以驱逐才可完成战败后“日本国粹精神”的大业?

    濑越先生已经逝世,当年的理事中只有岩本先生一人健在。今日觅旧,沧海一粟,真相恐怕早已匿入谜宫了。现在,知道我的辞呈事件的棋士寥若晨星,连我自己也无心再去探求事件的内幕了。

    当时我是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以极大的毅力坚持打完了战后连续多次的“十盘棋”。假如当时我知道了被日本棋院除籍的事情,只要不给我解决归属问题,我连一盘棋也不会打下去的!


晋升九段


    昭和二十四年六月,根据棋士升段大赛的成绩,由八段晋升为九段的只有藤泽库之助一人。翻开战前的棋史,晋升为九段的只有"名人",因此,九段简直就是与"名人"相提并论的段位了。当今的九段己有六十多人,其身价也远不如以前。当年的九段,其地位是高不可攀的。据说,藤泽的住宅战后未遭焚毁,生活也很宽裕,可以专心致力于棋道。当时只有少数人才享有这种优越的条件,他就是其中之一。
    藤泽一升为九段,在当时可谓"当代第一人"。但我于战前就曾在"十盘棋"的擂台上,将这位"当代第一人"击败过,怎能把吴清源永远地搁置于八段位上而不顾呢?
    后来决定举行"吴清源对六、七段选拔十盘棋",即集中十名年轻的高段棋手,让他们轮番向我挑战的对局。实际上,打算通过这次的十盘棋作为我的"九段升段试验赛"。交手棋份规定:四名六段棋手均为"定先",六名七段棋手采用"先相先",七段中"先相先"的执白棋由六名棋士抽签决定,结果高川和前田两位七段中签执白。从我这一方来看,除了对高川与前田二人执黑棋外,其余的八局均执白棋。当然,当时还没有贴目的规定。
    当读卖新闻社将此次十盘棋的计划向我提出时,我曾回答他们说:"只听说上手对下手进行考核,从没听说过下手考核上手的事!"对此我毫无兴趣,根本不想参战。无奈读卖新闻的"责任已者"对我苦心相劝,说我若不能成为九段,就无法制定与藤泽九段争夺名人位十盘棋的计划。弄得我只得应诺下来。
    这次十盘棋中,出场的棋十们高举"打倒吴清源"的大旗,咄咄逼人地向我走来,其实,对这些"后起之秀"我恨本就不放在眼里。结果我以八胜一败一平的成绩将这些小字辈都赶下了擂台。唯一的败局是在对洼内六段时失手;平局是对炭野六段,这二人都是关西棋院的棋士,事情虽属巧合,但结果却令人惊奇、,十局打完后,前田陈尔七段问我:"关西的洼内真那么厉害吗?"对此我真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对六、七段选拔十盘棋成绩:
第一局长谷川章七段,(昭和二十四年七月,东京"红叶旅馆")执白,五目胜。
第二局 木(尾)原武雄六段,(同年八月,箱根"环翠楼")执白,中盘胜。
第三局 洼内秀知六段,(同年八月,箱根"石叶亭")执白,四目败。
第四局 高川秀格七段,(同年九月,群马"本家旅馆")执黑,中盘胜。
第五局 细川千仞七段,(同年十月,和歌山"万波楼")执白,二目胜。
第六局 宫下秀洋六段,(同年十一月,修善寺,"丸九旅馆")执白,中盘胜。
第七局 林有太郎七段,(同年十二门,干叶县茂木房五郎邸)执白,一目胜。
第八局 前田陈尔七段,(同年十二月,伊豆长罔"南山庄")执黑,中盘胜。第九局 炭野武司六段,(昭和二十五年一月,伊东"蟹屋聚乐")执白,平局。
第十局 坂田荣男七段,(同年二月,东京"红叶旅馆")执白,中盘胜。
    这次十盘结束后,以八胜一败一平的成绩获得好评。昭和二十五年(1950)二月十五日我被日本棋院赠授为九段,那时我三十六岁。
    由于我与藤泽库之助两个九段同时诞生,读卖新闻社便迫不急待地着手制定"争夺名人位的世纪之决战",即我们二人的十盘棋计划。
    在我获得九段位之前,即昭和二十四年十一月,我获得了日本棋院"名誉客员"的称号。只因我作梦都没想到我在日本棋院早已丧失了席位,也不管这称号到底有何含义,就胡里胡涂地谢恩领受了。 昭和二十五年,经多贺谷先生的多方奔走,文艺春秋社出版了《吴清源全集》共十卷,因原有资料几乎全被烧毁,书中采用的棋谱都是根据我的回忆而编写的。编辑工作异常艰巨,经许多人的热心帮忙才得完成。我个人所得的版税酬金还不到百分之五,但作为战后我家的第一笔大收入,仍给家里带来了欢乐,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箱根仙石原


  如前所述,当藤泽库之助和我两个九段诞生之后,读卖新闻社以"争夺真正的名人位之决斗"为名,立刻着手筹划"吴对藤泽擂争十盘棋"计划。但大战临头,藤泽却迟迟不肯应战。其实,我也觉得擂争十盘棋不过是擂台战式的淘汰赛而已,只要我还没被赶下台去,也不管指名跟谁对局,都毫不在乎。战前各报社主办的"新闻棋赛",几乎都是擂台战式的程序,所以对这次十盘棋,也觉得不过如此而已。

    可惜读卖新闻社在与藤泽九段的交涉中搁浅,无法实现原来的目标了。所以,只得匆忙制定出我对桥本(宇)本因坊的第二次十盘棋计划。
    当时的桥本宇大郎刚从岩本八段手中夺回本因坊位,正积极开展独立于日本棋院,创立关西棋院的活动之中。
    对桥本的第二次十盘棋,因第一次是我多胜一筹,所以交手棋份采用相差一段的"先相先"的形式开始。限用时间各为十小时,二日制对局。昭和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五、二十六日,第一局于箱根拉开战幕。
    我连胜第一、二局,第三局双方各有误算,刚刚逆转的形势又再次出现逆转,最后还是因我误算而败北。
    第三局结束后,我们一家就告别了杉田的西幸太郎先生,迁到了位于箱根仙石原的"读卖庄",一则因西幸氏家的那座配房过于狭窄,另外我也应该定下心来认真地钻研棋艺了。
    提起仙石原,指的是仙石原高原前面一个叫"表石"的小村子。受芦荡的影响,那一带雾大潮湿,冬天特别寒冷。
    刚搬进去的时候,好几次看到树上的冰凌。交通十分不便,每天只有一趟从小田原开来的汽车。汽车还是烧木炭的,一边喷着浓烟,喘着粗气,一边缓慢地爬行在山道上。
    总之,仙石原位于山区,冬天比现在冷得多,梅雨季节整天笼罩着浓雾。周围的人都曾担心我的身体和当地的交通而反对搬迁。但我有一个怪僻,越是被人反对,越是一味地固执到底。"因我喜欢那里才去往的。"结果准也没说服我。我离开玺宇后,玺光尊曾一度赖在仙石原的"读卖庄"不走,我家迁居前,在读卖新闻社的催促下,她才不得不从"读卖庄"搬出。
    其实,一旦住下了,什么寒冷与不便等感觉并不像想象中的那样出奇。相反,仙石原那四季各异的美丽景物,足以补偿一切不足,而且还令人深感受益不尽。
    若登上一座稍高一点儿的草岗子,以明神岳及金时山为主体的箱根群山便尽收眼底。道志、丹泽山脉也咫尺。灵峰富士的雪顶背衬西天,孤做地屹立。大涌谷的一缕烟云袅袅飘渺,宛如画中。这样的景致真是百看不厌。尤其是秋大的芒草与红叶,春天的樱花与翠柳,都别具一格。经过漫长的严冬,积雪消融,草木苏醒,嫩芽破土而出,犹如点点繁星。我平时很少触景生情,一到风景迷人的季节,不知为何总是按捺不注激动的心情。
    "读卖庄"本是用我与岩本本因坊对局费中的一部分由读卖新闻社买下的。按道理可随时过户给我。然而我们夫妇二人不喑世故,这种便宜事连想都没想过。几年前,藤泽秀行九段经营了一个不动产的公司,他曾劝我说:"我出高价买箱根仙石原的房子,卖给我吧!"了解当年事情原委的人在读卖社里只有山田虎吉先生。他生前曾忠告我们早点办理过户手续。当时妻子含含糊糊他说:"现在的住房没什么不方便,办理那么繁褥的手续也太麻烦了,所以……"。
    藤泽秀行先生听后直发愣,半开玩笑他说:"你们夫妻可真是超凡脱俗了。真怀疑你们不是地球上的人,莫非是从别的星球上来的宇宙人吧!"
    离"读卖庄"不远有一个战前就有的旅馆,名叫"表石阁"。那时,我每天都去那里洗温泉。
    在仙石原居住的五年,除了对局外,的确使人远离尘世,每日在寂静与安宁中度过。
    对桥本本因坊的十盘棋第四局弈完后,我开始往返于箱根仙石原和对局场之间了。
第四局为平局。第五局我胜。到此我三胜一败一平。然后又迎来了十一月下旬的第六局。
    当时我正感冒发烧,急忙提前奔赴对局场--伊东温泉旅馆,打算请求延期对局。谁知到了旅馆,和桥本同去洗温泉时,听说他也患了感冒。原定对局的前两天,他还发着高烧,卧床不起。当时他笑着说:"没什么,现在一泡进温泉,就觉得好多了,快治好了。"
    那年秋天,桥本宇太郎高举叛旗,摆脱了日本棋院的统治,宣布关西棋院独立。我想他每天百事缠身,操劳过度,才弄得疲备不堪。虽然他口说治好了,其实感冒并未痊愈。不过,桥本宇太郎可不是善说漂亮话的人, 他说到做到。一猜透他的心情,因感冒而希望他延期对局的话,就怎么也说不出口了。
    就这样,我俩一边与感冒发烧作战,一边对局。双方都将限用时间用了个精光,第二天都筋疲力竭地奕至终局。结果以平局握手言和。
    对局结束后,回到箱根,我立刻发烧到三十九度,而且一周过后,体温仍降不下来。请了几位大夫都摇头不知何病。有的说可能是猩红热,有的说可能是伤寒,甚至还有人担心是传染病,一度紧张得差点儿去请防疫所保健的医生。
    被诊断为肾炎时,只允许我吃西瓜,被诊为伤寒时又被宣布禁食。高烧不退,也不许进食,身体衰弱到极点。看上去我像是垂死的病人。记得安永先生也到病榻前探视,他步出房间后,隔着拉门说:"难道是吴君没救了吗?"此话我听得清清楚楚。
    卧床半月之后,热度仍不减退。读卖新闻社的山田先生很是担心,便将庆应医院的西野大夫请到家里来。诊断结果是来自朝鲜的流行性重感冒,因而必须多吃东西,恢复体力才行。
    金泽的前田先生听说我患病后,也特意远道来探视,并且还带来了我最爱吃的"小枝螃蟹",劝我多吃一些。我饱餐了一顿美味的螃蟹之后,一下子就感到身上好像有了力气,第二天就觉得好多了。
    发烧后两个月左右,我终于离开病榻,翌年二月便完全复元到可以畅快对局了。
    与桥本(宇)十盘棋的对局,从第七局到第十局都顺利地弈完。于昭和二十六年(1951)八月宣告结束。成绩是五胜三败二平。面对雄居本因坊的对手,又是以"先相先"这样相差一段的交手棋份来对局,可以称作是令人自慰的好


养马之梦

 


    对桥本本因坊的十盘棋结束后,暂没有什么重大的棋赛,得以在仙石原过一段安静的日子。那时家里只有我们夫妇俩和一个女佣人,有时妻子娘家的人来小住几日,此外很少有人来访。
   仙石原的确是个不便之处,尤其是请大夫最难。有时胃痉挛发作,请医生到家里来需用半天。我常常在等大夫期间疼得浑身冒汗,像只虾米似的弯曲着身子,呻吟不止。另外交通也不方便,出去对局,赶到汽车站一看,平时总是误点的汽车却往往提前两三分钟开过去了。假如死等下一班汽车,就会赶不上转乘的火车。叫辆出租小车也要费很大周折,其实,小车仅用二十分钟左右便能驶到小田原。尽管如此,能够生活在辽阔的大自然的怀抱里,我还是非常喜欢。在仙石原生活期间,我习惯了被浓绿包围的环境,并产生了养马的念头。若能在这一望无际的高原上养马,每天骑马兜风,该是何等地乐逸呀!
   我对动物没什么兴趣,可不知为何从小特别喜欢马。
   看到中国画中的旅行者都是持缰乘马,悠然信步在群山耸立的羊肠小径上,越发使我迷恋挥鞭纵马之事。那阵子,别人问我喜欢什么,我总是回答说喜欢马。因而亲朋好友们便送给我许多以马为内容的东西。不久,家里布满了马的书画及摆设。这样一来,我就更渴望有一匹真正的马。去九州云仙洞时,正值秋高气爽,在驯马手的引导下,我曾兴致勃勃地骑马围绕饭店跑了一周。这给我留下了愉快的回忆,也更加激起我养马和骑马的愿望。在仙石原高原上一边骑着马溜达,一边侧耳聆听百鸟啼鸣,真是美哉妙哉!由于这个念头愈来愈强烈,我开始认真地考虑如何实现养马之梦。
   我整天琢磨养马的事,并开始学习饲养方法。我家斜对面有一块九百五十坪左右的空地,那里青草繁茂。如果买到手,足够饲养两三匹马。我想,假如饲养费用太高,将来可作为观光马委托给别人经营,这样起码可以赚回饲料钱。
   那块空地为表石阁旅馆所有。由于我每天去那里洗温泉,和旅馆经理很熟。当我间他是否有意出售那块空地时,对方回答说:“如果是吴先生的话,卖给您当然可以。”价钱是一坪五百日元。听后我高兴地和多贺谷先生商量,但他只是“嗯、嗯”地听着,好像没什么兴趣。当时旁听的妻子虽没公开反对,但也是一副不乐意的样子。嗣后,多贺谷先生出于我的经理人的立场,对养马之事进行了一些调查,数日后,他说地皮一坪五百日元太贵了,前一年有个叫田中的人在附近买了五千坪土地,当时价钱一坪才三百日元。只因为我对家庭经济一无所知,再加上多贺谷先生和妻子的不悦神色,弄得我不敢执拗,只得作罢。
   不知不觉之间,对藤泽九段的十盘棋计划逐步具体化了。加上我养马的念头渐渐淡

薄,建立观光牧场的美梦至此烟消云散。
   一般来说,大凡棋手搞实业,十有八九难获成功。可是养两三匹驾马又算得上什么实业呢?连这么个小小的计划都未能实现,现在想起来真觉得遗憾。倘若当时我稍微坚持一下,即使只买下那块空地也是好的。总之,在那块我常去散步的空地上,至今留存着我的养马之梦与迷恋之情。


棋士生命作赌注的十盘棋


    自藤泽(库)和我晋升九段之日起,就命里注定要进行一场你死我活的厮杀。当时各家报社都争相计划举行我们两人的决战对局。结果,读卖、朝日和每日新闻三家之间达成了一项协定。根据这一协定,三家将停止竞争,平分秋色地分别举办有关我与藤泽(库)九段的对局。读卖新闻主办“擂争十盘棋”,每日新闻主办贴四目半的“四盘棋”,朝日新闻主办我与藤泽(库)、木谷实、桥本四棋士的“四强战”。由于朝日主办的“四强战”中我要一人独弈六盘,因此将三社的对局合起来,我将苦战二十盘。
    如前所述,因我一直觉得十盘棋不过是擂台战式的对局,所以随时都有接受挑战的精神准备,但藤泽(库)九段那方面却似乎是件复杂的事情。他总不给予应战的答复,致使前次与他的商谈搁浅。
    我本人并不知晓藤泽(库)九段为何在与报社的商谈中闹别扭,据说他之所以迟迟不愿应战,主要是围绕这样一个问题纠缠不休,即秀哉名人引退之后,名人位这把空交椅应由谁来坐?
    由于藤泽(库)九段不愿应战,读卖新闻才急忙组织了我与桥本本因坊的第二次十盘棋对局。而且,在该报的通告中,谈到藤泽的近况时有如下的评述:
    “广大围棋迷们期待已久的吴氏与藤泽氏的交手,尽管吴氏历来是从容坐擂,但不知何故藤泽九段却怏怏无应战之意。因此,二人的决斗难以实现。而且藤泽氏自晋升九段以来,棋力已显出骤降之势。昭和二十四年秋季升段大赛时他三胜三败,昭和二十五年春季大赛时二胜四败,本届本因坊战为三胜三败,不振之势持续未减。有人认为,由于桥本八段在本因坊战已取得了优胜,时至今日,棋界人士们的注意力恐怕已从‘吴一藤泽之对抗’,转移到‘吴一桥本之决战’上来了。为此,本社为了继续期待藤泽九段振作起来的那一天能够早日到来,待此决定首先举办‘吴一桥本十盘棋’的对局。可以预见,作为‘吴一桥本时代’到来的响亮回答,此番决战成为本年度最大的历史性的争棋!”
    藤泽九段读了通告之后火冒三丈,立即在日本棋院机关刊物《棋道》上以头版头条报道的形式发出了“我随时应战”的声明,并在文中指责读卖新闻“无理”。对此读卖新闻也针锋相对地同样在《棋道》上刊载了“是谁无理”一文。至此,一场笔战更使商谈陷入了僵局。这场架越打越烈,后来竟演变成了互相揭短的地步。几个月过去后,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还闹得满城风雨。后来,由于藤泽的母亲去世,据说在举办葬礼仪式的过程中,人们趁机使双方言归于好,并且终于实现了“吴一藤泽对局”的最初目的。
    虽然如此,在对局限用时间的商谈中又遇到了难题。长考派的藤泽毫不让步地主张双方各为十三小时。我则主张最长十小时,并表示以此为界,不再退让。
    我很早就主张对局应以一日终局为原则。尽管围棋有很强的艺术性,但终究属于竞技。如果对局为两日以上,就难免有伙伴儿的提醒与支招儿,从而容易使竞赛掺进不纯的因素。另外,我认为,要想使围棋作为国际比赛而加以普及,也应当将对局限定为一天为佳。限用时间短,但棋艺不一定下降。快棋赛中也曾有过不少出色的棋谱。再者,我所敬重的本因坊秀荣名人也曾主张限用时间应为一天。
    总之,在限用时间问题上,我不能只对一家报社让步,如果轻易让步,那么三社共计二十盘的对局,我都必须遵守限用时间为十三小时、三日终局制的规定。这对于以体重七十公斤为自豪的藤泽来说十分适宜,但对于体力很差的我来说,就成为一个很大的负担。总之,当时我主张的十小时不容改变,最多退让到二日制才愿出阵迎敌。谁知藤泽更是顽固,毫无让步姿态。我为了打开僵局,折中取十一个半小时来做让步,最后甚至让步到十二个半小时。然而即使是我一让再让,藤泽在限用时间问题上仍然是连一分钟都不肯退让。


    由于在限用时间上没有达成协议、交涉再度出现搁浅。之后半个多月里,我没有听到任何来自报社的消息。事情到底怎样了?正当我也有些沉不住气的时候,朝日新闻社的“责任记者”学艺部次长户川常夫先生突然到我家来访。一见面,他就劝我无论如何要同意限用十三小时的要求。而且还告诉我说,朝日新闻社的首脑会议决走,今天如得不到我的同意,就放弃“四强战”的计划。听到这个消息后,我非常理解他的处境。我想,如再僵持下去,最最为难的是这些有关人士。因此,为了顾全大局,我毅然答应了十三个小时的要求。
    说点儿离题的,我至今还记得有关朝日新闻“四强战”对局费的往事。由于朝日新闻社早就听说过我喜欢马,打算用对局费的一部分买一匹一流的赛马赠送与我。如前所述,当时我只是热衷于养马的计划,根本没想过当赛马的马主。当此事传入耳中,我惊愕不已地对他们说:“我只不过想骑马代步而已,赛马的事我可是力不能及”。不消说,我当场谢绝了这件事。
    我对户川先生表示同意限用时间为十三小时之后,又打电话将我的主意通知了另外两家报社。这样一来,与藤泽九段的十盘棋对局便排除了一切障碍。霎时间,战云密
布。我与藤泽九段的决斗不久即将揭开战幕!我反复体会着这一对局的重大意义,于翌日踏上了去金泽的旅程。我打算先到前田先生那里落一下脚,在就近的温泉治疗一下痔疮。
    一到温泉后,我估计当天的报纸会发表“藤泽对吴十盘棋”的消息。然而寻遍了报上所有的角落也没有见到发表的消息。后来一打听才知道,户川先生离开我家后,径直去了藤泽那里,将我同意限用时间的事告诉了他。不料,藤泽却一反当初“随时应战”的诺言,没有立即给予应战的答复。户川先生又尾追到名古屋,再次与藤泽谈判。结果  却是吵闹一场,不欢而散。为此,朝日新闻社不得不忍痛决定放弃“四强战”的计划。
    当读卖新闻社任命山田虎吉先生为“责任记者”后,这个被称为既费时间、又很棘手、空前绝后的“吴一藤泽十盘棋”才终于在昭和二十六年(1951)十月,朝着可望落实的路上迈进了。与藤泽九段的交涉,从开始筹划到落实,共花费了两年的时间。
    此次十盘棋或许可以称为“昭和二十年代最大的争棋”。我于临战前从未有过“必胜不可”、“决不能输”之类的念头。因为我历来认为胜负取决于天运,所以在对局的“前夜祭”的仪式上让我当众表示决心等事,对我来说实在是受罪:,但这次对局非同以往,迄拉开战幕为止,不但费时两牢,而还在社会上引起一阵骚动。说真的,听到对局之事己决定后,我心里也十分紧张。记得我正在温泉洗澡时,永野辉雄先生也跳进池中,问我对胜负有何预见。我当时回答说:“我只要能保持恒常之心,就不会输棋。”我曾预想过,面对计算精深、刚劲有力的藤泽九段,我将会凭大局观的稳
健之力来抗争。不过,胜负结果只有神明知晓。我只要在盘上竭尽全力,结果如何,只能听天由命。我想,只要抱定“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达观信念,就可以保持恒常之心。
    昭和二十六年(1951)十月二十日起,我与藤泽(库)九段激战了三天。第一局的场地选在日光的轮王寺,我们在漫山红叶艳似彩屏的景色中对弈。藤泽九段执黑先行,弈到50手时,黑棋开始在左边白模样中施展手段,很快就引起了一阵绞杀。当时黑棋的企图是将白模样彻底侵蚀干净。但执白的我也将黑子赶进自己的阵地中,决心将打入的黑棋来个“瓮中捉鳖”。这样,一场激烈的绞杀场面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后来,黑棋终因差一气,仅仅弈至94手时,藤泽便投棋认输了。
    但是,认为黑棋输在一手棋上则是个错觉。当时无论我还是藤泽都有误算。实际上应该是白棋一气劫而黑棋提取后获胜。终局后,记录员盐八四段点破谜团,我俩都哑然不语,目瞪口呆。
    总谱中的黑棋第91手,如挡在图1的1位,接下去到⑤成必然。然后黑棋不提取白二子,而于7位紧气打吃。临到白②被逼得提取黑四子时,图2的黑1便迅速紧气。接着从白②至黑5,就会出现图3中的对杀场面,结果应该是白紧气劫。不过我认为,即使白为紧气劫,白棋尚有在总图中的A位压的好手,结果仍然是复杂的胜负之争吧。只
因这是一场举世瞩目的序幕战,因而我俩的误算也出了名,人们对此议论纷纷。其实,胜负全凭运气。“智者干虑,必有一失”,即使是行家,双方都出现误算的事并非新鲜。重要的是当事人不必对此太过虑了。
    第二局我执黑棋,在弈出了难以撼动的胜利局面后,竟出现了走棋过分的错误,刹
 那间,局势被逆转了。这真是失策的一局!
    第三局我执白,对优势的黑棋步步紧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取得了平局。
    第四局我再度执黑失手。至此,十盘胜负的前四周为一胜二败一平,我暂时落后。奇怪的是,到第四局止双方都执黑未胜一局。在我的经历中,无贴目的对局连续两局执黑失手的事还从未有过呢。况且第五局我执白棋,又对藤泽有利。如果让执黑的藤泽顺利取胜,形势将是一胜三败一平,我不得不陷入窘地。因此对我来讲,这第五局是至关重大的一局。
    第五局仍在我熟悉的小石川“红叶”旅馆进行。只见藤泽步步为营,小心谨慎,至第二天封棋时黑棋仍然阵脚不乱,我无隙可乘。战至第三天的傍晚,双方都苦思冥想,陷入酣战之中,不料突然停了电,顿时周围一片昏暗。不过我和藤泽都毫不介意。那阵子供电状况极差,停电是家常便饭,,桥本宇太郎与岩本本因坊对局时就经常是秉烛夜战。
    由于我们的身心全都倾注于胜负之中,再加上早已习惯了停电,黑灯瞎火的也毫不在意。当电灯突然又亮了的时候,我和藤泽几乎同时“啊”的惊叫了一声。双方都不满地抬头瞪了几眼天花板,随后不约而同地相视一笑。
    这时,徘人(徘句诗人)中村汀女先生前来观战,即景吟徘句一首:
春夜怒嗔嗔,何问枰前人易惊?久灭灯复明!
在这次观战后,他又作了三首徘句:
(一)
激战日当午,
偶见纹枰游丝浮,
凝眸更踯躅。
(二)
迅似春光短,
石石敲在一瞬间,
响得心儿颤。
(三)
幽怀伤春感,
试投一子惊波澜,
孤石光闪闪。
    看来徘人的确不同凡响,在杀气腾腾的争棋中仍然玩赏风雅,实在令人佩服。结果,第五局自电灯复明后,骤然间变成了激战难解的局面。经过反复激烈的较量之后,白棋终于抢到胜利之果。至此,双方都是执白得胜,各自成绩均为二胜二败一平。从第六局开始,胜负将从新的起跑线上争夺。
    没想到这第五局即胜负之争的高潮,其后便出现了一边倒的现象。从第六局至第十局结束,我势如破竹地获得五连胜。
    再输一局就将被击退降为“先相先”交手的藤泽九段,在第九局时曾经是胜利在望的局势,可惜由于一大错觉而一蹶不振地败下阵去。
    最后的第十局是在成田山新胜寺对弈。


    此次十盘棋设立之初,藤泽九段曾提出一个对局的条件,即:倘若他被击败,希望再次举行擂争十盘棋,以给他重返擂台的机会。没想到第十局竟成为我们再次擂争十盘棋的序幕了。记得弈第十局的前夜,藤泽九段曾说:“希望将此局的成绩算进第二次十盘棋的胜负局数中去”。我则回答他说:“第一次是第一次。第二次十盘棋应该另当别论。把第一次的成绩算作第二次,这样的事既没意思,又办不到。不如把这最后一局当作临时的比赛,真不想下的话,不下也行。但望你和山田先生商量后再定!”说完,我一头钻进蚊帐中睡下了。
    后来,藤泽九段去央求山田先生,但显然难以如愿。过了很长时间,山田先生来到我的寝室,对我答复说:“己设法使藤泽九段同意了你的意见,还是按与擂争无关的临时棋赛来下吧。”结果翌日开始的第十局,我仍然执白中盘胜。
    这样,轰动四海的擂争十盘棋,弈至第九局时我已先胜一筹,并终于以七胜二败一平的战绩而告捷天下。
    同时,每日新闻社主办的“四盘棋”,也在擂争十盘棋的间歇期间举行,结果我又获得四连胜。
    此次十盘棋结束后,青木一男先生、三崛将先生及山田虎吉先生等人曾为我呼吁说:“早该授予吴清源名人位了!”不过,我可没有非当名人不可的想法。这一主张只是棋界一部分人的意见,从未认真地加以讨论过。


用棋士生命作赌注的十盘棋

 

自藤泽(库)和我晋升九段之日起,就命里注定要进行一场你死我活的厮杀。当时各家报社都争相计划举行我们两人的决战对局。结果,读卖、朝日和每日新闻三家之间达成了一项协定。根据这一协定,三家将停止竞争,平分秋色地分别举办有关我与藤泽(库)九段的对局。读卖新闻主办“擂争十盘棋”,每日新闻主办贴四目半的“四盘棋”,朝日新闻主办我与藤泽(库)、木谷实、桥本四棋士的“四强战”。由于朝日主办的“四强战”中我要一人独弈六盘,因此将三社的对局合起来,我将苦战二十盘。
    如前所述,因我一直觉得十盘棋不过是擂台战式的对局,所以随时都有接受挑战的精神准备,但藤泽(库)九段那方面却似乎是件复杂的事情。他总不给予应战的答复,致使前次与他的商谈搁浅。
    我本人并不知晓藤泽(库)九段为何在与报社的商谈中闹别扭,据说他之所以迟迟不愿应战,主要是围绕这样一个问题纠缠不休,即秀哉名人引退之后,名人位这把空交椅应由谁来坐?
    由于藤泽(库)九段不愿应战,读卖新闻才急忙组织了我与桥本本因坊的第二次十盘棋对局。而且,在该报的通告中,谈到藤泽的近况时有如下的评述:
    “广大围棋迷们期待已久的吴氏与藤泽氏的交手,尽管吴氏历来是从容坐擂,但不知何故藤泽九段却怏怏无应战之意。因此,二人的决斗难以实现。而且藤泽氏自晋升九段以来,棋力已显出骤降之势。昭和二十四年秋季升段大赛时他三胜三败,昭和二十五年春季大赛时二胜四败,本届本因坊战为三胜三败,不振之势持续未减。有人认为,由于桥本八段在本因坊战已取得了优胜,时至今日,棋界人士们的注意力恐怕已从‘吴一藤泽之对抗’,转移到‘吴一桥本之决战’上来了。为此,本社为了继续期待藤泽九段振作起来的那一天能够早日到来,待此决定首先举办‘吴一桥本十盘棋’的对局。可以预见,作为‘吴一桥本时代’到来的响亮回答,此番决战成为本年度最大的历史性的争棋!”
    藤泽九段读了通告之后火冒三丈,立即在日本棋院机关刊物《棋道》上以头版头条报道的形式发出了“我随时应战”的声明,并在文中指责读卖新闻“无理”。对此读卖新闻也针锋相对地同样在《棋道》上刊载了“是谁无理”一文。至此,一场笔战更使商谈陷入了僵局。这场架越打越烈,后来竟演变成了互相揭短的地步。几个月过去后,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还闹得满城风雨。后来,由于藤泽的母亲去世,据说在举办葬礼仪式的过程中,人们趁机使双方言归于好,并且终于实现了“吴一藤泽对局”的最初目的。
    虽然如此,在对局限用时间的商谈中又遇到了难题。长考派的藤泽毫不让步地主张双方各为十三小时。我则主张最长十小时,并表示以此为界,不再退让。
    我很早就主张对局应以一日终局为原则。尽管围棋有很强的艺术性,但终究属于竞技。如果对局为两日以上,就难免有伙伴儿的提醒与支招儿,从而容易使竞赛掺进不纯的因素。另外,我认为,要想使围棋作为国际比赛而加以普及,也应当将对局限定为一天为佳。限用时间短,但棋艺不一定下降。快棋赛中也曾有过不少出色的棋谱。再者,我所敬重的本因坊秀荣名人也曾主张限用时间应为一天。
    总之,在限用时间问题上,我不能只对一家报社让步,如果轻易让步,那么三社共计二十盘的对局,我都必须遵守限用时间为十三小时、三日终局制的规定。这对于以体重七十公斤为自豪的藤泽来说十分适宜,但对于体力很差的我来说,就成为一个很大的负担。总之,当时我主张的十小时不容改变,最多退让到二日制才愿出阵迎敌。谁知藤泽更是顽固,毫无让步姿态。我为了打开僵局,折中取十一个半小时来做让步,最后甚至让步到十二个半小时。然而即使是我一让再让,藤泽在限用时间问题上仍然是连一分钟都不肯退让。


    由于在限用时间上没有达成协议、交涉再度出现搁浅。之后半个多月里,我没有听到任何来自报社的消息。事情到底怎样了?正当我也有些沉不住气的时候,朝日新闻社的“责任记者”学艺部次长户川常夫先生突然到我家来访。一见面,他就劝我无论如何要同意限用十三小时的要求。而且还告诉我说,朝日新闻社的首脑会议决走,今天如得不到我的同意,就放弃“四强战”的计划。听到这个消息后,我非常理解他的处境。我想,如再僵持下去,最最为难的是这些有关人士。因此,为了顾全大局,我毅然答应了十三个小时的要求。
    说点儿离题的,我至今还记得有关朝日新闻“四强战”对局费的往事。由于朝日新闻社早就听说过我喜欢马,打算用对局费的一部分买一匹一流的赛马赠送与我。如前所述,当时我只是热衷于养马的计划,根本没想过当赛马的马主。当此事传入耳中,我惊愕不已地对他们说:“我只不过想骑马代步而已,赛马的事我可是力不能及”。不消说 ,我当场谢绝了这件事。
    我对户川先生表示同意限用时间为十三小时之后,又打电话将我的主意通知了另外两家报社。这样一来,与藤泽九段的十盘棋对局便排除了一切障碍。霎时间,战云密
布。我与藤泽九段的决斗不久即将揭开战幕!我反复体会着这一对局的重大意义,于翌日踏上了去金泽的旅程。我打算先到前田先生那里落一下脚,在就近的温泉治疗一下痔疮。
    一到温泉后,我估计当天的报纸会发表“藤泽对吴十盘棋”的消息。然而寻遍了报上所有的角落也没有见到发表的消息。后来一打听才知道,户川先生离开我家后,径直去了藤泽那里,将我同意限用时间的事告诉了他。不料,藤泽却一反当初“随时应战”的诺言,没有立即给予应战的答复。户川先生又尾追到名古屋,再次与藤泽谈判。结果却是吵闹一场,不欢而散。为此,朝日新闻社不得不忍痛决定放弃“四强战”的计划。
    当读卖新闻社任命山田虎吉先生为“责任记者”后,这个被称为既费时间、又很棘手、空前绝后的“吴一藤泽十盘棋”才终于在昭和二十六年(1951)十月,朝着可望落实的路上迈进了。与藤泽九段的交涉,从开始筹划到落实,共花费了两年的时间。
    此次十盘棋或许可以称为“昭和二十年代最大的争棋”。我于临战前从未有过“必胜不可”、“决不能输”之类的念头。因为我历来认为胜负取决于天运,所以在对局的“前夜祭”的仪式上让我当众表示决心等事,对我来说实在是受罪:,但这次对局非同以往,迄拉开战幕为止,不但费时两牢,而还在社会上引起一阵骚动。说真的,听到对局之事己决定后,我心里也十分紧张。记得我正在温泉洗澡时,永野辉雄先生也跳进池中,问我对胜负有何预见。我当时回答说:“我只要能保持恒常之心,就不会输棋。”我曾预想过,面对计算精深、刚劲有力的藤泽九段,我将会凭大局观的稳
健之力来抗争。不过,胜负结果只有神明知晓。我只要在盘上竭尽全力,结果如何,只能听天由命。我想,只要抱定“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达观信念,就可以保持恒常之心。
    昭和二十六年(1951)十月二十日起,我与藤泽(库)九段激战了三天。第一局的场地选在日光的轮王寺,我们在漫山红叶艳似彩屏的景色中对弈。藤泽九段执黑先行,弈到50手时,黑棋开始在左边白模样中施展手段,很快就引起了一阵绞杀。当时黑棋的企图是将白模样彻底侵蚀干净。但执白的我也将黑子赶进自己的阵地中,决心将打入的黑棋来个“瓮中捉鳖”。这样,一场激烈的绞杀场面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后来,黑棋终因差一气,仅仅弈至94手时,藤泽便投棋认输了。
    但是,认为黑棋输在一手棋上则是个错觉。当时无论我还是藤泽都有误算。实际上应该是白棋一气劫而黑棋提取后获胜。终局后,记录员盐八四段点破谜团,我俩都哑然不语,目瞪口呆。
    总谱中的黑棋第91手,如挡在图1的1位,接下去到⑤成必然。然后黑棋不提取白二子,而于7位紧气打吃。临到白②被逼得提取黑四子时,图2的黑1便迅速紧气。接着从白②至黑5,就会出现图3中的对杀场面,结果应该是白紧气劫。不过我认为,即使白为紧气劫,白棋尚有在总图中的A位压的好手,结果仍然是复杂的胜负之争吧。只
因这是一场举世瞩目的序幕战,因而我俩的误算也出了名,人们对此议论纷纷。其实,胜负全凭运气。“智者干虑,必有一失”,即使是行家,双方都出现误算的事并非新鲜。重要的是当事人不必对此太过虑了。
    第二局我执黑棋,在弈出了难以撼动的胜利局面后,竟出现了走棋过分的错误,刹那间,局势被逆转了。这真是失策的一局!
    第三局我执白,对优势的黑棋步步紧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取得了平局。
    第四局我再度执黑失手。至此,十盘胜负的前四周为一胜二败一平,我暂时落后。奇怪的是,到第四局止双方都执黑未胜一局。在我的经历中,无贴目的对局连续两局执黑失手的事还从未有过呢。况且第五局我执白棋,又对藤泽有利。如果让执黑的藤泽顺利取胜,形势将是一胜三败一平,我不得不陷入窘地。因此对我来讲,这第五局是至关重大的一局。
    第五局仍在我熟悉的小石川“红叶”旅馆进行。只见藤泽步步为营,小心谨慎,至第二天封棋时黑棋仍然阵脚不乱,我无隙可乘。战至第三天的傍晚,双方都苦思冥想,陷入酣战之中,不料突然停了电,顿时周围一片昏暗。不过我和藤泽都毫不介意。那阵子供电状况极差,停电是家常便饭,,桥本宇太郎与岩本本因坊对局时就经常是秉烛夜战。
    由于我们的身心全都倾注于胜负之中,再加上早已习惯了停电,黑灯瞎火的也毫不在意。当电灯突然又亮了的时候,我和藤泽几乎同时“啊”的惊叫了一声。双方都不满地抬头瞪了几眼天花板,随后不约而同地相视一笑。
    这时,徘人(徘句诗人)中村汀女先生前来观战,即景吟徘句一首:
春夜怒嗔嗔,何问枰前人易惊?久灭灯复明!
在这次观战后,他又作了三首徘句:
(一)
激战日当午,
偶见纹枰游丝浮,
凝眸更踯躅。
(二)
迅似春光短,
石石敲在一瞬间,
响得心儿颤。
(三)
幽怀伤春感,
试投一子惊波澜,
孤石光闪闪。
    看来徘人的确不同凡响,在杀气腾腾的争棋中仍然玩赏风雅,实在令人佩服。
    结果,第五局自电灯复明后,骤然间变成了激战难解的局面。经过反复激烈的较量之后,白棋终于抢到胜利之果。至此,双方都是执白得胜,各自成绩均为二胜二败一平。从第六局开始,胜负将从新的起跑线上争夺。
    没想到这第五局即胜负之争的高潮,其后便出现了一边倒的现象。从第六局至第十局结束,我势如破竹地获得五连胜。
    再输一局就将被击退降为“先相先”交手的藤泽九段,在第九局时曾经是胜利在望的局势,可惜由于一大错觉而一蹶不振地败下阵去。
    最后的第十局是在成田山新胜寺对弈。

    此次十盘棋设立之初,藤泽九段曾提出一个对局的条件,即:倘若他被击败,希望再次举行擂争十盘棋,以给他重返擂台的机会。没想到第十局竟成为我们再次擂争十盘棋的序幕了。记得弈第十局的前夜,藤泽九段曾说:“希望将此局的成绩算进第二次十盘棋的胜负局数中去”。我则回答他说:“第一次是第一次。第二次十盘棋应该另当别论。把第一次的成绩算作第二次,这样的事既没意思,又办不到。不如把这最后一局当作临时的比赛,真不想下的话,不下也行。但望你和山田先生商量后再定!”说完,我一头钻进蚊帐中睡下了。
    后来,藤泽九段去央求山田先生,但显然难以如愿。过了很长时间,山田先生来到我的寝室,对我答复说:“己设法使藤泽九段同意了你的意见,还是按与擂争无关的临时棋赛来下吧。”结果翌日开始的第十局,我仍然执白中盘胜。
    这样,轰动四海的擂争十盘棋,弈至第九局时我已先胜一筹,并终于以七胜二败一平的战绩而告捷天下。
    同时,每日新闻社主办的“四盘棋”,也在擂争十盘棋的间歇期间举行,结果我又获得四连胜。
    此次十盘棋结束后,青木一男先生、三崛将先生及山田虎吉先生等人曾为我呼吁说:“早该授予吴清源名人位了!”不过,我可没有非当名人不可的想法。这一主张只是棋界一部分人的意见,从未认真地加以讨论过。

 

应邀访台湾


    昭和二十六年(1952)八月,我将藤泽库之助(朋齐)九段击败之后,实际上已成为日本棋界的“第一人”了。这时,台湾棋界发出了我去台湾旅行的邀请。
    当时台湾棋院的理事长是周至柔先生,台湾银行总裁应昌期先生任干事。大哥吴浣作为理事,无报酬地义务为棋院介绍讲解日本的棋谱,致力于围棋普及工作。但有不少围棋爱好者竟连个能自由下棋的场所都没有。虽然台湾棋院招牌满大,也不过是有其名,无其实。
    记得在接受邀请之际,熟人中有几位曾考虑我持有台湾籍,访台时也许会被当地人这样劝道:“别再回日本了。”担心我一去不返。当时我想,如果我真的不能回来,到那时再说。反正对结果和后事过多地忧患将没完没了。因此我根本不把此事挂在心上。像我这样长期漂泊海外,徒居异国之人,倘若那样瞻前顾后,恐怕早就生活不下去了。孔子有这样一段教诲,大意是:诸事行之前,心有二思。一思即行者,易悔于轻率,,三思者必生疑惑,万事皆休矣,我就是将这段教诲奉为行动指雨的。
    据说此次应邀访问之际,台湾棋院将授予我“棋圣”称号。但我认为,“棋圣”应敬赠给善始善终地保全了棋士生命之后、享有超群技艺与人格的人。我的棋士生涯任重道远,还须再接再厉,接受如此崇高绝顶的称号既当之有愧,已为时过早。倘若在今后的棋士生涯中成绩一蹶不振,玷污了“棋圣”的名声实在是担罪不起。由于领受棋圣称号委、实令我诚惶诚恐,故而只得谢绝。这样,据说台湾棋院将代之授与我“大国手”的称号。盛情难却,我只得承领了。
    所谓国手,在中国相当围棋名人之地位。在古代,“国手”原是指占卜阴阳、观测天文、熟知历法、指导农业生产等活动中担当“领导国家之手”重任的人,据说,围棋原是作为占卜天文、阴阳的工具而发祥,所以“国手”即操纵围棋的人。嗣后,围棋逐渐演变为一种赌斗胜负的竞技,但“国手”这一称号却依然保存下来了。
    我们一行中有我和妻子,多贺谷先生和女棋士本田幸子共四人。那时,我妻子处于被无理取消日本国籍的状态,为了取得出国护照,曾经请律师据理申辩,才恢复了日本国籍。
    台湾——我初次踏入的土地,大哥吴浣、母亲和两个妹妹还都健在。我与母亲自昭 和十六年分别以来,已有十一年未见面了。由于母亲还希望与我们一起在日本生活,于是约好,手续一办妥就把她接过去。一年后,于昭和二十八年,我们在箱根仙石原特意为母亲造了间配房,再次共享天伦之乐。
    在台湾,我们受到了热烈欢迎。
    当时台湾棋界人士普通认为,我已将藤泽九段击败而雄踞“第一人”的交椅,在日本棋界既有相当的发言权,经济上也一定很富裕。因而许多人都热烈欢迎我,争相请我赴宴。不过我从未得到任何酬报。他们哪里知道,当时我正处于不知何时已被日本棋院除籍,一旦在十盘棋的擂台上败下阵去,恐怕会立即遭到棋界驱逐的状态。话说回来,这些事就是禀告台湾同胞也无济于事。
    访问期间,我曾去台湾红#会道院参禅。由于台湾红 会刚恢复不久,尚苦于维持。一见我来参禅,便求我捐赠。反正台湾人都以为我在日本功成名就,一定腰缠万贯。岂不知我刚从不名分文的窘境脱身不过四、五年,实在是无捐赠之力。作为穷极之策,只得乞求应昌期先生赠我三千元,这才借花献佛地捐给了红干会。谁知台湾棋院的周至柔理事长知道此事后,把我叫去,叱责我说:“这种事不可胡来,否则要坏事的。”大哥吴浣也怪罪说:“纯粹是给我找麻烦。”究竟为何不允许呢?虽说他们并未讲清原因,但看得出,台湾政府与红 会的关系不好,因而使我徒劳无益。
    应昌期先生是位有名的围棋规则研究家。几年前他曾制定了台湾围棋规则,并表示要征求我和林海峰九段以及日本棋界有关人士的意见。他打算得到我和林海峰的赞成
后,译成五国文字广泛宣传,并声称要作为国际围棋规则加以普及。
    为了说明台湾围棋规则,应先生的代理人——原在神户居住过的很有名气的华侨吴先生特来日本,同我和林海峰、三掘将先生、村上文祥先生等一起就台湾规则的良否进行讨论。会上,大家都以七分外交辞令的口吻说:“很好。”只有我一人持反对意见并明确指出:“有些部分不好。”
    台湾规则的详细说明在此省去不谈,总而言之,编得十分合理。但有一个致命的缺陷,由于终局时必须将实地全部用子填满,因此盒里棋子差一颗也不行。关于围棋规则
  我还将在后面章节里详述。
    总之,我以前就认为日本棋院的规则不合理。我觉得目前中国的围棋规则不仅作为规则而且作为思考方法都是顺乎自然的,因而没有硬行改变它的必要。应当说明,中国的围棋规则是伴随围棋的发祥与发展而锤炼成型。这与国度、政治毫无关系。


林海峰少年

  台湾棋界邀请我的另一目的是请我判断少年林海峰的棋力,倘若他成材有望,再与我商量如何培养他的才能。当时,林海峰只是个十岁的小孩,因与台湾棋院理事长周至柔先生是同乡,周先生很想把他培养成一流棋士,故而用力栽培。
    我与少年林海峰的“试验棋”在挤满近两千人的公会堂进行。我们在如此多的观众面前对奕,可见当时人们就对林君寄予了巨大的希望。对局是让他六子。局势经过接二连三的转化,最后我在林少年的占地中大搞颠覆,得手后获一目胜。后来林少年说:“先生的棋果真是硬梆梆的。序盘时我简直不知道下的是什么棋,等发现走的不对劲儿了,才终于将吃奶的力量使出来。”
    “试验棋”结束后,周至柔先生问我:“如果将来林少年在日本修业,是否能成为六、七段?”我回答说:“假如尽早地送至“日本留学修业,想必会有出息的。”在诊断少年棋士的发展前途时,与其说是根据他当时的实力,不如说是首先考虑年龄。若是具有一定才能,当然是年纪越小越能迅速达到一流水平。因林少年年仅十岁就可以与我让六子下棋,今后只要本人努力,我想总会进步到相当高的水平上去的。
    依周先生之见,林少年在日本修业的期间让他在我家寄宿,由我每天教他,必然会名师出高徒。其实,高超的棋力必须在付出一切精力来谋求职业棋土地位的前提下、于众多同样境遇的未来棋士中不断地厮打才能获得。可惜我家住在箱根,不可能每天往返来对局。因此决走让他寄宿在一位华侨的家里,那位华侨在东京经营一家中国菜馆。于是,少年林海峰在下完“试验棋”的两个月后,即昭和二十七年(1952)十月,胸怀跻身一流棋士的远大目标,远渡重洋,来到日本。
    林君来日之后,我必须尽快解决他属于哪个棋院的问题。当时台湾方面曾希望林海峰属于升段速度较快的关西棋院;而我则考虑日本棋院那里有望新手苔萃一堂,势力也大,因此就决定让林君去作日本棋院的院生。假如我当时知道自己已被日本棋院除籍一事的话,绝不会简单地将他送到日本棋院,而肯定会使他隶属关西棋院的!
    林海峰成为院生后,每天往返日本棋院,开始了围棋的修业。但他并非开始就一帆风顺地练就了一身本领。由于收留他的那位华侨对围棋一窍不通,棋院那里对于院生的日常生活也管教不严。再加上林君还是个孩子,只身远离父母,处处言语不通,每天过着孤独寂寞的生活。其实何止是他,连我过去也同样,对于在胜负的世界中不将其他对手打败就毫无出路的道理,仅凭一颗幼小的心灵还难以深刻认识到。日日夜夜地埋头学棋,对局时只许胜不许败的院生生活,林君也和其他孩子一样开始时很不习惯,甚至还曾一个人跑到浅草去闲逛,或乘坐山手线列车去过车瘾,而且一坐就是半天。看来,在通向未来棋星的漫长修业道路上,他实在是难以集中精力走下去了。如此下去,凶多吉 少。
    经我与多贺谷先生商量后,决定送林君到京都的朱涧义先生的家寄宿。朱先生曾担任过大贩华侨联合会会长,是位权威人物,对围棋也有很高的见识。当时日本棋院关西总部设在京都的藤田梧郎先生家。朱先生收留了林少年后,便决定送他去那里修业。记得这是少年林海峰来日后一年左右的事情。
    回想一下我所走过的道路,真正下苦功夫钻研、棋力日新月异地进展,是在父亲去世后全家生活重担压在我双肩的时候开始的。“你是作为台湾棋界的代表来日本深造的,责任重大呀!”林少年也许就是聆听了朱涧义先生的谆谆教导后,开始认真学习了。果然,他的棋力突飞猛进地赶了上去。后来,朱先生移居名古屋,林少年就寄宿在藤田先生的家里。到了来日后的第三年,林君终于不负众望,迅速地到达职业棋士的起跑线——初段。林海峰君是我漫长的围棋生涯中唯一的弟子。我虽未能将他留在身边,但一直到他晋升三段为止,始终对他进行了对局谱的函授教育。具体地说,就是我将林君寄来的对局谱仔细研究后,加以修改与评论,再寄还给他。真想不到他晋升初段之后战绩辉煌,升段速度之快令入膛目结舌。“这是由于师傅的函授教育,才使我养成大局观,得益匪浅。”一听到此话,我无比欣慰地感到,作为师傅,我总算尽到了应尽的责任。
    后来,我遇到摩托车祸,因后遗症而在第四期名人战循环赛中一败涂地。那时他却在同一循环赛中一鸣惊人地获得了优胜。我高兴地看到,在最后的挑战赛时,他势如破竹,打败坂田名人,雄姿英发地就位为新名人。在即将望到我那棋士生涯的终界线时,我一生唯一的弟子一林海峰青年已然一跃而就任于名人之位了!一想到此,怎能不使我感慨万千呀!


对坂田八段的擂争十盘棋

 

    结束了为时约三周的访台旅行,游兴未尽地回到日本。准知恭候我的却是可称为“藤泽九段复仇赛”,即战后与他的第二次擂争十盘棋。算上昭和十九年那次藤泽(库)为定先的十盘棋,此次擂争已经是第三回了。
    由于上次以分先对局中我多胜一筹,所以此次擂争十盘棋的交手棋份改为藤泽(库)以先相先对局。此次十盘棋从昭和二十六年(1952)十月开始,到昭和二十八年三月,仅奔至第六局我便大获全胜。
    第六局获胜后,成绩为五胜一败,将藤泽击退到以定先交手的惨景之中而鸣金收兵。据说弈至第六局时,藤泽害怕被击败而有损日本棋院的名誉,故而怀揣辞呈与我对局。应当指出,正因为这是一场背水之战,必然死拼。但面对胜负,若忽视了恒常之心,能赢的棋也难以获胜!
    昭和二十七年(1952)十月,每日新闻社决定每年举行我与“本因坊”无贴目的三盘棋对局。因那时的高川八段正处于连续称霸本因坊战的巅峰竞技之中,所以一直到昭和三十五年(1960)为止,我几乎每年都与高川本因坊大战三盘棋。除中间有两年因故未打,纵观前后,九年之间共打了二十一局。
    在对高川本因坊的系列性三盘棋的前期,我先发制人地获得了十一连胜,紧接着吃了个四连败,后来又不分轩轾地三胜三败,到昭和三十五年(1960)结束时,总成绩为十四胜七败。
    昭和二十八年(1953)五月,读者新闻社又接着主办了我对坂田荣男八段的六盘棋。交手棋份规定,坂田八段为先相先。
    当时的权田八段在各项棋战中都取得超群的成绩,向人们预示了他的全盛时期即将到来。记得昭和二十四年我与岩本本因坊擂争十盘棋结束后,被我击败后的岩本本因
坊曾多次扬言:“我虽被击败,但后面还有坂田哪!”
    此次大战六盘棋非比往常,它不但使我领略了号称“剃头刀坂田”的颠狂竞技,而且还品尝到他棋锋犀利和意志坚忍的苦涩味。我从始至终地埋头苦战。尽管对方是先相先的对局,结果一胜四败一平,在战后的“争棋”上,我首次败多胜少,落人之后。当时对局双方自始至终短兵相接,激战不休,一直争夺到盘面再无余地可争时才有结果。并且每场胜负之战俱在微乎其微的险境中鸣金收兵。看看我的败局便知:第二局执黑三目败,第四局执白二目败,第五局执黑一目败,第六局执白一目败。
    这次六盘棋大战的结果使广大棋迷们一一饱眼福,当然也引起人们的期待,即希望我与坂田八段以“擂争十盘棋”的形式来一场正式的生死决斗!
    此次擂争十盘棋,为了迎战坂田这样一位劲敌,我不得不重新振作养神,为了能在十盘棋宣布结束以前始终保持旺盛的体力和气力而费尽了苦心。另外,我每逢临战之际都一如既往地做这样的精神准备,即只考虑如何在盘上全力以赴去拼杀,而决不过虑结果。什么一定要胜啦、什么输了会如何呀,我全部不加考虑。我认为,这种精神出自我的信仰。可以说,支撑我的棋力的全靠我所信仰的神力。说起来,一流棋士之间棋力之差是微不足道的。胜负的关键取决于精神上的修养如何!
    对坂田八段的十盘棋弈至第四周,我二胜二败。第五局至第八局我连胜,终于以六胜二败的成绩将坂田八段降格到定先而高奏凯歌。


再会梅兰芳

 

    昭和三十年(1955),妻子怀孕了,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那时我已四十一岁。为了迎接孩子的出世,我们决定离开居住了五年的箱根仙石原。虽然我本人已习惯于生活在仙石原高原的富丽景色中,但和年迈的母亲及即将出生的婴儿一起生活,这个地方确实是过于偏僻了。然而,搬到东京去,又怕卷进华侨两大派系斗争们旋涡中。左思右想,最后决走搬到气候温暖、生活便利的小田原去往。
    昭和三十一年(1956)一月,在乔迁之喜的同时,我的长子信树也呱呱落地了。我们一家四口在小田原开始了新的生活。
    这时,作为日中文化交流项目之一的中国京剧代表团应朝日新闻社的邀请来到日本访问。京剧是中国传统戏剧,比日本歌舞伎的历史更为悠久,深受民众的喜爱。这个京剧访问团团长是著名演员梅兰芳先生,副团长则是现任中日友协会长孙平化先生。
    在我童年的时候,梅兰芳已是一位家喻户晓、深受欢迎的年轻名演员了。像我一般大小的孩子都非常崇拜他。早在战前,大仓喜七郎男爵就邀请过梅兰芳京剧团访问日本,这回则是他第三次访日。
    我在第一章提到的李律阁、李择一两位姨父是李氏家族中最有钱势的大富翁。我小时候,李择一曾写过一个剧本,由梅兰芳先生主演。从此,李择一全家都成为梅先生的捧场者,互相保持着密切往来。后经李择一的介绍,我也结识了这位仰慕已久的舞台明星,并承蒙他的看重,誉我为“围棋天才少年”。
    梅兰芳到达日本后,我很想见到他,便专程赶到他下榻的宾馆看望他。记得多贺谷先生也同行作陪。尽管我们阔别三十年,但一见面就热烈地谈论起来。梅先生很关心地问到:“如何才能使中国的围棋振兴起来?”我回答:“要振兴中国的围棋,首先要发现天才少年,送他们到目前的围棋先进国——日本深造。这是一条捷径。”
    临别时,我把自己的围棋全集赠送给了梅先生,他也送我一套《梅兰芳剧本选集》及《舞台生活四十年》。我还得到了访日演出《霸王别姬》的请帖,与妻子共同欣赏了京剧艺术。梅先生的表演技艺精湛绝伦,从他的唱工、扮相及做派不仅看不出他已年届花甲,相反地,他那纯熟的演技中蕴涵着无限的魅力,连我这个门外汉也被深深吸引住了。这使我再次领会了“艺深无止境,功到自然成”的道理。我也暗下决心,要在棋盘面前再接再厉,精益求精。    京剧团回国几个月后,梅先生写来一封信。说他回国后立刻拜托朋友顾水如先生,物色到两个围棋天才少年。想送他们到日本来深造,问我能否收留二人做徒弟。这两个少年便是陈祖德和陈锡明。我回信答复说,我本来很愿意收下二人,但小田原离日本棋院较远,加上老母多病,我家实在难以寄宿。还须找个更合适的人家。谁知后来长崎发生了“国旗事件”,中日再次断交,此事也就搁浅了。直到六年以后,陈祖德与陈锡明,还有另外三名棋手作为战后第一个中日友好围棋访日团成员,才终于来到了日本,他们与日本的年轻职业棋士进行了多场比赛,其中唯有,17岁的陈祖德以四胜三负的比分领先,引起人们的注意。他说,出发前曾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周总理嘱咐他“到了日本,别忘了拜访吴清源先生”。后来他果然来我家里做客。我深有感触地想到,倘若没有国境之分,这个少年便可自由出入日本棋院与我家,那该有多好啊!


一手劫问题


     如前所述,昭和二十五年以来,我每年都要参加《每日新闻》主办的三盘棋或四盘棋对局。昭和二十五年,对桥本本因坊的三盘棋获三连胜;昭和二十六年,对藤泽(库)九段的四盘棋又获四连胜。接着,于昭和二十七年始,对高川本因坊的三盘棋(每年一次)持续到昭和三十三年二月,我又获十一连胜。至此,我总共获得了十八连胜的不败纪录。可惜,我在对高川本因坊第四次三盘棋的第三局中受挫,要不然,我的连胜势头仍然不会停顿的。
    我与高川本因坊的第五次三盘棋对局,定于昭和三十四年(1959)十二月至翌年年初期间举行。第一局我失利。在此着重谈谈第二局。我执白棋,与高川激战,在胜负不明的形势下进入尾声。双方都拼命地收官,直到连单官也收尽后,双方停止投子。请看该谱便知:假如就此宣布终局,那么盘面上黑棋多四目,因黑贴四目半,所以应该是白获半目胜。如图A所示,白棋在中间地带还留有一手棋未补。白棋若不补,黑1打吃即造成一劫;但白棋劫材多,如此争下去,最终亦是白胜。当时高川计算的棋路和我完全一样,因此他不主动来打劫。很明显,黑棋打劫的手段并不成立,所以我认为没有必要去补那一手,而且,若补上一手,白棋反会输半目。这样一来,高川一直按兵不动,等着我来补棋,而且认为我理所当然地非补不可。但我也不再投子,只等候高川宣布终局。就这样,我们二人如同步至雷池,走到图中的局势时,便默然相对而坐。过了一会儿,高川起身离座,与《每日新闻》的责任记者松村先生到隔壁小屋去商量。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呢?原来根据日本棋院的规定:一手劫时应补棋。按此条款我必须补棋。但我认为,在完全无落子必要的地方去投子,显然是违反棋理的。我之所以不去补棋,并非只为贪图取胜,而是考虑到此举实属不必。况且,以前我对岩本先生十盘棋的第二局时也出现过同样的情况。前车之鉴,同属一理。我当然认为不必要补棋。
    但是,高川却似乎认为我在耍赖。过了好大一会儿,松村先生走了出来,对在盘前一直等候着的我说:"请实事求是地补上一手吧。硬磨下去,报纸将不得不评论你的态度问题了。"我据理反问:"我想请教:为什么非补不可呢?"后来高川也走出小屋,在盘前坐下,开始就双方的主张进行研究。这盘棋如果继续弈下去,就会变成图A那样的情形:
我提完最后一个劫白A(黑21的上面)后,黑棋显然已无劫材。至此为止,我们双方计算的棋路完全一致。倘若再往下走,黑棋将损一目。这时,高川说道:"下一手我弃权了。"我回答道:"下一手我也弃权。"谁知过了一会,高川又说:"那么,再下一手我就提劫。"我答道:"你我都已不再下了,怎么能提劫呢?"高川如梦初醒,说:"原来问题就在这里呀!"
    这个问题后来只好委托日本棋院审查会的人来解决了。他们根据日本棋院历来的规定,将此局判为执黑的高川半目胜。同时也承认棋院规则有不完备之处,约定尽快研究出完善规则之策。可是事隔二十五年后,直至今天,关于修改规则一事仍然如石沉大海,毫无音讯。
    另外,关于这个问题,有些书刊上说我坚持这样的主张:"因为我非日本棋院所属,所以没有遵守日本棋院规定的义务。"其实我根本没提到过这样的理由!正如前面所讲
   过的,当时我并不知道已被棋院除籍的事实;假如我知道,就不会在所属问题未解决的情况下与高川继续对局。这个一手劫的问题在战前就时有出现,本因坊秀哉名人也曾讲过:"从实战上讲,不得不承认'一手劫时无必要补棋' 这一点。"对此,我举双手赞成。我认为,若一切都根据实战就好解决了。


从最强战到名人站


  自昭和十四年与木谷实进行的镰仓十盘棋以来,我连续激战十五年,到昭和三十一年对高川本因坊的十盘棋为止,终于以“吴清源天下无敌”而宣告结束。
    这时,读卖新闻社为了取代自家垄断的擂争十盘棋对局,于昭和三十二年(1957)计划举行“日本最强决定战”。这项棋赛以决出“实力的名人”为目的,聚集了当时的全体九段棋手,即我与藤泽朋齐、桥本宇太郎、坂田荣男、木谷实,以及本因坊高川八段等六名强手,以大循环的形式,每人各执黑、白一次,与另外五人战两局。这就是俗称的“六强战”,是名副其实的决定最强者的棋战。
    对此,我十分不满。首先我提出,为什么六强战的出场棋手都是擂争十盘棋中我的手下败将?再者,那些被击败的对手在没有东山再起的情况下竟然被授权以分先的棋份再次与我竞争,这岂非借了钱又赖帐吗?纯粹是对四百年来围棋界老规矩的无视与践踏。人们不禁会问,吴清源费了十五年以上的时间,生死搏斗才打完的擂争十盘棋还有什么意义!我向读卖新闻社的代表高桥雄豺先生提出了质问,并对该计划表示异议。双方交涉的结果是交换了一个备忘录:“读卖新闻社今后仍以吴清源为中心举办围棋活动。吴清源对该报社的计划给予大力协助。”对此,我只好表示谅解。
    第一期最强战从昭和三十二年开始,激战至翌年四月,我以八胜二败获得优胜。第二位是木谷实九段六胜三败一平,第三位是坂田荣男九段四胜五败一平。我与木谷实自昭和十九年以来一直未交过手,阔别十四年后,此番遭遇仍是我获得胜利。
    第二期最强战,坂田九段以八胜一败一平优胜。第二位是木谷实九段五胜四败一平,第三位是我五胜五败。在这次棋赛中,坂田九段异军突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三期,我与坂田九段均以六胜三败一平的成绩“同率优胜”。
    “日本最强战”尚未结束,读卖新闻社又决定于翌年举行“名人战”。第一期名人战的参加者除我以外,还有坂田荣男、高川秀格、木谷实、藤泽朋齐、杉内雅男、宫下秀洋、岛村俊广、藤泽秀行、岩出正男、桥本宇太郎、桥本昌二、半田道玄,共计十三名棋士,并且仍以大循环赛的形式进行。
    这个计划公布以后我才知道,高桥代表事先对我一句招呼也不打,完全无视备忘录中“读卖新闻社仍以吴清源为中心举行围棋活动”这一诺言,真是欺人太甚。我向读卖社的小岛编辑局长提出了抗议。但小岛答复说:“因为我社与日本棋院、关西棋院有协约,不能只给吴清源以优厚待遇。但如果吴清源在名人战循环赛中陷落,读卖社将立即终止名人战,再以吴氏为中心考虑新的计划。”面对现实,我考虑到读卖社花了大钱,好不容易才实现名人战计划,单为顾全一纸备忘录就让计划废除,确也于心不忍。因而我毅然同意给予合作。不过,坦率他讲,既然说了以我为中心,就该相应地给我以适当的待遇,即使不愿施舍给我“第一期名人”的头衔,也不应将我视为十三人中的普通一
  员啊!对此,我至今还耿耿于怀。
就这样,这在长达十五年之久的十盘棋的擂台上力挫群雄、独霸鳌头的出色表演,竟冷冷清清、毫无结果地谢幕了。我就是带着这种无限惆怅的心情参加了第一期名人
战。


战后的红会


    围棋与信仰,对我来说犹如车之两轮,缺一不可。不然,恐怕我是不会在异国他乡生活下去的。我之所以能长久地维持棋士生命,可以说是依靠着信仰。她使我经常保持精神上的安定。假若在棋士生活与信仰之路二者中只能选择一样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信仰之路。特别是昭和十年我皈依红 会以来,信仰对我来说就像空气一样不可缺少。战后一个时期内我加入了玺宇,在这个组织中每日致力于宗教活动。即使在那个时期,我仍然对红 会保持着坚定的信仰。

住在仙石原的时候,我与棋界人士很少交往。在没有对局的日子里,研究棋谱和宗教学习就成为我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红 会后援会解散之后,遗留下一部分有关红 会教义的书籍,我重新研读了这些书,也学习了一下日本各种神道的教义,最后得出结论:红 会教义是最最接近真理的精确学说。因而我对她更加深信不移了。
战后的中国大陆于昭和二十四年(1949)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宗教一度被禁止。为此,世界红 会根据坛训:“北京总会、天津宗院、济南母院等处的所有权限全部移交香港。”第二年,在香港成立了兼有各种权限的道院——“宗母总办事处”。
昭和二十五年日本大本教复活后,总长出口宇知磨先生便立即设法与香港红 会本部进行了交流。由于大本教第一代总长出口王仁三郎先生曾在一次神灵附体中,受红 会的最高神明“至圣先天老祖”的“委任”,在日本设立道院红 会。因此,大本教从战前开始,就热心于建立世界红干会“日本支部”。谁知从大本教分出去的另一派在静冈成立了“三五教”,他们也希望与红王会相互提携。结果,从昭和二十六年开始,双方围绕谁是日本红 会的“本家”的问题争执不休,并且就关于设立红 会日本支部的领导权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香港道院认为不能对日本的事态放任不管,故而决定从台湾派遣两位于部,连同居住日本的我共三人,对此纷争进行调停。这是件棘手的工作,召集了多次理事会,都没能取得良好效果。于是台湾来的两个人将调停使命委托给我后便回去了。这样一来,调停的担子全落在我一人的肩上,使我大伤脑筋。
这期间九洲的练早地区发生了水灾,香港道院及时将大约三十五万日元的救援款送到我的手中。由于日本尚未成立红 会组织,因此我把钱捐赠给了日本红十字会。后来,日本东洋大学校长大岛丰先生准备建立红 会日本支部。他拜求到香港红 会的坛训是:“如果修行场所——道院尚未具备健全的设立条件,那么红 会日本支部将不会有令入满意的开端。“但大岛先生无视这一坛训,在临时借房子的情况下,强行开始活动了。害得我一愁未去,又添新忧。


摩托车祸的厄运


    昭和三十六年(1961)八月的一天,下午一点钟,位于半岛区目白的椿树山庄附近,为筹建日本红#会支部的事务所,人们正准备召开理事会。那正是我参加第一期名入战的时期。这天,我为了出席会议从小田原赶到东京,在中午时分向目白的红 会筹备处奔去。我平时最讨厌迟到,总是提前到会,似乎要迟到了,因此我急忙赶路,在东京火车站乘上一辆出租车。当时东京街道上的车辆和信号比现在要少得多。车子奔驰在目白宽阔的道路上。因我未及时叫司机停车,车已开过离椿树山庄很远的弯路上去了,我只好请司机调头开回去。然后在事务所对面的街道上下了车。

    下车地点离人行横道很远,我怕迟到,三步并作两步地横穿马路。刚走几步,一辆公共汽车和一辆小轿车就开了过来,我犹豫着,不知过还是不过,后见两辆车都为我减了速,便拔腿跑过去。哪知公共汽车后面又有一辆摩托车急速驶来,他见汽车减速,便加大油门超车,一下子出现在我眼前,没等我反应过来,已被撞飞了,当场失去知觉。醒来已是在医院里了。据目击者说,我被撞飞起来后,又落在摩托车上,身子被车拖了几米远,才滚倒在街道上。

    我被送进了丰岛区杂司谷的东大医院分院。车祸发生在下午一时十分右左,昏迷了大约二十分钟,我恢复了知觉。发现自己被安置在一间大病房的床上。因为注射了止痛针,当时并不觉着有多疼。据警察说,车主是一个小印刷所的职工,为了按时把校样送到客户手中才拼命地奔驶。医生曾向警察解释说伤势不重。其实医院的检查很潦草。虽说手腕上几处明显的搓伤没什么大事,但右腿不能动弹却被忽视了。只因医生说伤势不重,所以既没透视,也未做心电图和脑电图的检查。

    当时,我的妻子正怀着第二个孩子,已有五个多月了。我请人通知她说,伤势不重,不必担心。当晚,多贺谷夫妇赶来看望。这时,我的左腿疼得厉害,已无法站立。脚肿起很高,并且发烧。可是医生却无视病情,根本不给检查。几天后,腿肿仍未消退,且完全不能站立,于是就将我转移到一个单间。家里人实在看不下去,就向医院提出做透视检查的要求。谁知院方却错误地把右腿写成左腿,检查结果当然是一切正常。好不容易院方才查明错误,重新透视,这次发现有腿骨接合部位移位,同时腰骨也有两处裂伤,关于腰骨裂伤,医生什么也没对我们讲,多亏陪住的人看了放在床边的透视照片,才告诉我真相。就这样,对我的处置一误再误,拖了又拖,害得我绑着紧腰衣、脚上打着石膏、在医院苦苦地熬了两个月。这真是个倒霉透顶的灾年。我至今不理解,著名的东大医院为何对我如此敷衍了事?甚至到最后也不肯给我做心电图和脑电图的检查!很明显,我的大脑因车祸受到了影响,出院后经常头疼。各种后遗症使我非常烦恼,车祸的厄运使我的棋士生命骤然缩短了。
    车祸后两个月左右,我出了院。三个月后,我继续参加名人战。住院期间,读卖新闻社曾设法调整名人战对局的日程,尽量避免我因伤不能出场而判为"不战败"的情况出现。此刻我虽然出院了,却不能正襟端坐。为了照顾我,允许我坐在椅子上弈棋。由于对手都不习惯坐椅子对局,特别是在名人战这样重大的比赛中,会使他们常常感到提不起精神来。于是让我一人坐椅子,对面则放置一个小台子,上铺榻榻米,再垫上蒲团,对手就坐在上面。
    第一期名人战最后一轮中,我的对手是坂田荣男九段。当时,藤泽秀行八段以九胜二败的成绩居首位,只剩下对桥本昌二的一局了。其次是我和坂田均为八胜三败。如果藤泽秀行败给桥本昌二,其成绩将与我和坂田之间的胜者同为九胜三败,须再次进行一番决战。
   
    当时,我和坂田都没有放弃最后的希望,这最后一局成为双方全力以赴的一场激战。与此同时,藤泽对桥本昌二的对局在另一旅馆举行。傍晚时分,藤泽沮丧地败下阵来了。这时我执白棋,在坂田黑棋的压倒优势中进入收官的苦战。即使如此,我仍未放弃战斗,寸土必争,穷追不舍。胜负终于揭晓,除去贴五目外,双方打成平局!按当时规定,如果平局则判为白胜。功夫不负苦心人,我终于以九胜三败的成绩与藤泽秀行并驾齐驱了。但遗憾的是,名人战规定,执白的"平局胜"比真正的胜局略逊一格,我仅此毫厘之差,只得屈居第二位。这样,第一期名人战的桂冠便戴到了藤泽秀行的头上。


车祸后遗症

   昭和三十六年,第二期名人战揭开战幕。参战者比第一期少了四入,只剩下九人。
自从遭遇车祸后,每天早上我都犯头疼病。第二期名人战开始时,头疼得越发厉害。跑遍了各家医院,但都没有得到明确的诊断和治疗,许多医生都怀疑是血压不正常引起的。庆应医院则诊断为视力不好引起,查视力的结果是,左眼几乎失明。医生马上要求我去配置一种附在眼球上的眼镜。但制作的这副镜子与我的眼睛不合适,总戴不好;强制练习的结果却是引起了角膜炎。无奈,只得又改配眼镜。在眼镜店验光后,发现左眼还有一定视力。眼镜配好之后,还是看不清楚,每天早上的头疼病也依然如故,不见好转。夏天一过,除了头疼外,还时常犯精神错乱。发作起来,连自己都不知究竟于了些什么。
    昭和三十七年(1962)秋,棋界为本因坊秀哉名人举行了"逝世二十三周年祭奠"。有人委托我作一个死活棋的解题。我仿照《玄玄棋经》,作了"五六围攻"一题。当时正值我神志不清,突然间,正气回返,我在瞬间的灵感中一气呵成作出这道死活题。这是在白棋纵五横六的围攻中,黑棋的死活之题。在道教易经的领域中,五和六被视为吉利的数字。这个死活题虽然易解,但稍不留神,就会算错气。只因我在精神错乱时作成这样难得的死活题,所以至今是一个使我难以忘怀的作品。
    妻子及家人看到我精神错乱日益严重,都非常心疼,终于决定让我住院就诊。

    我躺在汽车里被送往东京。注院前一天,在东京晴海多贺谷先生家借宿了一夜。翌日清晨,我到卫生间小解,把门从里面扣死了。待我要出去时,却怎么也闹不清如何将门打开。于是便大喊:"放我出去!"虽然有人隔着门告诉我开门的方法,可我一点儿也不明白,只是"卿、卿"一个劲地敲门,后来就不省人事了。

    我恢复知觉后,发现自己躺在担架上,被放在一间昏暗的水泥房子里。我觉得这简直像个太平间。不一会儿,担架开始移动,这次我被放到病房的床上,注射一针以后,再次回到无意识的世界中去,后来听说,那个像太平间似的房子是医院的处置室。在整理病房的期间,我被放在那里等候往院。

    住院期间,我一直处于朦胧状态。自己在什么地方,甚至自己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结果,本来是我在错乱中胡里胡涂他说出的名字,却被别人当成我妻子用了假名让我住院。还有人猜测这是为使我不受新闻记者的搅扰而采取的措施。我进的是东京晴和精神病医院,这也是我出院后才知道的。

    我虽然百事胡涂,但对局的事却总是惦记着。名人战中对宫本直毅八段的一局,因我正在住院,便被判为"不战败"。据说对局的前一天,我反复对妻子说:"你去替我下明天的那一局!"

    住院期间,世界红 会日本支部举行了创立仪式。在我住院前,我曾独自一人反对这个支部的发起。但大岛丰先生却无视香港红 会的坛训,在未建立红 会的支柱-道院的情况下,强行成立了支部。创立仪式在东京留芝园举行,香港方面也来了几名代表 参加仪式。会后,香港代表到我家问候,但妻子拒不告诉他们我住院的地址,使他们感到十分尴尬。住院后,我, 昏昏沉沉, 地过了一个月左右。

    有一天,我突然大梦初醒,一下子恢复了神志。我环视四周,发觉自己不知为何躺在这么个怪地方。我不能在这里,否则……一阵逃跑的念头向我袭来。陪住的人见我要逃,忙按住我并向我解说劝告,我这才知道自己患病后住进了医院。

    神志清醒后,我的身体迅速康复起来。数日后己恢复了正常。医生们都不相信这么快就能康复,因而不让我立即出院。据妻子讲,医生们都很惊奇,说像我那样病情急剧恶化的例子本来就很少见,恢复正常如此之快的病例更是绝无仅有。

    在我住院期间,名人战一直在进行。我一恢复正常,立即让家人把棋盘拿到医院来,在病床上开始研究。但不知怎地,我对棋盘与棋子突然产生了一种陌生的感觉,这是我从未有过的。"这可不行!难道我的棋就这样完了不行!"念头一闪,我像受到电击一样,仿佛立刻就被胜负之神抛弃了似的。我还深深地觉察到一个可怕的迹象:我的全盛时代已经过去,像以前那样保持常胜是不可能的了。

    可以说,我的棋艺以那个时刻为界,往日在比赛中表现出来的坚韧魄力逐渐淡薄了。其后的对局,不过是强弩之未,是棋士生涯的一点余韵而已。

    出院后不久,我又回到名人战的对局中。虽是大病初愈,但还是奋力搏斗了一番。在这一年的名人战中,我是五胜三败,其中包括对宫本八段的"不战败";和第一期一样,我依旧居于第二位,因而没有得到挑战权。第一位是坂田九段七胜一败。嗣后,他在对藤泽秀行九段的挑战赛中获胜,成为第二期名人。

    翌年,在第三期名人战中,我六胜二败,第三次居第二位,仍然没有得到挑战权


告别读卖新闻社的棋战

 

      昭和四十年(1965),我已五十多岁了,但仍然参加了第
四期名人战。
      我的身体依旧不见好转,在每天早上头疼的状态中,我一
边求医就诊,一边参加对局。到了这时,我的身体与棋力终于全
部一蹶不振了。我从比赛一开始就连续败北,特别是在伊豆长岗
对(木)尾原八段的第四局时,我始终忍受着头疼病的折磨,终
局时,头疼加上呕吐已使我不能动弹了。当地医生赶来作了紧急
处置,但病因仍然查不出来。之后,读卖社的汽车把我送回家,
让我静养。

      嗣后的对局也都因我身体不佳而连遭惨败。不论哪一局,
只要一接近终局,我就一下子乱了阵脚。第四期名人战我以七战
全败的成绩名落孙山。这是我到日本以来头一次尝到七连败的苦
果。

    后来去医院检查,据医生讲,我有过两次轻度心脏病发作的
迹象。第四局结束时发生的情况,就是心脏病发作引起的。这次获得第一位的是我唯一的弟子——林海峰八段,他成为
挑战者后,乘胜一举击败了坂田名人,年仅二十三岁就登上了名
人宝座。看到林海峰君将会代我称雄棋坛,这对连续惨败、棋力
日衰的我来说,真是莫大的安慰。

    按照惯例,在名人战中全败后,要从下一期名人战的预选赛
上开始出场。不过,读卖社的小岛编辑局长说过:“吴清源如在
名人战中陷落,读卖社将中止名人战,再以吴清源为中心考虑新
的计划。”

    我与读卖社订有君子协定:我心须优先参加读卖社举办的棋
战,没有该社的允许不能参加其他报社举办的棋战。事实上,我
曾接到过许多报社的邀请,我自己也愿意参加,但我的人格不允
许我这样做。只要有约在先,不论个人如何受损,也要忠实地履
行诺言。例如,朝日新闻社创立“专业十杰战”时,就邀请了我,
并开门见山他说,这是为我举办的棋战,无论如何也要我去参战。
我通过多贺谷先生与读卖社的有关人员交涉,基本上取得了同意。
谁知读卖社后来又反悔了,作出“读卖新闻社不能允许吴清源去
参加十杰战”的决定。我只得作罢,另外,与名人战大约同时设
立的还有《产经新闻》的“十段战”,《日经新闻》的“王座战”
等,都曾热情邀请我出场,只因没得到读卖社的允许,我只好一
一谢绝了。 再说读卖新闻社是怎样对待我这个名人循环赛中全败
的棋士呢?我们双方的谈判一时出现了僵局。这时我已意识到,自
己正处于人生的重大转折关头,因此没有对他们轻易地妥协。他们
则向我提出各种解决办法。从报社的立场来看,他们最热衷的莫
过于劝我引退。还说什么:考虑到我已取得辉煌的成绩,鉴于我
目前的身体状况及年龄,不如“功成名就早还乡”。据说,报社
打算对吴清源多年来的功绩付出一笔酬金作退休费。
 
    我不否认,自己棋士生涯的终点已经可以望到了。但是,只
靠读卖社的一点儿退休金确是难以悠闲度日;更重要的是,我从
十几岁就跻身棋士世界,如今就这么冷冷清清、无声无息地去过
引退生活,心里实在难以接受。因此我拒绝了报社关于引退的劝
说。
    结果,我只得决定解除与读卖新闻社的协作关系。作为代价,
报社只答应付给我一点儿微薄的退休金。至此,我与长达二十五
年的读卖新闻围棋专栏的对局挥手告别了。
与日本棋院的关系问题
    我曾考虑到,以前有许多报社都热情地邀请过我参加名人战以外的
棋战,现在我离开读卖新闻,就可以直接在各报主办的棋战中出场了。
   
      于是,我利用“林海峰君就位名人仪式”以及NHK主办的快棋表演赛
等机会,向有关人士透露出我打算参加读卖社以外的任何棋赛。没想到
我只得到了十分含糊的回答,没有一个人当场表示欢迎。

   记得“十段赛”等对局,正是我在名人战遭到挫败后不久举行的。当
初读卖社不顾其他报社对我的多次邀请,有意拖延时间,最后用了两年
才了结了与读卖的关系。现在我要参加“十段赛”的事刚有了点眉目,
各报社却又提出要我去和日本棋院商量。当时,我还不知道战后的,棋
赛都是各家报社与日本棋院共同举办的。而且我一直自以为是日本棋院
所属的棋士,因此不明白为何要去找棋院商量。

   在读卖社以外的棋战中,我首次出场的是《日经新闻》主办的“王座
战”。我直接向该报社长大轩顺三社长表示愿意参加棋赛,大轩社长顿时
喜出望外,当场决定提高我的对局费和奖金。

   昭和四十三年,我又参加了“专业十杰战”。

   后来,我还想参加本因坊战,便打电话给日本棋院涉外部次长,向他
提出了申请,但一直未见回音。我再次催促棋院理事会,希望尽早决定下
来。不久,棋院答复说:“经理事会研究后决定,因你在日本棋院无籍,
请作为外来者重新提出申请。”

   直到这时我才知道,自己已被棋院“除籍”了。我原来始终认为自己
是为日本棋院效力的,因此,除籍一事犹如晴天霹雳,使我受到极大打击。
我马上跑去询问:穷竟何时、何故将我除籍?当时的棋院涉外部长答复道:
“你在战后一直与读卖新闻社缔结专属契约,无意于隶属日本棋院,这是
众所周知的事实。正是由于你不属于日本棋院,所以才决定给予你名誉客
员的待遇。难道不是这样吗?”又说:“如果你隶属于日本棋院,那么,
你为八段时就有参加升段大赛和读卖以外的新闻棋战的义务。与新闻社缔
结出场契约必须通过棋院才行。但是,无论在那个方面,你都没有履行应
尽的义务。”

   可是,既没有人告诉过我战后日本棋院的规则,我也从未闹清过“名誉
客员”的含义,这个称号就突然戴到了我头上。尤其在战后,我离开玺宇
后移居箱根,又迁至小田原,注在远离东京的地方,难得与其他棋士交往,
对日本棋院的事当然很不了解。再者,有关我出场对局的事情全都拜托给
我的经理——多贺谷先生办理,所以,与报社定的契约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我从未考虑过。我想,无论如何,日本棋院应将“除籍”的决定与理由通
知给本人!假如有个通知之类的东西,当初总会找到解决的办法。当我如
此盘究下去时,涉外部长被问得无言以对。

   由于我实在难以接受这个事实,因此决定拜托木谷实,请他帮我调查一
下战后有关我的事情。结果查明,昭和二十二年(1947)八月,日本棋院
收到一份我的假“辞呈”。

     自从查明这个事实以后,我和棋院的关系立刻别扭起来。棋院方面一再
强辩说,辞呈既是我师傅濑越先生提交的,就等于是我自己提出的一样。
因此,若想复归日本棋院,就必须就退出一事承认错误。我却反驳说,应
该道歉的是棋院,莫须有的事怎能让我谢罪?我从不记得脱离过棋院,也
没收到任何有关除籍的通知,因此我有充分的理由否认“脱离日本棋院”
这一事实的存在。应该说,我至今仍然是棋院的棋士,所谓“复归”问题
根本不能成立。

      记得有许多人为使此事得到圆满解决,在我们双方之间奔走调停,特别
是“清峰会”的发起人前田隆治先生。他在去世之前曾热情地充当了我的调
停人。记得前田先生曾说,只要我承认了退出棋院一事,以后的事就都可以
圆满解决。可是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我一步也不能退让。即使是师傅提交的辞
呈,只要它不是我写的,我就决不承认是出自本意。我认为,若是违心地承
认了,将给我这样的侨民身份的棋士在履历上留下污点。进一步说,给我的
历史上抹黑,就等于是对居住在大陆和台湾的十亿中国人的中伤。我要永保
纯洁的棋士声誉,就决不能有负于中国人对我的期待。

        其实我完全明白,如果承认了脱籍之事,重新复归棋院,对我个人肯定
会有许多好处。正因如此,我更不能见利忘义、违心从事了。

   不过,近年来有迹象表明,以我的“引退纪念会”为契机,日本棋院正
致力于改善与我的关系。毫无疑问,这对我来讲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美国之游
     昭和四十六年(1971),我谐同妻子到美国去旅游。此行目的是巡视一
下美国各地的日本棋院海外支部,同时为建立日本棋院会馆募捐。沿途访问的
各个海外支部都是日本棋院事先安排好的。按棋院的规定,募集款子中的百分
之二十可作为我们的旅行经费。但我却想藉此机会自由自在地旅行,因此一切
费用都由我自付,不要棋院的报酬。这次旅行,除了中国和日本以外,是我首
次到海外旅行,也是我们夫妇成家后第一次长途旅行。

    第一站是夏威夷,然后是洛杉矾、纽约、旧金山等地。所到之处都受到各
地支部的热烈欢迎。我每到一个支部,都与众人作多面打的教习,在举行教习
时,妻子由支部的人作陪,到各处游览。在纽约,华侨宋先生还带我们参观了
联合国总部。恰值中美刚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驻美国大使在联合国首次发表
了演说。这时,人们正兴奋地谈论着这件事,我们也始终没有离开过这个话题。
我至今难忘宋先生谈及此事时脸上露出的那种非常自豪的神情。我想,虽然台
湾与大陆在政治上处于对立关系,但大家同是炎黄子孙,没有理由不和睦相处。
 
    我们在洛杉矾住的饭店是上个世纪建成的;日式建筑。风格朴素坚实,电
梯的门须自己动手开关,咯登咯登地显得很沉重,升降也十分缓慢。旅馆里没
有餐厅,用餐时得上街去找饭馆。我们每天到附近一家饭馆吃早餐,那里有大
批工人就餐,虽然气氛有点儿粗野,却充满了生气。我一边望着工人们进进出
出的身影,一边悠闲自得地用早餐,每次我都痛饮咖啡。这里的咖啡无论添加
几次都不再收钱。从那以来,我就开始喜欢喝咖啡了,回到日本后,竟成了咖
啡嗜好者。

    我们还参观了好莱坞和迪斯尼乐园。第一次接触美国社会,使我处处感到
新鲜和惊奇。

    不到一个月,我们夫妇的美国之游就结束了。时间虽短,但那种轻松愉快
的感觉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母亲之死与人籍日本
    昭和四十年,林海峰君就位名人后,准备衣锦还乡,探望台湾的父老
乡亲。为了报答师傅的培育之恩,他邀请我同行。借此机会,我打算护送
母亲到台湾的大哥那里去往。

    阔别十三年后的台湾棋院,机构比以往更加健全,围棋的开展也兴盛
起来厂。与前次访台一样,我们受到同胞们的热烈欢迎,同时还见到蒋介
石先生,畅谈了一番。

    访台后的第二年,由于考虑到孩子们的将来,所以离开了居住十年之
久的小田原,移居东京,住进新宿区四谷的公寓里。那年,我五十二岁,
正是在名人战中败北后不久,苦虑于与读卖社交涉之中。

    母亲到了台湾以后给我来过几封信,告诉我她的近况。每封信都有这
样的内容:“我的墓地和寿材都已准备好,不必担心。我死后,你是否来
送葬,要视情况而定,不必勉强。最重要的是好好照顾家人,注意身体。”
看来,母亲对我在日本、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复杂关系中的微妙处境不仅非
常理解,而且也很担心。

    此后,我终止了与读卖社的关系,在与日本棋院的关系尚未正常化的
情况下,几度参加了“王座战”、“专业十杰战”和“十段战”。可惜由
于身体欠佳,常常被医生禁止参加比赛,不得不一再忍痛远离对局场。

       昭和五十三年(1978),孩子们已经长大,但我的中国(台湾)国籍影响
了他们的婚姻、就业等问题。于是我决定去找曾历任法务大臣等职的稻叶
修先生商量,请他帮忙办理加入日本籍的手续。当时稻叶修先生说入籍日
本并不难办。但实际上却牵扯到许多复杂的国际关系问题,因而绝非那么
简单。

   在我申请加入日籍的时候,即昭和五十三年(1978)十二月二十四日,
大哥吴浣突然打来国际电话,告诉我“母亲寿高九十无疾而终”。尽管我
早有心理准备,但诸兄弟中唯我与母亲的感情最深,她的死使我感到非常
地悲痛。可是一想到母亲在数年前曾多次来信嘱咐,叫我不必为葬礼担心,
加上我目前的处境也很为难,因此没有赴台送葬,只是在日本遥祈冥福。
母亲的葬礼是在她死后一个月,即昭和五十四年(1979)一月末举行的。
听说,葬礼虽然很朴素,但对家母“动荡百年,浩然一生”之荣耀的追显
十分得体,完全符合母亲生前的愿望。

   在母亲安葬后不久,大哥大嫂便离开了台湾。在战后长达三十年的时间
里,家兄一直为台湾棋界的兴盛而致力于围棋的音及活动。当上棋院顾问后,
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努力工作,从不计较报酬。由于各种原因,他终于下决心
移居到儿子们的居住地——美国。

   到了美国后,他们在大儿子家里落了脚,不久后取得了美国公民权。他
的大儿子当时在美国航天局担任工程师。由于缩减,被裁失业。后来又学农
业,并取得了博士学位,现在他以农业博士的身份而异常活跃。

       大哥的二儿子是台湾的公费留学生,现已成家,住在洛杉矾。三儿子是
设计师。大哥一家都定居美国。他现在过着隐居生活,最大的乐趣就是收到
日本寄来的围棋杂志。每日“神驰纵横猜妙手,石落黑白揭阴谋”。
     
       二哥吴炎,战后一直为新中国的建设而热情工作。他在南开大学任教多
年,文革期间也被红卫兵戴过高帽子,现在在医学科学院教授英语。昭和五
十五年(1980),他访问了日本。阔别四十年后,我们终于重逢了。回忆起
孩提时代的种种趣事,再看看双方都已鬓发苍白,不禁使人百感交集,感慨
不已。

   另外,我的三个妹妹都还健在。大妹一家住在上海,生活安康。二妹住在
台湾,从前她单身住在我那里时,取得了"草月流师范”插花教师的证书,现
在台湾开设了一间“插花教室”。小妹也在台湾,听说是为日本旅游者担当
翻译。

   昭和五十四年,我的申请顺利获准,再次得到了日本国籍。这样,三个儿
子,除长子专攻音乐以外,都已步入社会独立生活了。

   尽管如此,我还是时常这样设想:如果散居在日本、中国大陆、台湾、美
国的兄弟姊妹趁着健在的时候能欢聚一堂,该有多好啊!可惜,在当前的国际
形势下,这个想法只怕是镜花水月,可望而不可即。
日中围棋交流
 
    众所周知,围棋的发祥地是中国。据说围棋最早出现于太古时代,尧帝受仙人赐教之后,又
将围棋传给了太子丹朱。然而,围棋发祥之初并不是为争夺胜负,而是为了观测天文。在尚无文
字的时代,棋盘与棋石只是观测天体运行。占卜阴阳的工具。围棋到底何时成为胜负之争的竞技
呢?至今尚无定论。但可以确定,围棋成为竞技的历史已有几千年了。

    回顾中国漫长的历史,围棋的昌盛时期曾几度出现。目前所知最古老的死活题作品集《玄玄
棋经》,大约著于六百多年前的元代。距今较近的清朝乾隆年间围棋也很兴盛,因乾隆年间是清
朝国力强盛、文化繁荣的时代。当时曾有黄龙士(号月天)、施襄夏(号定庵)等名棋士称雄于
棋坛,当年的棋谱至今仍在广泛流传。但那个年代下棋时,首先在四个角的对角线上各置黑白二
子之后再开局,看来这似乎是为了防止模拟棋的意思。另外,据说还有这样一个规走,即每将对
方的棋切断一次,都可获得两目,并将此称为“数块子”。要想提取靠近中腹的子,双方的棋都
要多次被分割,因而当年那种白刃格斗、力战求胜的棋风为数众多。

    因为交手前在星位上都各置二子,所以过去对布局的研究不是很多。然而中盘的格斗术却倍
受重视,并有精深的研究。查看当年的棋谱即可知,过去的格斗力比起当今日本职业棋士来讲,
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

    后来随着清朝国势日趋衰败,以及世界列强入侵的灾难降临,围棋艺术也呈现出百花凋谢、
万木枯黄的凄惨景象。我出生的年月,也许就是中国棋坛最为衰败的年代。但是,今日的中国起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国家建设的发展,围棋也获得了新生。中国的棋界人士为了赶超当代围
棋先进国——日本,正在齐心合力加倍努力着。

    看看当代的中国棋坛,在先驱者陈祖德之后,又涌现出一大批年轻有望的棋士,如聂卫平、
马晓春、曹大元、刘小光等,真是人材济济、新秀辈出。目前他们与日本棋士正在进行广泛的
交流,而且在与日本年轻的中坚职业棋士的交锋中取得了旗鼓相当的成绩。有目共睹,中国棋
手的棋力已经迅速成长起来,并越来越接近日本了。

    但是,也许受清朝以来传统势力的影响,现在的中国棋手虽然中盘战斗力很强,可惜从布
局到中盘阶段的战略上的研究尚且落后。公平而论,中国目前的棋力与日本的一流棋士相比,贴
三目尚且不及。这是职业棋士们的共同看法,中国方面也不否认。依我个人之管见,中国要想提
高这贴三目的棋力确实不是容易的事情。

    虽说现在中国正在大力开展围棋活动,但鉴于围棋机构的组建还刚刚着手,如北京、上海、
四川三地已成立了名副其实的棋院。可是要想达到大多数人都能日常性地接触围棋的阶段还相差
甚远。从现在来看,中国在国家建设上首先面临着许多课题。因而对围棋的预算不会很高。中国
与号称“围棋人口一千万”的日本相比,恐怕难以相提并论。另外,中国在对局谱的研究上也几
乎全是参照日本的棋书和报刊来进行的。在这种状态下,年轻新秀很难有机会在高水平的实践中
得到锻炼和提高。而作为极其宝贵的机会——日中围棋交流,一年却只有一次。单凭这点,要想
拉平贴三目的差距,还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

    中国要赶超日本;唯一的捷径是派有才华的年轻棋手赴日留学,不断与日本一流棋手对局,
迅速增强棋力。这是我一贯的主张。有一、段时期,中国方面也曾认真地考虑过派遣围棋留学生
的事情。

    当我听说中国方面有意派遣围棋留学生之后,曾决心尽力促其实现。但听说日本棋院只承认
聂卫平、吴凇笙为五段,其余的入最多视为二段或三段。中国方面认为段位评价太低,因而十分
不满。

    三年前,海外的大哥吴浣访日时提出了这样一个设想,即让中国棋手从五段以下开始对局,
只要他们凭实力连胜升级,一直升到能与日本一流棋手对局即可——采取这种形式来决定留学与
否。于是,我带他走访了日本棋院后,终于得到了同意。这样,剩下的问题是谁来支付留学生费
用,以及何处安排他们的住宿。

    中国方面很担心的是赴日留学棋手的教育问题,害怕他们会沾染日本社会的不良习气。对此
我考虑由我来收留们,叫他们在我的小田原的家里,一边自己起伙,一边作为日本棋院所属棋士,
每日上棋院学习,这样就可放心了。因为中国人都擅长烹调,自己起伙并非难事。况且我家住上
五、六个人,仍然绰绰有余。同时我还想,我素与诸般恶劣嗜好无缘分,由我来收留围棋留学生,
别人或许不会担心管教不严吧。

    有关费用的事,为了和读卖新闻社协商,我特意登门拜访了副社长原四郎先生。据该社的答
复说,像目前日中围棋交流中邀请中国棋士来日的饭店房费、随行人员费用、交通费、欢迎会等
费用支出,总计约需三千万日元。但是,我若接收五个留学棋手的话,根据读卖新闻社围棋责任
记者的估算,假设他们在日本棋院的对局成绩能达到胜负各半,那么为期两年的费用将比上述的
邀请支出要便宜得多。因此,我当即向原四郎副社长提出请求,希望以两年的留学费用力名目,
援助一千五百万日元。

    听了我的“宏伟计划”,原四郎副社长也很感兴趣。当下约好,为促成此事而共同努力。
   
    当我将日方大有希望的意见转告家兄后,他立刻通过中国围棋界的负责人,征得了国家体委
主任的同意。另外,担任“留园会”会长的盛先生也特意向中国驻日大使打了招呼。

    想不到功败垂成。那年十一月,读卖新闻社就日中棋士交流问题递来一封谢绝信。理由是:
因有各种情况以及小田原离棋院太远,难以监督。所谓“各种情况”,可能是指关于日本棋院与
中国围棋协会的备忘录之事。对于“难以监督”来说,让中国留学棋士住到我的小田原家里,由
从未沾染过恶习的我来亲自监督,且不说可以保证督学,单就修业环境来说,那里也是再好不过
的地方了。可惜此事未成,我深感遗憾。

    我与中国棋界的交往,自战后在日本再会梅兰芳以来,持续至今,始终未断。陈祖德和聂卫
平访日期间都曾专程来看我,我也给他们送了棋书。虽然我力不从心,但对中国棋界的发展,今
后仍然愿效微力。

围棋的国际化与规则问题

    日月如梭,日本自战败以来已四十年了。在此期间,随着日本经济惊人的发展,围棋
的受宠地位也日益提高,呈现了异常繁荣的景象。在围棋越来越大众化的同时,职业棋士
的对局费和奖金也有所增长。建立在“国民喜爱”基础上的棋士生活,不但安定无忧,而
且社会地位亦显著提高。以至有人不惜辞去一流银行的高薪职务而希望作一名职业棋士。
可是,我刚到日本的时候,靠对局费维持生活的人屈指可数。若从今日棋界的繁荣昌盛来
看当年的贫困,简直是无法想象的。说它有天壤之别、隔世之感,也不为过。

    随着日本围棋人口的扩大,布局与定式的研究也迅速发展。不用说职业棋手,业余棋
士的棋力也大有进步。日本棋界出现如此鼎盛的局面,不禁令人感到万分欣慰。

    可是,若从我这样的“国际人”的立场来看,不管日本围棋多么兴旺发达,假若日本
棋界对现状感到满足就危险了。从世界的角度观察一“下,可以说围棋仅在日本一国热火
朝天还远不解渴。围棋——这种深奥莫测、趣味无穷的竞技,应成为全世界的爱好。我们
完全有理由通过围棋来扩大国际交流。这正是我热烈期待着的事业之一。找再次呼吁,希
望日本棋界有关人士朝着这一目标努力,通过围棋加深各国间的友好,为世界和平及国际
友好而作出贡献。

    但是,从当前围棋的国际普及形势来看,可以说非常令人失望。今昔相比,尽管国际
普及有所扩大,但比起高尔夫球、芭蕾舞、柔道等体胃项目来,我认为普及的速度太缓慢
了。如此深奥莫测、趣味无穷的竞技竟然在世界范围内遭受冷落,究其原因,恐怕只能归
结于普及方法上的缺陷了。

    我认为,在围棋的国际化问题上,只要实行如下两点,就会使普及速度明显地加快。
   
    首先,将围棋传授的重点放在女性一方。妇女懂得围棋后,不仅可以教自己的朋友,
还可以教丈夫和孩子。特别是在妇女地位较高的西欧,要普及围棋,最好的方法是首先在
女性中开展传授。因为教会了一个女性,就可收到再增五位以上爱好者的效果。在此意义
上讲,希望多派女流棋士到海外去,先在女性中大力普及。

    第二点,要改革围棋规则,使之合理和通俗易懂才行。尤其是要成为对任何国家、对
任何人都容易解释的规则。二十多年来,我最热烈盼望的事情之一就是改革围棋规则。现
在日本棋院的围棋规则是昭和二十四年(1949)制定的,有许多缺陷,在国际上难以通用。
日本棋院有义务制定合理的规则,并让更多的围棋爱好者得以充分的理解。与商人对货物
负责、有义务通俗易懂地讲解使用方法的道理一样。目前举行的世界围棋选手权大会上,
对围棋规则已有若干修改。但是,就连这样的大事,除了有关人士以外,大多数人都不知
道。

    只因现在日本棋院的规则是“既成事实”的“集大成”而并非遵循围棋这一竞技的根
本思维方法来制定的,因此才产生了包括“万年劫”和“一手劫”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
这个规则不过是将前人的判例堆砌起来。另外添加了一点几临时规定而已。最为明显的一
例,即是对我与高川格当年下“三盘棋”时“一手劫”的处理。那种置“劫材多者为有利”
的围棋规则于不顾,强迫我去补棋的作法,害得我以半目之差失了一局。

    记得当年日本棋院曾当众约定,要重新研究日本棋院规则,进行合理的改革。报刊对
此也发表过消息。但时至今日,日本棋院尚未践约。甚至关于“一手劫”的典型性重大问
题也无人来作合理的解释。

    如前所述,我认为目前中国实行的围棋规则最为合理。若以中国的规则为基础,我所
提倡的规则就会成为简单明了的了。如下四点,即是全部:

    一、(死活的定义)全部被包围的子为死子,应从盘上除去,盘上剩下的为活子。
    二、才方提劫后,不能紧接着提回同一个劫。
    三、子与空相同对待。
    四、子与空合计居多者为胜。
   
    其中子与空相同对待这一点是中国规则的根本。所谓“空”,本来是指对方无法打入的
场所。所以自己可将填子省略。自己投子围出的场所理应作为自由支配的地盘。若依照此规
则,像“一手劫”这样有代表性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鉴于日本规则在有无补棋必要的问题
上那样纠缠不休,不如采用中国规则,本着在自己的空里无论怎样补也毫无损失这一精神,
在所有复杂可疑的地方根据自己的棋力来粘补。

    另外,什么“盘角曲四”、“可提三目”之类的规则既复杂,又没有作权宜规定的必要。
这些都可以在实战中解决。尤其是那种产生于理论,但实际上下一百万年也不会出现的“长
生”棋形,虽然已成为条款,但实在毫无意义。果真出现了的话,视为天降瑞祥,以“无胜
负”而论,再煮上一锅红豆饭(日本风俗之一),庆祝一番即可。“长生”恐怕比打麻将时
连和三把满贯的事还要少。

    顺便提一下,按中国的围棋规则,终局后确认胜负时只数黑或白的空与子的总和就明白
了。子与空加起来若是棋盘的半数以上,即181子以上者为胜。不言而喻,不必要把提取的
死子再填回对方的空里。

    按照中国围棋规则实际对局的话,与日本规则几乎没有差别。即便现在采用了,也不会
在围棋爱好者之间惹起混乱的。实际上,日本棋士去中国交流时,都是按照中国规则对局的。
我听说美国等国家也采用了与中国规则近似的形式。

    说实在的,我对日本棋院总是死死抱着目前有缺陷的规则不肯放手这件事无法理解。如
有“中国围棋规则是中国产生的,故而围棋先进国日本不能采用”的想法,那么这显然是狭
隘的偏见。无须赘言,那种“世界围棋的中心永存于日本棋院”的唯我独尊之观点,只有百
害而无一利。要想真心实意地取得国际友好交流的效果,必须打破国家界线和民族偏见,必
须放眼世界,认真选择对大家都适宜的好方法,并且要坚决清除无聊的“权威主义”。

    最近有些人认为,随着日本经济惊人的发展,日本国在世界舞台上畅通无阻。因而日本
轻视经济落后国,自认为日本最了不起的那种“日本中心主义”思想又有了复辟的倾向。我
希望至少日本棋界不要受这种思想的毒害,应该以宽广的胸怀,高瞻远瞩,为围棋的世界普
及作出应有的贡献。
关于定式

    不少人对我创造了许多新定式、为围棋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而给予很高的评价。
对此,我不胜感激。倘若来问我的意见,我会开门见山地告诉诸位:盘角上的定
式本来就和没有一样。其证据是,综观一流棋士的对局,可以说没有一个人是按
书上写的定式下棋的。

    角上的定式本来就是不能独立存在的,四个角在很大程度上被布局与证子所
左右。由于棋子的配置关系,往往出现许多一般看来不成立的手段。大体说来,
“定式”这一名词本身就不好。既然说是“定式”,就容易被字面的含义所束缚,
使人总是想当然地把它奉为固定不变的东西。可以说“走式”本来只是个单纯的
“标准”而已,为了向初学者传授时方便才被过分地固定化了。因此要特别注意,
千万不要像奴隶一样被它打上烙印而盲从于它。比起角上的定式,我倒是想把中
盘的手筋、终盘的收官中的许多部分叫作“定式”呢。

    如果说我真的创造了许多“新定式”的话,那是因为本人对历来的“走式”
毫不重视才引起的。在新布局诞生之前,“一占空角、二守或挂、三要开拆”的
顺序被认为是绝对正确的。因此,当年的定式相当死板的。特别是在师道尊严、
不得造次的战前,同一宗门的年轻棋上要想打出新手,必须要有极大的勇气才行。
只要未成强手,稍有标新立异就要遭到周围的一阵怒斥:“你小子还没那个份儿
来打新手!"所以,那个时代很难出现新的定式。

    因我并非大权威的门徒,不受既成观念的束缚,可以自由地思考。我的师傅
濑越先生从未搞过全门棋士的研究会。只要我的成绩不下降,师傅不管我下什么
样的棋都不责怪。反过来说,我始终只能一个人单独地研究。虽然这种千里走单
骑式的方法容易陷入自以为是的泥潭中去,但毕竟可以自由思考。就这点来说,
我的学习环境可谓无比优越、得天独厚。

    即使是铭刻棋史的新布局,我与木谷实在摆脱传统布局思维这一点上虽说一
致,但出发点仍有不同。本谷实非常重视中腹难以计算的势力,我则主张“将一
手棋便守往角的打法省略,那怕只是一手,也要尽早在边上展开”。被称为“新
布局之花”的三连星,就是以我首创二连星为根据的。我刚到日本时,人们都遵
循本因坊秀策以来的传统观念下棋,黑棋的第一手只局限于投在小目上。但后来
我发现秀荣名人曾执白打在星位上,于是我的黑二连星设想便找到了根据。既然
执白打星位都成立,那我执黑去打就更无可非议了。我向来是我行我素,对秀哉
名人的对局中,也一视同仁地打出了三三、星、天元的布局,这本来并非蓄意向
本因访门的权威挑战,只是觉得可以这样打才毅然打出来的。

    可是,遇到难解的定式时,职业棋士也同样容易被定式束缚。如我在“大雪
崩”定式中,首次打出向内拐头的新手时,据说在隔壁房间里研究的职业棋士们
顿时骚乱起来,纷纷叫嚷:“吴先生搞错定式了!”另外,比如某个旧“定式”,
它是一百多年来始终认为黑棋绝对坏、谁也不去打的“定式”。我之所以敢这样
打,只因我总不服气、黑棋究竟为什么不好?如今果然风头调转,都认为白棋不
好了。虽说此棋形已少有人打了,但从试探起直到得出白棋不好的结论,足足花
费了十年的光阴。说实在的,我本人并没有为了打出新手而事先煞费苦心地反复
钻研,许多新手都是在对局中灵机一动地想出来的。

    目前,在几百种基本定式的基础上,又产生了与这些定式的变化有关的定式。
也许全部加起来早已超过了一千多种。如此浩繁的定式,就是职业棋士也未必全
能记得住。更何况业余棋手那种生吞活剥式的死记硬背,不但枯燥无味,而且毫
无意义。实许相告,本人不但对定式知之甚少,而且就在知道的几个定式中仍然
混杂着许多不解的东西。我觉得一般业余棋手应该把定式只当作一种“标准”,
顶多记住五十至六十种基本形也就足够了。而后再靠自己的棋力,全力以赴地去
下自己能透彻理解的棋即可。
我和木谷先生

    我被濑越先生收为弟子之后,师傅始终在生活上给我以多方面照顾。然而,
只要我勤奋下棋,有关我的私生活等事,他全都不加干涉。就连昭和十年(1935),
我只身回天津的时候,见我做事鲁莽,先生本来不高兴,但他连半句责怪的话都
没说。总之,先生不仅多方照应我,而且从无束缚弟子之意,对此我真是感恩不
尽。可以自豪他说,濑越先生不仅是棋坛的名师巨匠,也是举世难得的一流人物!

    桥本宇太郎也是濑越先生的得意门生,是我的师兄。我刚到日本时,他总是
设法照顾我。他才华横溢,实践能力很强。由于桥本有铁一般坚定的信念,而且
棋之才能也是一流人物中的饺饺者,所以我们都为之倾倒,常常称赞他的才能,
誉他为“昭和的秀甫”。秀甫在明治时期力挽狂澜,使一厥不振的日本棋界终于
跳出苦海,重见天日。秀甫不仅棋艺高超,作为实业家也不愧是第一流的。今日
如此兴旺发达的棋界盛世,多亏了秀甫夙兴夜寐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常想,
酷似秀甫的桥本宇太郎在他那威扬四海的棋才之上,假如再加上“胜负师”的执
拗与坚韧,毋庸置疑,一定会筑起长久不衰的“桥本时代”的。

    如今桥本宇太郎已是将近七十五岁的高龄了。但他仍然宝刀不老,至今还在
硝烟弥漫的第一线顽强作战,并率领着日本关西棋院的全体将士南征北战,一往
无前。对此,天下人无不佩服之至。

    棋坛巨星木谷实先生是一心一意献身于围棋的故人。也许就因为他也对世俗
琐碎一无所知,酷似于我,所以我们才那么情投意合。我一直把他作为我的兄长,
与他的关系亲密无间、谊深似海。

    在我来日之初,木谷实被人们誉为“怪童”,在如林的年轻棋士中他首屈一
指、所向无敌。我徒居日本的头二、三年内,执黑也总是赢不了他。因此,我始
终把木谷实当作第一目标,发誓不超过他决不罢休。

    在我寻求宗教信仰的初期,经木谷实相劝,我俩经常去西园寺公毅先生的府
第聆听教诲,我与他的亲密交往即从那时开始。可以说,我们是在信仰的世界里
密为知己的。别人也许不知,与其说我把他当作棋逢对手的宿敌,倒不如说他对
我亲密得胜似兄长。

    在我俩经常出入西园寺公毅先生的府第期间,我们开始尝试新布局的打法。
为了将用新布局下的棋复盘推敲,我俩废寝忘食,不知在西园寺先生家里流了多
少汗水。虽说当年的汗水犹如酿造玉液琼浆的酒曲,散发着一些憨痴的霉味,但
随着光阴的流逝,汗水已成为新布局浪潮的源头了。每当我酪祭木谷实时,不禁
含泪吟道:

    冰觞同沥血,
    古井独思源。

    在那难忘的年月,我俩年轻力壮,风华正茂。木谷实虽然正值新婚燕尔、蜜
月缠绵,但在信仰和棋艺的两条路上他仍然与我结下了和爱情一样深厚的友情。

    我年轻时与木谷实对局次数最多。记得每到午休打挂时,他就去打台球,而
且最热衷于和前田陈尔对打。我总是一旁观望,从来不去试手。我看木谷实的样
子总想笑,他每击一球都要用四、五分钟。击球杆往往在他的手里上下持七到八
次才能定下往哪儿打。谁知刚要打,又缩回手来,正一正眼镜,然后再摸几下球
杆。就这样,欲打又罢,反复斟酌。总之,击一球要摸三、四十下球杆才真的下
手。难怪对手早就等得不耐烦了。

    打麻将也是如此。一手、一手地苦思冥想,半天也舍不得出牌。由于木谷实
的长考,经常急得牌友们坐立不安。不过,因对手大都是他的师弟或晚辈,不得
已,只好耐着性于陪他玩。总之,本谷实为人过于诚实,即使是马虎一点儿也情
有可原的事,他也毫不让步。打麻将也如同下棋,为了弄个水落石出,他从来都
是长考了再长考,毫不吝惜时间。

    木谷实在棋士中是有名的“长考家”。他不管限用时间定为多少,早在序盘
时就用个精光。因而奔过中盘往往时间紧迫,苦于读秒。即使是对业余棋手下让
九子的指导棋,他一般每局也要用半天以上。木谷实是铃木为次郎先生的门徒。
说来有趣,以铃木师傅为首,长考家们一个不剩地聚集在铃木一门。过去,铃木
先生的长考就已经很有名了。到了门下木谷实、关山利一,以及关山的徒弟(木
尾)原武雄的时代,除了长考以外,又增加了一个共同点,即“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心只知下围棋”。

    以前,我觉得过分地思考反倒不上算,也曾问其为何长考的理由。他回答说,
他首先在作为直感而浮现于眼前的四、五手中,从最不可能成立的一手开始,一
手一手地往下计算。这样看来,因没有漏算的地方,失误自然就少。

    但是,除了中盘的绞杀和收官以外,其他的地方无论如何也是算不尽的。况
且,对方若在自己计算范围外的地方打下一手的话,那么一切还得再从零开始算。
与木谷实相反,我首先在最早浮现于眼前的几手中,从最有可能成立的一手开始
算,如这一手不行,再考虑另一手。我从一开始就认定了:人非圣贤,无论怎样
计算都算不尽、计不清。一般来说,反复长考的棋士多数都是辨别力强的人。正
因为能识破对手,计算又准确,所以即使被迫读秒,也能保持不出误差的自信。
世人皆知,木谷实的计算之精深在棋士中是出类拔萃的。

    不过,对计算过于自信,有时会事与愿违。因为一旦迷信起计算力来,往往
会忽视大局。一方面,谁都明白序盘时过分长考不上算的道理;但另一方面,很
多棋士仍然不会那么简单地纠正这一点。事实证明,人的性格干奇百怪,假如这
些性格不保持住各自的顽固性,那么作为棋士,很难在竞争胜负的世界中各自生
存下去。

    另外,本谷实的“棋风突变”非常有名。他曾几度从一个极端飞跃到另一个
极端。我刚到日本时,他曾是“死死守角、步步为营”的棋风。到了新布局盛行
时期,他一下子又变成了“投石高位、注重势力”的棋风。后来,从他对秀哉名
人的“引退棋”开始,再次恢复了“死死守地”的棋风。尤其是与我进行“镰仓
十盘棋”的时期,他竟变成“极端低位、低。投固守”的棋风了。实不相瞒,我
的棋风也属于变化无常之类,但比起木谷实来,仍然是小巫见大巫,望尘莫及。

    我认为木谷实的棋风绝不是单纯考虑胜负才如此剧变,而是对艺术的探求精
神的表现。棋风剧变的本身,加上始终保持着一流的成绩这两点,足以说明他对
艺术追求的憨痴之心了。如果没有高超的实力,谁也做不出如此艰巨的事业!总
之,木谷实一切为艺术,一切皆可抛,事事都要打破砂锅问到底,这种忠贞不渝、
探求不止的精神,其表现是如此的淋漓尽致,堪称棋界之楷模。

    遗憾的是,战前与我那么亲密的木谷实,战后的一段时期内却杏无音讯了。
那个时期,他们全家从大肌迁居到了平家。众所周知,他从战后的饥荒年代开始
周游全国,凭其伯乐之慧眼,发现了许多有望之童。这些孩子被他带回家,作为
家传弟子而精心指教,结果培育出许多一流棋士。据说木谷师傅在平家既养山羊、
又把几百坪的院子垦为耕地,自给自足地养活了一大群徒弟。据统计,木谷实培
育了共六十人的问生,家中徒弟最多时曾达到二十六个孩子排队吃饭。看起来,
这可不是一般人能轻易效仿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木谷师傅固然伟大,但
木谷夫人更加伟大。

    现在,木谷实的弟子早已是桃李满天下,而且事实也已经向人们宣告:当今
的日本棋坛是木谷门徒横行的世界!谁曾想到,当年养育一群家传弟子的无价之
举,唯有卧薪尝胆的木谷师傅一人从中咀嚼出了今日的欢喜。因此,这种埋头苦
干的事业,只有凭木谷实的一片真心和高尚情操才能成功!

    我于昭和三十一年(1956)曾去平家的木谷家小住了几天。记得那时,家传
弟子中的大竹英雄君,摇晃着光溜溜的小和尚头,露出一副很淘气的相儿坐在未
座上。

    后来我搬到东京住的时候,木谷实已在东京的四谷开设了“木谷道场”,因
而我们又重新有了来往。当时,我还让上小学二年级的八岁女儿佳澄每日去“木
谷道场”求教,让她作为木谷礼子的弟子,并经常请加藤正夫君为首的许多棋坛
“俊杰”来教她。半年左右,她就从让二十一子进步到让十六子了。然而,她的
手法虽还正确,但不擅于搏杀,看来胜负之事对她不太适宜。于是,我女儿不到
一年就放弃了学弈之念。我因饱尝了棋士之苦,因此从一开始就没有非让孩子走
同样的路不可的打算。木谷实的子女中,除了礼子以外,也都选择了与围棋无缘
的道路,他们的棋全都不甚高强。

    从木谷实经常闹病时起,我就时常顺路去道场看他。虽说我从未对道场的家
传弟子们搞过教习,但我记得常和大竹君和加藤君一起去散步。

    那时,医生曾禁止木谷实下棋。但因他本人离开围棋就活不下去,所以寂寞
得抓耳挠腮,想下棋都快想疯了。他经常缠着礼子,说什么也要下棋不可,弄得
礼子无计可施。甚至有时候,他还背着家人,独自拄着手杖爬上四楼,来到我家。
记得他进门的第一句话,就是一本正经他说:“我今后要在所有的对局中出场。
吴先生也和我一起去吧!”我听后大吃一惊,只得婉言相劝:“先生,那可不行。
非要出场的话,也要视身体情况而定,先从电视快棋之类的对局开始,一点点地
慢慢来才行啊!”

    然而,他的病情始终不见好转,终于因脑溢血而躺倒了。就在他发病倒下的
那天我刚好在场。看来我作为第一个发现者真是与他有人生奇遇之缘。记得那天
的午休时,我正在“木谷实道场”巡回观看他的弟子们打挂的几盘棋。午休快结
束的时刻,木谷实和我一起坐在客厅沙发上休息。当我纳闷儿他怎么总不讲话时,
突然发现他的脸色很怪,嘴角还流着口水,我大惊失色,赶快告诉一旁的弟子说:
“不好了!先生的样子有些反常!”

      自那以后,木谷实就长期卧床疗养。当时木谷道场的毗邻处,一座大厦正
在施工,工地的噪音震耳欲聋。而且,楼体起来后,木谷道场就如傍篱小草被遮
得终年阴冷,实在难以再住下去。嗣后,木谷实的夫人找我商量,准备据理力争
“日照权”。我当时劝她说:“他们现在就扰得先生无法疗养,再争日照权,只
会再惹一层麻烦。干脆把道场卖给大厦之主算啦!”后来,木谷夫人毅然下决心
将道场拍卖出去了。就这样,培育出众多棋坛俊杰的摇蓝——木谷道场,终于宣
布解散。木谷夫妇只得重返平冢去住。

      回到平家后,木谷实的病情仍不见好转,终于被迭去住院。那年七月的一
天,林海峰来电话说:“木谷先生的病情恶化!”我急忙赶到医院,在谢绝探视
的时间内破例地进了病房。我一眼就看见木谷实手里握着一把扇于(日本棋士对
局时的必备物——译者),但他已经不能开口说话了。我坐在病榻边,凑近枕边
大声地向他打招呼,然而他却毫无反应。但当我嚷道:“光一君从前是力战型的,
最近越来越赢得麻利了!”这时,木谷实为了表示随声附和而微微摇动了一下扇
子。据木谷夫人讲,这是表明听懂了的暗示。光一君指小林光一九段,他有幸经
历过木谷一门家传弟子的严格锤炼,后来与木谷实的女儿礼子结为美满夫妻。

    说来也怪,我去医院探望木谷实之后,他不久就奇迹般地好转起来,竟然在
半个月后就出院了。

    可是,又过了几个月后木谷实就溢然离去,成为不归之人。

    那个时期,犹如群星陨落一样,多贺谷先生、木谷实先生、濑越宪作先生,
这些对我恩重如山的人都相继谢世。顿时,我的身边也呈现出一派凄凉景象。然
而我还是这样想,身体乃天之恩赐,我将在可行的范围内敝帚自珍,休息养生。
其余的事,干脆听天由命。


文武双全

    我认为,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事务大体可分成文、武两道。因此,在
人类社会的构成因素中,二者缺一不可。

    武道是对身体和意志的锻炼,是塑造人格的必需。而文化是维持和
平与丰富精神世界所不可缺少的。近来,文与武的界线有些混淆,体育
也被列入文道活动的范围之中了。其实,胜负之争本来就属于武道领域。
从这个意义上讲,难怪人们把围棋和将棋都归档于武道。并且,记者们
还经常在观战记中把“擂争十盘棋”的生死对局,比喻成古代武士们的
自刃格斗。

    自古以来,“文武双全”一词本身就充满着神奇的腕力,因而使世
人无须解释,便深知文武兼备的必要性。就像穷兵黩武的教训一样,
“胜负一边倒”的人容易偏信武力,忽视仁义,因而在他的人格上必然
缺少和谐。我始终不渝地将围棋和宗教信仰作为生命的两大支柱,在漫
长的人生道路上风雨兼程地走了过来。因此,我一方面作为棋士,在残
酷的胜负世界中奉行武道;另一方面,吸收了红 会的宗教思想和东方
哲学思想,并将其作为人生的指南而自我培育出丰富的精神世界。我就
是用这样的方式,披荆斩棘地踏出了一条文武双全的道路。因此,对我
来说,胜负与信仰,如同人离不开水与火一样,缺一都不可。

    不过,尽管围棋从胜负的角度来看属于武道,但从其可不计较胜负、
仅作为娱乐、或为后人留下出色的棋谱作品这一点来看,围棋与文化领
域真是太接近了。据道教学说解释,棋盘、棋石是作为观测天文、占卜
阴阳的道具而发祥的。因此围棋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打下了文化的烙印。
正因为如此,围棋更接近于艺术。譬如,即便有些棋子被提取,但未必
波及到满盘皆输。这种胜负矛盾中自强不息的精神,恰恰是歌颂为和平
而斗争的艺术形式。从围棋具有如此鲜明的性格来看,如果它一旦在世
界上普及推广、国际间的交流也兴盛起来的话,围棋一定不负众望,在
类和平和国际友好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我留学日本的最初几年里,为了成为一名一流棋士,走过了一条潜
心研究的艰难路程。后来,我在了解红 会、吸收宗教和东方哲学思想的
过程中,又逐步意识到我命中注定要通过围棋和宗教信仰两个方面的途
径来为日中友好效力。从那时以来,我一直抱着一个最大的愿望,即希
望日本、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人们都能避免政治上的争端,让实现和平共
处的那一天早日降临!

    战后,在我信仰玺宇的时期,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对我的评价都
不好。特别是“战胜国”中国,对我的责难尤其严厉。然而,尽管如此,
我对日中之间求得和平的愿望依然没有一天动摇过。而且,受玺光尊的
派遣,当年我前往“中国代表团事务所”(注: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派出
机构)去游说时,也曾为日中和平呼吁过。为此,我反遭到对方的一阵
奚落。战后的一段时期里,就连我的婚事都受到一些中国人的种种议论。
不过,我仍然把这桩姻缘视作日中友好的象征。我发誓,同这位日本血
统的妻子相敬相爱,白头到老!

    我感到无比欣慰的是,作为一名棋士,我取得了超出自身实力以上
的成绩。通过这些成绩,在以日本、中国为首的十多亿亚洲人之间形成
了一条无形的联结纽带。我认为这才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而且,我
能名留日中友好的青史,这比当上亿万富翁还要令人高兴啊!正因为如
此,我认为自己肩负着一种义不容辞的义务,即必须为后人留下问心无
愧的坚实足迹。为了履行这个义务,我今后也决不作为贪私欲而辱清名
的事。我决心经常不断地反躬自问,走遍天涯海角也要永保廉正、无愧
终生。

    静思往事,我之所以飘落日本,并非自愿,完全是天赐的命运。诚
然,正是为了善始善终地保全这个好命运,我才勤奋地生活过来了。

    我觉着,自己能做出意想不到的成绩,皆因自己的努力受到了神灵
的承认。我的一生中能与濑越宪作先生、桥本字太郎先生和木谷实先生
这些贤良的前辈邂逅相识,能与红 会这一宗教结下奇缘,真是莫大的幸
运啊!

    今年已是我的古稀之年。根据我研究的历法来看,一九八四年是“转
关”的甲子年。甲子是每隔六十年循环出现一次,但“转关”的甲子则是
二千五百年循环出现一次。迄去年(1983)为止,人们将刚刚结束的二千
五百年的“未法之世”中出现的释迹摩尼、孔子、老子、基督等圣贤,视
为由神派到人间来拯救“未法之世”的使者。而“未法之世”已告结束的
今年开始,一个必然的趋势出现了,即世界将朝着没有纷争的方向发展,
人类将迎来和平共处、光明灿烂的新社会。

    现在,我已挥泪告别驰骋多年的棋坛,从现役棋士阵营中引退了。但
是,今后我依然希望通过围棋与宗教这两个方面,以新的面貌为世界和平
作出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讲,在迎来“转关”的甲子元年之际,我想以文
会友并敬告各位读者:这一年将作为我生活的新的出发点!

经一生的磨练,在棋中悟“道”,在宗教中达“理”,修成文武双全、
人格和谐,性灵与日月同光。

 

 

 

 

 

 

 

 

 

 

 

 

 

 

 

 

 

 

 

 

 

中的精神

  王军 序

  我与吴清源先生相识的时间并不长,但敬慕他却很
久了.自小我就爱下棋,凡是与围棋相关的人与事,我
都怀着很深的兴趣和感情.想要学棋学艺,我就特别想
得到一本关于吴清源先生的书,读他怎么谈棋论棋.但
我最终也没能得到先生的书.

  到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我父亲王震担
任中日友好协会会长时,吴先生到中国来,或父亲到日
本去,他们几乎每次都要见面,交往甚多。父亲多次提
到棋艺高妙、经历富传奇性的吴清源先生,这样说来,
与吴清源先生我也算是间接地相识了吧。

  直到前两年,我才真正地认识了先生本人,与他相
谈甚欢,一见如故。又因为中信文化要拍吴清源的自传
电影,中心出版社要出版先生的自传的书,亲近的感觉
更加深了一层。听著名导演田壮壮告诉我,吴清源先生
也对与我结识深感愉悦,还特别说到“王先生是懂棋的
”,“我希望今后王先生到日本来,能够和他下一盘棋,
即使我不能下完,可以让我的助手接着帮我下完“。作
为一个年已90高手的前辈,他说这样的话实在是对我
莫大的鼓舞和激励,令我感动不已。根据吴清源先生的
想法,支持中国的围棋事业,弘扬围棋的精神,当是我
应尽的义务。

  即将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的《中的精神》一书,已经
有懂文的和懂棋的写了序言和书评,他们都是大家了,
在这里我又何必说棋说人说事呢?只想以这篇序文做个
引子,让读者自己去品味吴先生的书,自己去琢磨其间
的道理。

  围棋在古代被称为手谈,弈棋的双方,以平淡的落
子交流对棋道、对人生的理解。围棋的好,在于它的简
单和包容。小小纹枰,方寸之地,布局、征战、防守都
在上面进行,有因伐而失,有因弃而获,人生的大智慧,
都在这里。一个人多研究研究围棋是有好处的,可以多
些大局观,少些冲动和戾气。这是吴先生所强调的“用
中”精神的根本,也是他近年来研究“21世纪六合之
棋”的成果。这位棋坛宗师把围棋理论和中国古典哲学
智慧相结合,其高深的境界和造诣,让人不能不十分钦
佩。

  出版这本书,其实对于棋迷或非棋迷来说,都是有
意义的。身为一代宗师,吴先生把起伏巅沛的一生写得
很淡,重点是在说棋,他的气度和从容确非常人能及。
更重要的启示是,无论你从事的是什么职业,棋无止境,
艺无止境,学无止境,各行各业追求的精神都是相同的,
达到这样一个境界的人,专注修为,一定会有所成就。
为此,我愿把《中的精神》郑重推荐给广大读者。

                     王军
             2003年8月20日

 中的精神

  陈平原序:从文武双全到中和之道

  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具体到本
书,倾听一代棋圣吴清源自述生平,这里的“门道”,
似乎属于“围棋”,“热闹”则是“追忆”。而像我这
样的围棋盲,即便费尽心力,也只是雾里看花,实在不
好意思佛头着粪。可如果换个角度,从“文类”立论,
“故事”反倒成了“热闹”,“叙述”方才是“门道”。
这么一来,我的出场,也就不算太离谱了。

  作为文类的自传(或者回忆录),并非某一生命形
态的自然呈现,而是刻意经营的成果。一个精彩绝伦的
“人生”,不见得就一定能够转化成为同样异彩纷呈的
“文本”。所有的自传,都是对于已经一去不复返的“
过去的生命”的追忆。无论是谁,一旦拿起笔来细说平
生,原初的生命必然有所变形,或删繁就简,或洗尽铅
华,或飞扬跋扈,或夸饰放大。随着时间的推移,叙述
者的立场、心态、趣味、记忆等,都在发生变化,人们
无法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自传
都是一种“再创造”。

  写在纸面上的自传或回忆录,不等于真实的人生;
有所修饰,有所隐瞒,是很自然的事。只要不是无中生
有,或颠倒黑白,都在可以谅解的范围内。当初卢梭撰
《忏悔录》,以“说真话”名扬天下;后世学者却发现,
卢梭的自述与忏悔,“只暴露一些可爱的缺点罢了”。
不见的是叙述者有意作假,或刻意隐瞒不利于自己的事
实,而是在长期的岁月中,当事人选择性地遗忘了某些
场面,而凸显了另外一些。对于自传或回忆录的作者来
说,首先必须面对的,是诗与真的选择,自我与世界的
互动,还有遗忘与创造之间的平衡。

  回到眼前这册《中的精神》,我的关注点,不在吴
清源如何“征战”,而在于其如何“追忆”。除了闭着
眼睛也能想到的“扬长避短”--任何一个围棋迷都比
我更了解吴清源--外,更重要的是,这并非吴先生头
一回自述生平。

  70岁那年,也就是1984年,吴清源辞别现役
棋士生涯;同年,白水出版社出版了其回忆录《以文会
友》。四年后,台湾独家出版社推出该书的中译本,改
题《天外有天》。1990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吴清源回忆录》,署吴清源著,李中南译;1996年
燕山出版社的《天外有天--一代棋圣吴清源传》,只
提作者,未见译者,但书前的金庸、沈君山、桥本宇太
郎三序以及《吴清源谈围棋规则》、《荣誉文学博士吴
清源先生赞词》,明显透出此书与台版的联系。200
2年,已达米寿的吴清源再次披挂上阵,笑谈几十年间
亲历的围棋风云。这些分90期连载于《东京新闻》和
《中日新闻》的专栏“我走的路”上的文章,结集为这
么一本“记录我周围以及国际棋坛所发生的显著变化的
一本最新回忆录”(参见吴清源《〈中的精神〉中文版
序言》)。18年间,两度自述,比起早年的《以文会
友》来,《中的精神》到底给我们什么新的启示,这或
许是所有“吴清源迷”所急于了解的。

  对于围棋爱好者来说,吴清源的大名及其业绩,必
定如雷贯耳。早年以“围棋神童”出入段祺瑞府邸以及
来今雨轩棋席,14岁东渡扶桑,开始其职业棋手生涯。
1933年,年仅19岁的吴清源运用自创的“新布局
”,与本因坊秀哉名人等对弈,开创了围棋史上的一个
新时代。此后二十几年,吴氏横扫千军,超越前贤,雄
踞“天下第一”的无冕王位;尤其是那些被誉为“悬崖
上的白刃格斗”的“升降十番棋”,更是充分展示其过
人的意志与才华。1961年,吴清源不幸遭遇车祸,
留下严重的后遗症,从此战绩欠佳。到了古稀之年,日
本棋院等为其在大仓酒店举行了盛大的引退仪式。晚年
的吴清源,着力于围棋的国际化,尤其关注中国的围棋
事业,企盼其提倡的“21世纪六合之棋”能为促进世
界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尽“绵薄之力”。

  对于如此精彩人生,怎样准确评价,非我能力所及。
与其不懂装懂,还不如堂堂正正,当一回“文钞公”。
著名小说家金庸是有名的围棋迷,曾自称古今中外最佩
服的,“古人是范蠡,今人是吴清源”,其为《天外有
天》所撰序言,题为《崇高的人生境界》,其中提到:


    围棋是中国发明的,近数百年来盛于日本。但
  在两千年的中日围棋史上,恐怕没有第二位棋士足
  与吴清源先生并肩。这不但由于他的天才,更由于
  他将这问以争胜负为唯一目标的艺术,提高到了极
  高的人生境界。


  同样是超级围棋迷的原台湾清华大学校长沈君山,
其为《天外有天》所撰序言,题目竟模仿苏东坡为韩文
公庙立碑:《“匹夫而为异国师,一着而为天下法”》,
其妙语如下:


    对吴先生而言,围棋是一种艺术,也是一种哲
  理,反复争棋的最后目的,是从中领悟建立圆满调
  和的道。吴先生髫龄渡日,纵横棋坛四十年,所创
  布局定式,不知凡几,这些新布局新定式,对当时
  的胜负未必有助,但却为后来者开辟一片新天地。
  此所以吴先生卓立于群彦之上,而为围棋史上划时
  代的人物。


  1986年,由于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的积极推荐,
香港中文大学决定授予吴清源“荣誉文学博士”称号。
在典礼上宣读的《荣誉文学博士吴清源先生赞词》中,
有这么一段:


    为了获得生命上的调剂与平衡,吴清源从少年
  时代开始就向往灵境,从信仰寻求滋润与宁静,有
  数年甚至曾经因为宗教热诚而舍弃围棋,全心追求
  另外一个世界,对他来说,棋是“武”的胜负世界,
  宗教是“文”的和平世界。他虽以棋名,以棋尊,
  在宗教的追寻上则遭遇过痛苦和失败,但对两者无
  分轩轻,同样是贯注着“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
  得人惟淬”的深情。倘若说对一个人生目标诚执信
  守,一往无前是大和魂的体现,那么他能够文武双
  修,在内心同时涵蓄战争与和平这两个截然相反的
  境界,并且取得两者的平衡,正好显示他始终还是
  一个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中国人。


  所谓“围棋是一种艺术,也是一种哲理”、追求“
文武双修”、将原本“争胜负为唯一目标的艺术,提高
到了极高的人生境界”,都既是对于吴清源一生的精彩
概括,也是对于《天外有天》一书的准确表述。

  《天外有天--一代棋圣吴清源传》(北京:燕山
出版社,1996)共八章,第八章“以文会友”,最
后一节题为“文武双全”,以凸显作者“在棋中悟‘道
’,在宗教中达‘理’”的平生追求:


    我始终不渝地将围棋和宗教信仰作为生命的两
  大支柱,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风雨兼程地走了过来。
  因此,我一方面作为棋士,在残酷的胜负世界中奉
  行武道;另一方面,吸收了红会的宗教思想和东方
  哲学思想,并将其作为人生的指南而自我培育出丰
  富的精神世界。我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披荆斩棘地
  踏出了一条文武双全的道路。因此,对我来说,胜
  负与信仰,如同人离不开水与火一样,缺一都不可。
  (258-259页)


  历经一生磨练,修成文武双全的人格,而不满足于
成为一代“战神”或“棋圣”,在我看来,这正是吴清
源不可及处。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从“文武双全”出发,吴
清源还能走到哪里?拜读这册《中的精神》,你不难发
现,答案其实很简单,那就是:“中和之道”。围棋讲
胜负,但不只是胜负,更有高深的哲理在。最近几年,
吴清源再三论证,21世界的围棋应该是“六合之棋”。
构成其“六合之棋”理论基石的,是古老的中国文化。
这一点,读过《中的精神》最后一章的,大概都不会有
异议:


    87岁的我所走过的道路,应该可以说是追求
  中和的人生吧。(217页)


  过去的读书人,没有人不记得《礼记.中庸》中的
这段话:“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
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如此和谐的境
界,对于传统中国人来说,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当然,要达到“中”的境界,并非易事。这需
要精神上的修养。所以,我一直很重视信仰。从5岁(
虚岁)开始,我就学习《大学》、《中庸》等四书五经,
至今我仍然坚持每天研究《易经》。 (30页)


  全书首尾呼应,强调围棋背后的人生阅历与文化修
养,凸显自家的中国文化背景,颇有落叶归根的意味。
这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中日友好”,更包含着某种文
化上的融合与思想上的皈依--所谓“中和”,更像是
东方哲学的精髓,而不仅仅局限于《大学》或《中庸》。

  作为一个长期征战的职业棋手,应该说,吴清源得
以从容读书的时间并不多。这从其回忆录中,可以看得
很清楚。但读书不多,并不妨碍其平日里的沉潜把玩,
以及关键时刻的豁然开朗。这里所说的“痛灵”,不仅
仅是红卍会那样的宗教信仰,更包括“用中”的文化启
悟--后者既落实在围棋技艺,又体现在立身处世,可
内可外,可圣可俗。至此,所谓的“文武之道”,不再
是一张一弛,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应该承认,这种境界,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长期修
炼的结果。没有早年的殊死搏斗,固然“纸上得来终觉
浅”;没有晚年的咀嚼提升,作为技艺的棋战,也不可
能通“天”达“道”。在这个意义上,十几年前的《以
文会友》(《天外有天》),以及眼前的这册《中的精
神》,对于吴清源的围棋生涯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点睛
之笔。金庸所说的“极高的人生境界”,以及沈君山所
说的“一着而为天下先”,只有放在这个层次,才能领
悟。

  这一点,对比同是“棋圣”的藤泽秀行的自传《棋
魔》(庄玮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
),可以看得很清楚。要说戏剧性,藤泽那“常年像是
走在钢丝绳上似的,充满了不安定因素”的生活与棋艺
(35页),还有如何与“负债与酗酒”搏斗(59页
),或许更能吸引一般读者。这位“天生的赌徒”,明
显是以“才情”而非“修养”取胜。读其自传,看他如
何计算每次比赛的收入,以及如何惨淡经营其人生道路,
你感觉很亲近,也很有趣。但也仅此而已。因为,你很
难从中获得启悟与提升。

  作为后辈,藤泽秀行在自传《棋魔》中,多处提到
吴清源。比如,少时如何将吴清源作为人生楷模(89
页);“为了推翻吴先生的霸主地位”,如何废寝忘食
地努力(177页);还有,当初木谷实和吴清源发明
新布局法,尤其是挑战本因坊秀哉名人时,吴之特立独
行,用三三、星、天元等布局法参战,又如何“引起举
世瞩目”(117页)。

  说到1933年10月开始的那场“恶斗”,在吴
清源的整个围棋生涯中,最为惊心动魄,也最常被人提
及。因事关本因坊乃至日本棋坛的名誉,在新旧门派之
争外,又添上中日恩怨,难怪其备受关注。偏偏关键性
的第160着,出于弟子前田陈尔的“救驾”,秀哉名
人可谓胜之不武。自1948年濑越宪作披露此事内幕,
一直议论纷纭。已故围棋史学家徐润周的《围棋记事诗
》(长沙:岳麓书社,1998)中,有这么一手:


    吴郎清气正朝暾,百战威声一老尊。
    齐集门生参帷算,前田妙策报师恩。
    (257页)


  至于金庸的《历史性的一局棋》(见《三剑侠随笔》
),更是说得活灵活现:


    许多年后,曾有人问吴清源:“当时你已胜算
  在握,为什么终于负去?”(因为秀哉虽然出了巧
  妙的第一百六十手,但吴还是可以胜的。)吴笑笑
  说:“还是输的好。”这话说得很聪明,事实上,
  要是他胜了那局棋,只怕以后在日本就无法立足。


  当初到底是意识到赢棋危险而故意放水呢,还是措
手不及,回天乏力?我相信是后者。《中的精神》固然
只提及“这第160手的妙着,后来听说是名人的弟子
前田陈尔五段发现的”(87页),不作进一步的发挥:
早年的《天外有天》,也只是使用虚拟语态:“现在我
常想,在当时那种险恶的气氛中,若是我胜了这盘棋,
弄不好会吃大苦头呢。”(63页)日后可以“输了棋,
处境反倒好多了”自我解嘲,当初不可能如此深谋远虑。
对现实政治缺乏了解,对世态人情不太关心,沉湎于围
棋世界的吴清源,不可能因计较得失而故意放弃。从儿
时的痴迷围棋,到老来的谈玄说道,吴先生性格中,有
超凡脱俗、不食人间烟火的一面。

  德国思想家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有
个很有名的比喻:人的思想有三种变形,由忍辱负重的
骆驼,到英勇搏击的雄狮,再到天真游戏的儿童。后者
最为难得,其天真烂漫地去开始一切、创造一切,往往
可以实现雄狮所无法完成的事业。日本著名学者梅原猛
曾在其自传《学海觅途》(张琳译,北京:三联书店,
1989)中借用此说,将自家生命划分为三阶段:2
0至35岁是骆驼时代,35至45岁是雄狮时代,4
5至54岁是儿童时代(57页)。我的感觉是,梅原
猛先生说早了些--过分理性化的叙述,本身就不是儿
童的特点。学者读书博杂,其“妙语”与“启悟”,多
来自书本知识,而非生活体验。如此一来,进入天真无
邪的儿童状态,难度更大。

  要说“颇具童心”,一代棋圣吴清源庶几近之。尤
其是晚年的悠闲自在,以平常心看待世事沧桑,更是令
人感动。仔细比勘《中的精神》和早年的《天外有天》,
你会发现,除了增补部分,事情大体上还是那些事情,
只是叙述的语调及心态变了,变得更加通达、恬淡、休
畅。早年的很多不愉快,渐渐远去,转而怀念起那些曾
帮助过自己的师友,其谈论犬养毅、西园寺公毅、濑越
宪作、木谷实、川端康成等章节,很是温馨;讲述追随
玺光尊的故事,也不再刻意张扬“毫无后悔之心,还为
能获得难得的生活体验而庆幸”(《天外有天》179
页),而是很有节制:“如今想起来,那四年就算是一
种修行吧”(《中的精神》138页)。

  对于名人自传来说,最大的陷阱在于,一是过分自
怜,无限夸大个人业绩;而是缺乏反省意识,不断为自
己曾经有过的过失辩解。《中的精神》基本上没有这种
毛病,以感恩与怀旧为基调,平和之中,蕴涵着力量。
如此“谢幕”,焉能不博得满场掌声?


                     陈平原
        2003年7月26日于京北西三旗

中的精神

五十年前恩师与我

         林海峰

  那已是50年前的事情了....

  我和工藤纪夫(九段)去拜见恩师吴清源先生。当
时恩师深居在箱根仙石原山区。周边旷无人烟,恰逢隆
冬时节,寒气袭人,特别到了晚上更令人倍感萧索。师
母热情地把我们安排在他们隔壁的房间住下。

  时近午夜,朦胧中欲去洗手间,经过恩师房间猛然
全醒,只见剃着光头的他在藤方凳上正襟危坐,置身于
微弱的灯光下,凝固在冰冷的空气中,半闭双眼,两手
自然垂放在两膝上,恍如一位高僧在打坐,令人敬畏;
又俨然是位学者在思索,神情专注;更像是位严师,在
默默地注视着弟子学棋。当时,恩师全然没有察觉我的
出现,而赫然映入眼帘的这一幕,却深深地铭记在我的
脑海和心头。

  那时,由于我住的地方离恩师较远,故恩师常以通
信方式赐教,如此一直持续到我升至三段。在这期间,
每当收到等待已久的恩师乳白色的信函--其中装满了
他的期待,拜读其言简意赅的评注,我便经常想起那难
忘的一幕,仿佛恩师就正襟危坐在我面前。此后,我稍
有倦怠、灰心或偶遇挫折之时,总会想起那次的拜见,
于是我便更加努力,不断进取,不敢松懈。

  我10岁来日本,入恩师门下。无论在无形的精神
方面还是有形的棋艺方面,都能直接地受益于恩师的影
响,真是三生有幸。

  转眼五十多年过去了,恩师已是之年,虽已于
二十多年前退役,但为了“21世纪的围棋”的精益求
精,仍孜孜不倦、夜以继日地研究。这种对于围棋的纯
粹热爱,实在是令人钦佩。

  最后祝恩师健康、长寿!永远永远地带领着我们、
指导着我们。


                     林海峰
                  2003年夏
中的精神

          王立诚序

  吴清源先生被誉为“围棋之神”,深受人们尊敬。
他的回忆录《中的精神》即将在中国出版,我应邀写序,
备感荣幸。

  1971年我刚到日本,曾陪伴老师加纳嘉德先生
到吴清源先生的寓所,拜见了仰慕已久的吴先生。

  那时我13岁,能去拜访一直受我尊敬的林海峰先
生的老师吴清源先生,现在能清晰回忆出来的,就只有
当时我紧张异常。

  吴先生经常参加林先生的研究会,对我们的未来深
予厚望。我通过别人得知:有位医生,是居住在地方城
市的吴先生的棋迷,他曾提出要在自己的医院旁边免费
为先生提供一套带有医护设施的别墅,而先生却拒绝他
说:“在立诚获得大赛冠军之前,我不能离开东京。”
先生对我的期待竟然如此深重,感激之余,惟当铭记不
负所望。

  10年前,在先生还在以芮乃伟为助手的时候,我
就荣幸地加入了这个研究会。在这个研究会上,先生对
我的棋给予了指导,这是我围棋生涯中最大的幸福和欢
乐。我常想:正是从此时开始,我对围棋的视野拓展了,
同时感到了对局的乐趣,自己也变得坚强起来。

  我能屡获大赛冠军,皆托吴先生之福,对此我深表
谢忱。

  在先生面前摆棋,总是立即被指出恶手所在。先生
无须经过反复思考,一眼就看出关键,然后分析讲解我
们的棋直到深夜,他就这样以实战为基础来举行“21
世纪下法”的讲座。先生的构想、立意似乎来自异于我
们的另一空间。我经常佩服之至,自愧不如,只有像“
惟日惟新”的格言那样,不断完善自己。

  先生对围棋灵活且富于创见的构想和哲学、热情和
努力、直觉和理论,使人无法感觉到他已是89岁高龄,
对此我只有惊异和尊敬,先生到底不是我们这些晚辈可
以企及的。我只想通过努力,能够离先生的境界更近一
点。

  吴清源研究会正在世界范围内培育着承载围棋界未
来、比我更年轻的人,先生是世界的至宝,为了围棋界,
祝愿先生能够鞭策、指导我们直到100岁。为此我衷
心希望先生留意自己的健康。

                     王立诚
                  2003年夏

 中的精神

        说说吴清源老师

  小时候开始学棋时,大人就告诉我说棋界第一英雄
的名字就是吴清源,我最初的棋书也是吴老师的《黑布
局》和《白布局》。

  随着我的成长,我渐渐地明白吴清源这个名字代表
了什么,他遥远而又神圣。从不敢奢望他老人家会收我
做弟子,只想能够有机会见一见自己心目中的神,这位
在棋盘上创下了惊天动地战绩的英雄。

  没想到我的运气太好了。到日本后,从给吴老师的
讲座做助手起,我最后竟然幸运地成为了吴老师的弟子。

  那时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当时吴老师已
经七十多岁了,原本就体质嬴弱,此时更是身体和精力
都大不如从前了。可是一坐到棋盘前,吴老师就目光炯
炯、思路敏捷,一口气研究上五个小时的棋,也丝毫没
有疲倦的样子。吴师母说,吴老师不是不累,而是一摆
棋他就高兴,也就忘记了一切,到第二天积攒下来的疲
劳发作时,吴老师都动不了了。看来吴老师摆棋,完全
是在燃烧自己啊!

  现在,回想起当年吴老师手把手教自己的情景,才
明白了更多的道理。当时吴清源的许多布局思路和具体
招式,已经和正在成为当今棋坛的流行下法。吴老师那
开阔的大局观、灵活的思路,给了我许多的启迪。我到
韩国后取得的一些战绩,完全是吴老师教导的结果,可
以说,是吴老师硬生生地将我拽到了一个凭我自己的力
量很难达到的高度。

  吴老师是14岁去日本的,不久便所向披靡,威震
棋坛。对此,我自己也曾有疑惑:在当时中国没有高手
的情况下能出这样的绝世人物,莫非老天的安排真是如
此--我们只须等待超人?跟吴老师学棋后才明白,即
便是天才,也还是要靠后天的勤奋努力才能够获得如吴
老师这样辉煌的成绩;或者说,除了棋上的绝世之才外,
还有其他很多素质,如对围棋的不带功利心的单纯的热
爱、常年来静心踏踏实实做研究的习惯、对世俗功名的
不动心以及对清贫俭朴的生活安之弱泰的人生态度等等,
都是吴老师作为大天才的一部分。

  吴清源老师在中国国学方面的造诣非常高,他从小
便接受《四书五经》的教育,到日本后那么多年,最爱
读的还是中国的古书,现在我们去看吴老师时,他还总
给我们讲他研究《易经》的感想。关于对吴老师人生修
养的描述,我们很喜欢作家阿城对我们讲的一段话:小
时候的教育如同一颗智慧的种子,深埋在吴老师心灵的
土壤里,经过这么多年的灌溉培育,那一粒种子已悄然
地长成一棵枝叶茂盛的大树。可惜在现在的中国棋界,
已经很难找到这样的人了。

                     芮乃伟
               2003年8月9日

 中的精神

        否认天才的天才

  一位从小就被誉为“围棋神童”、“天才少年”的
人,一位后来几十年打遍天下无敌手的人,一位被尊为
“围棋之神”、“围棋泰斗”、“一代宗师”的人,一
位集各种最高荣誉于一身的人,一位被世人公认为天才
的人,居然有人矢口否认他是天才,而且只有一人敢如
此冒天下之大不韪,这个人就是吴清源先生。

  吴清源先生说:别人都说我是天才,其实我不是天
才,只不过比别人更用功。诚然,吴先生虚怀若谷,但
众所周知,他为人坦诚,从不妄言。凭我作为他的助手
十年来的感觉,吴老师否认自己是天才的确发自内心,
因为他从不认为自己是天才,而只是时时刻刻都比别人
更用功。

  吴老师实际上早就功成名就,现已近90高龄,本
该颐养天年,但他退役20年,从未间断对围棋的研究,
除自己每天夜以继日打谱摆棋,还定期举办研究会。吴
老师的研究会实际上是他为大家复盘。日本围棋等级分
明,一般都是从前辈的棋开始摆起,就这样排下去,一
盘接一盘,吴老师也就不停地讲下去。每当研究会进行
到一半时,师母一定会为大家端出应时的点心。尽管吴
家生活俭朴,但对客人一向款待。为了新鲜可口,每次
都是师母现去店里买回来。十几年来不论寒冬酷暑、刮
风下雨,从未间断过。大家都吃着美味的点心,喝着香
喷喷的咖啡或茶,唯独吴老师对此无动于衷,仍埋头于
其中。由于吴老师视力不好,他常常会把身体覆盖在棋
盘上,偶尔也会把茶杯端起,但总是还未送到嘴边又放
回了原处,就这样常常会三五个小时滴水未进。

  2001年初,富士通杯赛的前两天,江铸久、芮
乃伟夫妇为了赶上吴老师的研究会,早于韩国的大部分
人马,先行乘早班飞机飞抵日本。研究会大约进行了一
半,夫妻俩才气喘吁吁地赶到。乃伟说:“老师好!”
吴老师抬起头来看了一眼,却道:“你是谁呀?”在大
家的哄笑声中老师如梦方醒:“哦,是乃伟!”想必刚
才吴老师的思维沉浸在棋中。可见吴老师多么用功,用
功时又多么专著!

  为大出自平凡,天才在于勤奋。吴老师否认自己是
天才,这更能证明他确实是位伟大的天才。

                     牛力力
              2003年8月15日
  中的精神

       《中的精神》中文版自序


  这本《中的精神》是根据我在日本报纸《东京新闻
》和《中日新闻》的专栏“我走的路”上分90期连载
的内容整理而成的。

  1984年1月我出版了第一部回忆录《天外有天
--以文会友》。

  我在福州出生后不久,就随家人去了北京,在那里
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一直到14岁去国赴日。我的
中国古典哲学知识,以及成为我的职业的围棋,全都是
父亲启蒙的。所以,可以说我的根就在中国的北京。

  虽然长期远离祖国,但我一直期望着中日友好出力
的宿愿。《天外有天--以文会友》发表后的这些年,
在世界范围内从政治、经济到各个领域,都发生了让人
震惊的变化。而我所钟情的围棋界也同样今非昔比。世
界各地的女棋手,她们的实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甚至
有的达到了与男棋手势均力敌、不相上下的地步。我的
徒弟芮乃伟取得了韩国围棋国手的称号,而我的大徒弟
林海峰也参加了中国围棋甲级联赛。

  时代在前进,在世界赛上女棋手和业余棋手打败世
界一流棋手的事情也时而发生。

  这些年来,中国和韩国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实力上
已经赶超了日本--围棋在向着国际化的方向飞速迈进。

  从1992年开始,我的助手--先是芮乃伟,后
是牛力力--向外界发表了我的“21世纪六合之棋”
的围棋观念,此后又由中国的专业棋手牛力力用日语将
我的观念付诸文字,该书得以大量地出版。这一系列令
人欣慰的快事,让我感到能够长寿真是幸事。

  《天外有天--以文会友》出版后不久我即从棋坛
引退,但我从未忘却过自己的围棋使命,不曾放松过对
围棋的进一步研究。围棋也如同一门科学,需要不断进
步。幸运的是,一群年轻棋手云集在我的研究会上,他
们将我的想法、发现应用到实战当中,使它们不断得到
印证和更新--这对我的研究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而
这些棋手不但来自当今围棋强国的亚洲各国,还来自欧
美和另外一些国家。

  当初,我抱着通过围棋来实现中日友好的美好愿望
东渡日本,现在,我祈盼“21世纪六合之棋”能为促
进全世界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贡献绵薄之力。

  在这一“六合之棋”的研究过程当中,我对艺无止
境有了更深刻的体会。为了能够再接近真理哪怕只是一
步,我希望自己能活到100岁。为了完成我的围棋使
命以及希望通过围棋实现国际间友好的愿望,我要求自
己夜以继日地努力研究。

  还有一件事让我非常高兴,那就是将由田壮壮导演
把我的经历拍成电影,同时还要拍摄电视连续剧。

  这本《中的精神》是继《天外有天--以文会友》
发表以来,记录我周围以及国际棋坛所发生的显著变化
的一本最新回忆录。世界上的围棋爱好者中,以说中国
话的人为最多,今天能用中文出版,我感到万分喜悦。

  借此机会向关心和帮助我的桐山桂一先生等众多的
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吴清源

             2003年1月10日

中的精神
第一章        中和
         
 旧满洲

  2001年的6月上旬,我在中国的东北转了一圈。

  从辽宁的大连到沈阳,又从沈阳到黑龙江的哈尔滨
....我是去出席在沈阳等地举行的中日两国围棋爱
好者的交流活动。由于当地的报纸连日报道了我的来访,
我受到了各地盛大的欢迎,其热情令人难忘。


  因为我是出生在福建,成长在北京--直到14岁
去国赴日,所以每当我踏上中国的大地,总是感慨良多。
特别是东北地区--战前在日本的扶持下建立了伪“满
洲国”--更是一块让人百感交集的土地。

  许多年前,我曾经访问过这里,也曾有过一次御前
对局--在末代皇帝溥仪的龙座前下棋。那是1934
年的事情了。

  伪“满洲国”的首都设在长春,当时被改名称为新
京。我和木谷实先生在宫殿里下了一盘棋,溥仪很有兴
致地一直热心观战。我还用北京话和溥仪聊了几句,溥
仪看上去十分高兴。

  我和“满洲”还有另外一层因缘--我的大哥吴浣,
战前曾经在伪“满洲国”宫内府任职。他由于厌恶日本
军的蛮横粗暴,于是就趁随同溥仪的弟弟溥杰一起来日
本之际,留在东京当上了一名外交官。大哥在战后去了
台湾,现已去世。

  我虽然现在已经87岁了,但每年仍然不是访问大
陆就是访问台湾。因为各地的围棋国际赛事经常邀请我
来当裁判长。我自己也觉得,促进国际友好是我的一项
使命。

  可以这样说,73年前我来到日本这件事本身,就
肩负着改善中日关系的责任。当时,日本正企图侵略中
国,两国关系日趋恶化。在十分险恶的形势下,因为得
益于亲中派的犬养毅先生(原首相)的鼎力相助,我才
得以来到日本。然而,遗憾的是,犬养毅先生在5.1
5(1932年)事件中被枪杀,随后立即爆发了侵华
战争--那可真是一个黑暗的时代。

  对于经历了那样年代的我来说,十分希望21世纪
能是一个相互友好、共存共荣的时代。只要一息尚存,
我愿为加深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而走遍全世界。

哈尔滨

  59年后,我重访哈尔滨。这个有着“东方莫斯科”
之称的城市,在榆树、柳树和白杨树的庇荫下,十分漂
亮。

  59年前来哈尔滨时虽然是春天,但天气却十分寒
冷,连呼出的气几乎都要冻上了。当时是1942年4
月18日,我还清晰地记得,“东京遭到了第一次空袭”
的消息就是我在这个城市里听到的。

  故地重游,感慨万分,如今的哈尔滨让我感觉到不
久将成为中国、日本、俄罗斯、韩国经济交流的一个中
心城市。和有着大量欧美资金涌入的上海等地相比,北
方显得有些落后。但这片土地和日本有着很深的历史关
系,我想不久的将来它一定会有很大的发展。

  哈尔滨同时也是我的围棋研究助手牛力力(中国棋
院五段)的故乡。而且这次主办围棋交流活动的黑龙江
棋院的院长赵国荣先生正是牛力力的先生。赵国荣先生
是中国象棋的冠军,在中国很有名。

  由于有了这样的缘分,在欢迎会上我谈了一些我正
在研究中的关于“21世纪围棋”的一些想法,讲解了
自己对布局的一些思考方法。简单概括来说,我的围棋
理想可以用“中和”这个词来表达。翻译成日语也许可
以用“调和”这个词吧。

  “中”这个字,中间的一竖将口字分成左右两部分,
这左右两部分分别代表着阴和阳。而阴阳平衡的那一点
正好是“中”。在围棋上,我经常说,要思考“中”的
那一点。中和了棋盘上各个子的作用的那一点,就是正
着。

  所以从拿起棋子之后的80年来,我从来不把围棋
当做胜负来考虑。无论输赢,只要下出了最善的一手,
那就是成功的一局。日本的围棋规则是比较双方围地的
大小,而中国的规则却有所不同,在棋盘上活着的棋子
多的一方是取胜的一方。我认为比起胜负来说,那是生
存权的象征。

  当然,要达到“中”的境界,并非易事。这需要精
神上的修养。所以,我一直很重视信仰。从5岁(虚岁)
开始,我就学习《大学》、《中庸》等四书五经,至今
我仍然坚持每天研究《易经》。
 沈阳

  围棋在21世纪一定会有更大的发展。这次的中国
旅行中,在沈阳郊外,当我看见“国际棋盘山城”的大
型建筑时,这种想法更加强烈。听说,在这个围棋、象
棋、国际象棋的比赛馆里,可以同时容纳1500人对
局--如此之大令我惊讶。

  听说棋盘山城,是在1999年的时候。正好是中
国建国50周年纪念,在沈阳举行了棋手表彰仪式,我
也受邀参加了那次盛会。那时棋盘山城还在建造当中,
当时我就想等落成之后一定要来参观。2001年6月
在沈阳举行的中日围棋爱好者交流活动使我实现了自己
的愿望。山坡上的圆盘屋顶,看上去就知道是一座很出
色的建筑。中国的围, 棋爱好者年年, 增加,正是因为围棋
越来越国际化,才会建造这样的建筑吧。

  围棋起源于中国,有着5000年的历史。我认为
在没有文字的年代,棋盘和棋子是用来观测天文、占卜
阴阳的工具。围棋在清朝乾隆皇帝年间十分盛行,甚至
出现了一位名为黄月天的名人。出现了“千两围棋”--
有钱人出资一千两请高手来下十番棋,每局棋的对局费
是一百两。

  此后,随着中国国力的衰退,围棋也逐渐失去了它
的光彩。在清朝即将结束的时候,中国围棋进入了它最
黑暗的年代。混乱的年代人们已经没有下棋的闲情逸致
了,也没有了保护围棋的人。这一点,围棋在日本很幸
运。因为受到江户时代幕府的保护,所以在明治以后,
围棋在日本有了空前的发展。我是1914年出生的,
少年时代我在北京学习的就是日本棋谱。

  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日渐强大起来。在常
昊、周鹤洋等棋手成长的10年间,中国迅速追上了日
本。韩国也是围棋强国。韩国不仅有号称世界第一的李
昌镐,而且在他之后的年轻人也十分了不起。我的弟子
芮乃伟九段在韩国的成绩也很不错。

  当然,日本也有像王立诚那样的许多一流棋手,现
在可以说是中国、日本、韩国三国鼎立的状态。迈克•
雷蒙虽然是美国人,但他也获得了九段的称号,成为了
一名优秀棋手。若是他能拿个冠军的话,我想学围棋的
美国人肯定一下子会增加不少。

  我在东京自己家里开办的职业棋手“研究会”,至
今已经是第10个年头了。中国、美国、德国出身的棋
手也参加进来了。看着眼前各种肤色不同的面孔,对于
企盼围棋国际化的我来说,再没有比这更让人高兴的事
了。
北京

  6月,我在中国旅行的最后一站是北京。我终于可
以和日夜思念的二哥见面了。二哥住在天津,这次带着
孙女专程来北京和我见面。我们已经有5年没有见面了。

  二哥的名字叫吴炎,已经89岁了。他的一生也可
以称得上是波澜壮阔。

  1928年我去日本的时候,母亲和大哥也一起到
了日本。二哥独自留在中国,在天津的南开大学读书。
他很早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直与国民党进行斗争,
参加了著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他真是很能走路呀。

  抗日战争时期二哥作为一名军官参加了抗战。抗战
结束后,又发生了内战,二哥被国民党逮捕,带着脚镣
在监狱里关了半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成立之后,二哥回到
母校南开大学教文学。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二哥好像也
受了不少罪。二哥还是一位诗人。

  二哥在战前来过日本,那是1936年的时候。我
还清楚地记得,二哥来日本的第二天早上,发生了2•
26事件。为了亲眼目睹青年军官反叛这一历史性场面,
二哥一个人踏着积满白雪的街道走了出去。这一时期也
是我们兄弟仨在一起的最后一次了。

  记得小时候,我们兄弟三人一起在北京读四书五经。
但战后我们三人却是身分三处:大哥在中国台湾,二哥
在中国大陆,我在日本,过着天各一方的生活。有时不
禁觉得,我们兄弟三人的历史就是一部20世纪的历史。

  20世纪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为了自己的生存,
人们考虑的是如何竭尽全力地去消灭对方,所以,每每
打着正义的旗号发动战争,然后留下不计其数的难民。

  我们兄弟也是在那样的时代浪潮中走过了各自的人
生。如果21世纪还是同样的思考方法的话,我想不可
避免地又将是一个战争的世纪。所以,我认为大家今天
应该考虑的问题是如何共存共荣。

  能和二哥再次见面是件无比高兴的事。二哥的气色
十分好,看上去很精神。我们俩都已经是将近90岁高
龄的人了,活到100岁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电影化

  中国导演田壮壮计划将我一生的经历拍成电影。田
壮壮导演的《蓝风筝》在东京国际电影节上获得过大奖,
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

  另外,北京电视台拍摄电视剧的计划也在进行之中。
制片人是李小婉女士,按计划电影将于2002年的春
天开始拍摄。这次到北京之后,和田壮壮导演、李小婉
女士也见了面。听说,电影完成要到2003年,那时
我正好是虚岁90。和日本的卒寿一样,这个年纪在中
国也是可喜可贺的。这是件令人高兴的事。

  田导演说,我的人生就是一部电视剧。回顾我的一
生,那的确是一个艰难的时代--仅仅是那次规模巨大
的战争就可以说明很多了。为此,我的国籍也变换了好
几次--加入日本国籍,战后又成为中国台湾籍,然后
再加入日本国籍……

  我还遇到了“东京大空袭”,所有的家产及纪念品
顷刻之间化为乌有。战中战后的一段时间,我随着新兴
宗教过着在日本到处流浪的日子。

  在围棋上,战前战后的“升降十番棋”是以我的棋
士生命作赌注的,那真是类似于武士的真刀真枪的决斗。
1961年我遭遇了交通事故,因为后遗症的关系,在
比赛上我陷入了困境。

  我有过许多痛苦的时刻。每当那时,我就会背诵白
乐天的诗。

    蜗牛角上争何事,

    石火光中寄此身。

    随富随贫且欢乐,

    不开口笑是痴人。
第二章   出生在中国

 吴家

  1914年我出生在中国福建省的福州市。191
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第二年成立了中华民国。我
出生时是中华民国3年,正好是日本的大正3年。

  祖父在清朝就获得了盐的专卖权,他的买卖做得很
大,因此家境很富裕。福州是省会城市,有四大家族。
包括我们吴家,还有陈家、林家和沈家。
 
  我祖父叫吴维贞,原先是福建省的北边浙江省的官
员。当时在省之下有一个“道”的行政单位,祖父的官
衔就是道台。现在中国已经没有这样的行政单位了,但
韩国还留有这样的行政单位,诸如全罗南道、庆尚北道
的“道”。据我小时的印象,“道台”差不多相当于现
在日本的“县知事”县吧。

  从道台的位子上退下来,祖父就开始了盐的专卖事
业,也许是觉得还是当老百姓比较轻松吧。但不管怎么
说,虽说是民间活动,专卖权还是从清朝政府那里获得
的,所以可以说性质上还是属于半官半私的吧,和现在
的专卖公司有相似之处。

  盐的生产和销售是面向整个福建省的。中国很大,
即使是一个福建省也有很可观的量,何况有时还向台湾
供盐。所以,生意规模十分庞大,称得上是资本家。

  盐的专卖生意一直持续到清朝的灭亡。向福建省的
各个都市以及台湾运送盐,船是必须的运输工具。但是,
当时是海盗猖獗的时代。而且,当时政府围剿海盗的能
力根本达不到福建省。所以,听说祖父和海盗之间有交
往。

  为了能让盐船安全地运抵目的地,作为交换条件,
如果海盗有要求,就得在他们的指定地点放上钱。这也
可以说是一种变相的通行税吧。

  祖父也曾受到海盗邀请。听说把眼睛蒙住,被带到
某个地方,受到了盛情款待。之后仍然是被蒙住眼睛送
回了家。
  西太后

  外祖父的名字叫张元奇。

  清朝末期,西太后是最高权力者。她是咸丰皇帝的
妃子,是同治皇帝的生母。外祖父就是伺候西太后的官
员,官衔为“御史大夫”。工作好像就是向西太后谏言
的。因为西太后周围的高官太多了,似乎外祖父在西太
后眼前露脸的机会也不是很多。实际上是外祖父在给西
太后上奏一道文书之后被贬了。
 
  清朝的某个皇亲出车时撞了人,发生了事故--这
就是外祖父被贬的原因。所谓车,在当时来说,也就是
指马车。外祖父为了这个事故,花了一个晚上给西太后
写奏书。那个晚上,我的母亲一直陪在外祖父的身边。

  因为是皇帝亲戚的事故,总是会有所顾忌的吧。外
祖父也很明白地知道,如果写了这份奏书,说不定会被
贬到地方上去。但即使知道结果,外祖父还是上奏了西
太后,结果被贬到浙江省。外祖父之所以敢那么做,也
许是已经厌倦在宫中奉事了吧。

  有关西太后,小时候听说过她各种各样的传闻。

  据说西太后是绝顶聪明的人。大臣们出早朝,写上
奏文书,西太后只是粗略地看一下文书,立即就能判断
出好坏,当场进行指示。

  有一次,发生了叛乱。这个消息传来的时候,西太
后正巧在看戏。外祖父当时也在场。但是,西太后听后
一点都不慌张,继续把戏看完。也许看戏时一直在考虑
对策。戏结束后,西太后十分麻利地给周围布置了一通
指示。她已经算准了一定能够镇压叛乱--她的政治手
腕十分高明。

  也听说过其他的一些事。

  一看见令她心仪的官员,西太后就会从帘子后面扔
出一块手绢。之后,那个官员就会脸色发白。为什么呢?
因为到了晚上,为了还手绢,那个官员必须去内宫参见
西太后……当然,这只是个笑话。
张元奇

  外祖父张元奇被西太后贬至浙江省,之后又在全国
走了很多地方。

  外祖父还去过湖南省和福建省等地赴任。清朝灭亡,
中华民国成立,外祖父成了徐世昌的家臣。徐世昌在清
朝末期是宫廷的最高顾问,即使在中华民国他也做过大
总统。外祖父的最后官职是满洲的奉天省长。之后他就
引退了。
 
  我的母亲一直随祖父一起去各地赴任。母亲的名字
叫舒文。当时的中国,夫人以及孩子一般是守在本宅,
不随官人一起出去到各地上任的。但是,母亲作为长女
却受到特别对待,一直跟随在外祖父的身边,照顾外祖
父的日常生活。当时的女性是不抛头露面的,而母亲是
一个特例。因为一直和当官的外祖父在一起,所以母亲
对人情世故很了解。当然,母亲的性格一定也很开朗积
极。

  张元奇和祖父吴维贞两人都是福建省出身,原先就
是好朋友。因为这层关系,父亲和母亲结婚了。父亲的
名字叫吴毅,和母亲结婚的时候17岁。母亲20岁,
长父亲3岁。

  自母亲结婚之后,外祖父才开始在地方上纳了妾。
当时的中国,有地位的人纳几房妾都不奇怪。对外祖父
来说,也许是到了地方上,没有了照顾日常生活的人,
感到了不方便吧。

  张元奇也是中途停止让母亲缠足的人。缠足在当时
中国的上层社会,是女儿出嫁的一个前提条件。但是外
祖父考虑到清朝长不了了,没有必要让母亲再受那样的
痛苦。而且,母亲也说,如果因为这个嫁不出去,那一
辈子呆在娘家也没什么。想法真是很开明。
 吴维贞

  祖父吴维贞兴趣广泛。首先,他办了一个“菊会”。
从日本拿来菊花的苗,精心培育出漂亮的菊花。之后,
他开放了自家的花园,让外人也可以自由进来赏花。吴
家的菊花,当时在福州十分有名。

  他还时常篆刻,自己制作毛笔、印泥等。此外,祖
父还经常捐钱做一些事情。福州有一座涌泉寺,祖父捐
赠了十分漂亮的柱子。日本的空海和尚曾经来过此寺。
因为遣唐使船遇难,空海漂流到了这附近。

  祖父的家园墙下面有一个洞就那么开着。穷人从那
个洞里伸进手,可以拿到园子里的东西。祖父说“洞不
封上也没有关系”,命令家人将洞就那么放着不用堵上。
从这种细微处也可以体会出祖父的慈善心肠。

  福州的官邸十分大,院子里古木参天,还有一个不
小的池塘,大到了可以泛舟的程度,到对岸有七八十米
吧。除此之外,邸内还有别的池塘。因为我出生后不久
就去了北京,所以对福州没有什么记忆。1988年我
再次来到福州,才对我的出生地重新有了了解。

  祖父有5个儿子,还有若干个女儿。按中国的习惯,
问孩子的人数时一般只问有几个儿子。所以,女儿到底
有几个,我也就无从知道了。另外,当时的佣人一定也
很多。

  墓地在城外的山上。据风水先生说,葬在了一个后
代子孙繁荣的地方。1988年我是第一次去上坟。坟
地所在位置正对着台湾,那一带就成了军事重地,是高
射炮阵地,一般人是不能随便进入的。

  我是得到了特别批准的。吉普车开到半山腰上,之
后是乘轿子。山路很陡。

  墓地很大,正好下面还有一个小池塘。到了晚上,
月光照射在池塘里的反光可以照亮墓碑的表面。趁着月
光,可以看见墓碑上的字。这种墓地,按中国的说法,
叫做“月照美人”。大家都说,墓地的风水非常好。

  祖父就在那儿一直保佑着他的子孙繁荣昌盛。
 父亲吴毅

  我的父亲吴毅是在祖父将近70岁时才出生的,是
5个儿子中最小的一个。虽然出生于一个盐商的家庭,
但父亲还是选择了为官的道路。这可能源于两个理由,
一来祖父原来是做官出身,二来在清朝的时候做官比有
钱人更有面子。

  按日本的算法,父亲是日本明治25年出生的,母
亲是明治22年出生的。父母结婚的时候,介绍人是徐
世昌。徐世昌担任过中华民国的大总统,外祖父张元奇
就在他手下做事。外祖父因为与徐世昌关系不错,所以
就请他做了介绍人。

  我出生后不久,一家就从福州搬到了北京。那年,
父亲22岁。作为第5个儿子的父亲也得到了一部分家
产。在北京我们住一个“四合院”,就是中间有个院子
的那种,当时北京一般中产阶级的典型建筑。相隔几十
年后再度去拜访原先住的那个“四合院”时,发现中间
的院子里也搭建了住房,里面竟然住着7户人家。

  父亲去日本留过学。当时中国的有钱人家中,一般
是把长子和次子送到美国或英国去留学。而第三个儿子
以下,则是送到日本去留学。当时,有过留学经验的人
一般是能谋得个好工作的,所以父亲也到日本去留学。

  在日本留学期间,父亲一边学习一边对围棋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据说,父亲经常到本因坊秀甫在明治时期
创立的“方圆社”(棋社)去下棋。并且,父亲回国时,
还带回来了许多日本的棋谱和棋书。父亲是那种容易着
迷的人,对书法、围棋等都十分热爱,投入了大量的热
情和精力。但是,他的棋力却不怎么样。

  在亲戚的建议下,父亲进了平政院上班,平政院是
一个司法部门。这个职务是需要相当于法务大臣级的人
物直接任命的。但是,当时官员的生活可并不好过。

  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工资发放经常拖欠,有时候
竟然要半年才发一次。另外,由于政府不停地更换,所
以如果没有关系的话,根本坐不上好位子。

  依父亲的性格,是不善于溜须拍马的,所以他最终
在官场上也未能有大作为。也许是所受的教育导致了这
种不谙世事吧。在这一点上,一直跟随在做官的外祖父
身边的母亲倒是比他懂得多。

  在北京,有时得靠变卖一些家产来维持生活。
四书五经

  我正式的名字是“泉”,“清源”其实是我的字。
无论是“泉”,还是“清源”,都是和水有关系的文字。
这或许是因为我出生的那天正好遇上了洪水的缘故。

  我是农历五月的生日。在我出生地的福建省,农历
五月正好是雨季。在傍晚时分经常打雷。特别是我出生
的那一年,据说雷雨特别厉害。母亲是把两张八仙桌并
起来,在上边铺上布垫,才生下我的。


  母亲特别讨厌打雷。在怀我的时候,一听到雷声,
就没有了食欲,什么东西都吃不下去。小时候,我体弱
多病,或许与此有关吧。

  我出生后不久,我们一家就搬到了北京。4岁的时
候,我得过疝气。原因是我和哥哥一起玩,我扮做马,
哥哥骑在我身上,他不断地叫我跳、跳。结果用力过度
造成了疝气。我的一位亲戚是医院院长,所以,我住进
协和医院接受了治疗,协和医院当时是和美国合作的。
但是因为我自作主张解下了治疗用的绷带,所以最后疝
气没能完全治愈。因此,我后来一直都不能进行剧烈的
运动。

  在北京,父亲经常去上两三个小时的班就赶回家来。
与工作相比,父亲更热心于对我们兄弟三人的培养。

  清朝时代,有科举中考的制度。父亲也是学四书五
经长大的。《大学》、《论语》、《孟子》、《中庸》
为四书,《易经》、《诗经》、《书经》、《礼记》、
《春秋》是五经。这些都是儒教的经典。

  我出生的时候,科举制度已经被取消了。尽管如此,
父亲还是很早就为我们请了家庭教师,教我们兄弟读四
书五经。当时我还只有虚岁5岁。

  在书房里,我们兄弟三人一起上课。为了便于监督,
父亲也和我们一起听课。学习是从早上8点开始。我的
年龄最小,和大哥相差4岁,和二哥相差两岁。因为年
纪小,所以要跟上哥哥们的进度是很不容易的,非常吃
力,实在是一件辛苦的事情。

  最重要的是背书,就是把书拿在背后,嘴里背出书
中的内容。我怎么也记不住,往往要弄到半夜12点才
能结束。祖母经常为我说情,说“已经差不多了,可以
了”之类的话。
 围棋启蒙

  学习四书五经很辛苦。如果复述不出来,手掌就要
挨父亲的竹板子了。一定是父亲小时候也是那样被教育
过来的。

  先通过卡片识汉字,然后学习《三字经》。《三字
经》是以三个字为一组内容的课本,现在想起来,里面
的内容可真是深奥。写的尽是人间的根本。之后再学《
千字文》、《大学》、《中庸》、《论语》。
 
  《大学》讲的是政治的根本,我作为一个孩子,一
点都不理解,只能死记硬背。那种教育持续到我8岁。

  后来不知道谁说了一句“即使用清朝的教育方法也没
用”之后,父亲的教育方法才有所改变。并且,当时父亲
也开始有了信仰,开始了道教的坐禅,思想也有所转变。
和孩子们一起做游戏也是从那时开始的。

  我开始把围棋放到围棋盘上是7岁左右的时候。两个
哥哥也一起开始学棋。围棋的学习,我的进步明显比哥哥
们快。

  因为父亲在日本留过学,所以对日本围棋界的情况很
了解--比如围棋发展得很快、也有职业棋手等等。父亲
从日本还邮购了许多棋书,有幕府末期的棋圣秀策的百局
棋谱,也有“方圆社”发行的《方圆新报》合订本。

  围棋的学习也是从早上持续到晚上。一只手拿着沉重
的棋书,一只手打谱。一会儿手腕累了,就换另一只手,
就这样不停地交换来交换去的。因为看不懂日文,解说部
分就由父亲读给我听。棋谱基本上摆一遍也就全记住了。

  因为长时间地持续拿沉重的棋书,所以我两只手的中
指都变形了,略有些弯曲。

  再也没有更让人高兴的事了,我不再挨父亲的板子了。
因为进步得比哥哥们快,比起念四书五经,学围棋是件快
乐的事。

  那样的日子,一直到父亲病倒为止。
 段祺瑞

  父亲是1925年去世的,当时他才33岁。那年我
11岁。父亲得的是肺病。虽然在家里调养,但自吐血之
后,他很快就去世了。

  在父亲身体还没有变坏的时候,父亲带我去过北京的
一家名为“海丰轩”的棋社。在家里看见我学围棋进步神
速,父亲也许就开始想培养我往那条路走。我在棋社和当
时中国的一流棋手顾水如、汪云峰等下了受五子棋。


  顾水如老师那时带我去过段祺瑞的府上。段祺瑞是亲
日派的军阀政治家,是北京政府的国务总理。段祺瑞十分
喜欢下围棋,每周的星期天一大早,棋手们就都会去他家
和他一起下棋,之后一起吃早饭,这已经成为了惯例。

  我也和段祺瑞下了棋。我开始并不知道他的棋力如何,
只知道他下棋很快。看我是孩子,他就下无理手想欺负我,
最后我抓住了他的破绽,赢了那盘棋。但实际上,他喜欢
赢棋。大家都知道他这个脾气,为了讨好他,就都故意让
着他,输给他--没想到却让我这样一个毛孩子赢了他。

  输棋之后,段祺瑞的心情大坏,一个人进屋去了,之
后再也没有出来。那天早上的早饭也没有和我们大家一起
吃。但因为答应过以学费名目给我钱的,所以第二次见他
的时候,我直接对他说:“请给我学费。”这样,我拿到
了100块大洋。

  父亲过世之后,家里没有了收入来源。所以,第二个
星期我又去了段祺瑞的府上,但他没有再与我下棋。不过
那以后他答应过的学费还是如期如数地给了我。

  在父亲去世的前三天,他把我们三兄弟叫到病床前。
他把练字用的字帖交给了大哥,把小说给了二哥,交给我
的是棋子。这也算是父亲给我们的遗嘱吧。之后,大哥做
了官,二哥成为了文学家,而我成了一名棋手,完全如父
亲生前期待的一样。
天才少年

  我去过段祺瑞府好多次。段祺瑞下围棋最得意的手法
就是,打入对方,然后在对方的空中活上一小块。他将这
样的下法比喻成“在公园里搭建小房子”。

  那时,得到了日本支持的张作霖在满洲建立了军阀体
系,一直在各处征战。一会儿将势力扩张到北京,一会儿
又撤退回满洲……但最后是日本在满洲建立了伪“满洲国
”。
 
  段祺瑞也是亲日派的军阀,但他看见日军在满洲张牙
舞爪的样子,这样说道:“搭建个小房子可以,但不能归
为己有。”在围棋上,他采用的就是那样的打入手段,这
是我长大后才明白的--我认为他很了不起。

  在我的亲戚中,有一位名叫李律阁的有钱人,他给张
作霖等亲日派军阀捐献过很多钱。听说有一次和张作霖打
麻将,就故意输掉了50万大洋。作为回报,张作霖把北
京郊外占地极大的南苑“处理”给了我的亲戚。

  后来,段祺瑞的地位保不住了,我每月的学费赞助也
就没有了。父亲去世后,我们家一直靠变卖家产度日。后
来我去了北京中央公园(现中山公园)里的“来今雨轩”
下棋。由喜欢下棋的有钱人提供奖品,好多的棋手都去那
里下棋。顺便提一句,“今雨”是古语,意思是“亲友”。

  我连战连胜,多次拿回了砚台、花瓶之类的奖品--
那时我还只有十一二岁。为此,我受到大家的鼓励,有一
家北京的报纸刊登了我的照片,报道了我下棋的事。后来
在北京慢慢地大家都叫我“围棋天才少年”。

  那时,有一位林先生带我去了日本人的俱乐部。以前
我的祖父在福建省做盐的买卖,和我们吴家一起合作的就
是这个林家。林家是鸦片战争时的忠臣林则徐的同族。那
个林家的人看见我们家的没落景象,就带我去了日本人的
俱乐部。

  在那里我见到了一位名叫山崎有民的日本人,他在北
京经营和美术有关的生意--这成为了我日后留学日本的
一个契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opyright 2003
 日本人俱乐部

  中国围棋在清朝末期到中华民国初期是最差的时候。
清朝末期有一位名叫汪云峰的国手——国手也就是日本的
名人——但我认为汪云峰的棋力比起他的前任国手周小松
要差二子。国家处于战乱中,根本不是下棋的年代。那样
的时代持续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但在我的少年时代,因为有喜欢下围棋的段祺瑞,还
有我那有钱的亲戚李律阁也经常帮助顾水如先生等人,围
棋环境勉强说得过去。顾水如有留学日本的经历,那时他
和喜多文子下过一盘受二子棋,结果输了。输给女棋手很
没有面子,据说输棋后顾水如一下子挥霍掉了他在日本一
年的生活费。不管怎么说,在当时的中国,光靠围棋是无
法生存的。

  那样的大背景下,我在日本人俱乐部和一位日本初段
下了一盘棋。那是1926年,我12岁的时候。那盘棋
开局的时候我中了对方的圈套,一直是苦战。但进入中盘
后我吃掉了对方一块棋,最后我赢了6目。在观战者中就
有山崎有民先生。

  山崎先生在观看了我的对局之后,给远在日本的大棋
士濑越宪作写了封信,告诉他中国有一位天才少年。濑越
老师1919年因为围棋交流来过中国,在中国的日本人
都知道他。在他们两人之间,开始了关于把我送往日本留
学的话题。

  1926年的夏天,职业棋手岩本薰六段和小杉丁四
段来到中国。我和岩本薰下了两盘受三子棋,结果我都赢
了。下了一盘受二子棋,我输了两目。和小杉的受二子棋,
我赢了。这些对局是为了考察我的棋力的吧。不久之后,
在濑越老师和山崎先生之间,有关我去日本的事情进入了
具体商榷的阶段。

  当时,尽管家里入不敷出,但母亲也没有回福建老家
的意思,因为已经从祖父那里分得过家产了。台湾的亲戚
劝我母亲说,如果能去日本应该尽力争取。但是在国内的
中国亲戚却对我的东渡扶桑持强烈反对的态度——当时中
国和日本的紧张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第三章  来日初期
濑越老师

  北京的美术商人山崎有民先生和濑越宪作老师之间,
从1926年到1928年的3年间通了50余封信,都
是商量有关我去日本事宜的。

  从当时日本的围棋棋力来说,在濑越老师之上还有一
位更强的人,他就是本因坊秀哉名人。但是,在中国对秀
哉名人的评价不是很高。那是因为1919年,日本棋手
来到中国访问,秀哉名人向段祺瑞等人说,如果不采用日
本规则他就不下棋。
 
  日本规则是比空,围空多的一方获胜。所以为了巩固
自己的阵地,在阵地里补一手就要损掉1目。而中国规则
则是比谁在棋盘上活的棋子多,多的一方就赢。即使在自
己的空里补一手也没有关系。

  不管怎么样,和秀哉名人坚持用日本规则相比,一起
来中国访问的濑越先生就同意下中国规则。那很了不起。
由此考虑濑越先生的为人和性格,山崎老师想让我成为濑
越先生的弟子。

  1927年,我和从日本来到北京的井上孝平五段下
棋。最初,他让我二子,结果我赢了。后来他让我先,下
了三局,我一胜一负一盘打挂(没下完)。井上回国后发
表了以下的感想:“最先的一局棋体现了少年的力量。少
年对日本围棋既有的定式都十分了解。而且,在那些旧的
定式上还加上了自己的更正。可以说吴少年已成大器。”

  濑越先生也看了我下的棋,他评价我说是“秀策再世
”。秀策是江户末期的日本棋圣。“秀策流布局”就是以
他名字命名的布局,无论是棋还是人,秀策在围棋史上都
十分有名。
   犬养毅

  从濑越先生那里得到正式的赴日邀请函是1927年。
在那封信里,濑越先生写到了有关我在北京与井上孝平五
段对局的感想:和井上的三盘棋我都看了,对你非凡的才
能十分佩服。

  濑越先生为我能够留学日本而四处奔走。他直接去找
政界的实力派人物犬养毅先生商量,犬养毅先生和围棋界
的关系非常好。听说,当时犬养毅先生问:“如果北京的
天才少年来了日本,将来夺取了名人位该怎么办呢?”对
此,濑越先生回答说:“这正是我的宿愿。”这也是我后
来听说的。这个“宿愿”不仅是指对围棋的发展,而且也
是指“中日友好”的宿愿。尽管当时我还是个孩子,但慢
慢地对“中日友好”的意识也越来越强烈。

  对于去日本,我自己没有任何的担心。这是因为后来
担任首相的亲中派的犬养毅先生对我人身安全作了保证。
还有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先生,他是犬养毅先生的女婿。

  经济上,身为大财阀的大仓喜七郎先生给了我生活上
的保障。大仓先生当时是日本棋院的副总裁。

  大仓先生给我每月200日元的生活费。200日元
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那时大学毕业刚工作的大学生第一
个月的工资只有40日元。

  不过,这每月200日元是有条件限制的--“仅限
两年”。两年的时间,可以看清我是否能够成为真正的专
业棋手。但是,到了日本之后的第一年,我的身体不太好,
没能参加日本的大手合比赛,所以大仓先生又顺延了一年,
将期限改为三年。所谓“大手合”,相当于现在中国的段
位赛。

  到日本第三年的段位赛上,我的成绩很好,濑越老师
又为我安排了下指导棋的工作,这样,我的生活就有了保
障,于是就提出不用大仓先生继续每月资助了。成为了首
相的犬养毅先生在1932年的5.15事件中被暗杀了。
随后,日本和中国的关系急剧恶化。
神户港

  到日本是1928年的10月,我满14岁。那一年
的6月里,日本的关东军制造了炸死张作霖的事件,政治
空气空前地紧张。

  去日本之前,相当于我的师兄的桥本宇太郎四段来了
一趟北京,一方面和山崎先生讨论我去日本的事宜,一方
面和我下测试棋。我执黑棋下了两盘,一盘赢6目,一盘
赢了4目。

  另外,有一位和蒋介石的国民党军打仗的名叫靳云鹏
的将军为我饯行。本来说好给我1000块大洋的,但因
为正好打了败仗,就减为500块了。听说桥本也被减掉
500块,只拿到了300块。

  离开中国的那天是10月18日。山崎先生带着我们,
从北京赶到天津去坐船。坐的是名叫“长安丸”的到大阪
的客船。当时,我记得作为我监护人的杨子安先生还对我
说:“希望你两年之后回来。”
 
  和我一起坐船的有母亲和大哥,还有山崎先生。日本
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先生也一起同行。二哥因为在读书,所
以把他交给亲戚照顾,三个妹妹也分别托付给亲戚们照顾。
4日后,到了日本的神户港,接到日本棋院的通知说“请
在神户稍等”。事后我才知道,那时日本棋院刚好出了“
万年劫”的事情。

  对“万年劫”,日本当时还没有制定相应的规则。万
年劫是出现在濑越老师的对局中的,有关这局棋的判定结
果,在棋界引起了各方争论。因为是有关濑越老师升八段
的对局,听说那时的背景是想阻止老师的升段--是世间
无聊的事件。

  在神户上岸,眼睛看到的所有一切都是那么新鲜。在
去了大阪的《朝日新闻》社参观之后,我们就去了京都。
连接大阪和京都的火车速度快极了,令我惊讶。住在京都
饭店,第二天一早,和大哥两人上街买东西。那时带有奶
油或草莓的蛋糕是5块钱。我在日本第一次说的日语是:
“这个,多少钱?”
 来日的第一盘棋

  到了日本,第一盘棋是1928年12月与筱原正美
四段下的。

  筱原是当时日本棋院升段赛的冠军,这盘棋是棋院的
副总裁大仓喜七郎先生让下的。这是给没有段位的我定段
位的测试棋。我执黑,下了三天,结果我中盘胜。

  第二盘测试棋的对手是本因坊秀哉名人,在日本棋院
的特别对局室里下的。濑越老师因为太担心了,所以没有
来观战。

  让我二子。秀哉名人个子瘦小。但是,他一坐在棋盘
前,似乎就一下子高大了起来。对我来说,即便对手是名
人,我也没有什么压力。我很沉着,下得很好。

  面对名人,我很快地下在了星位。当时下手和上手下
棋,第一手是不下星位的,那是不被赞成的一手。但是,
我的第一手没有遭到名人的训斥。从这点来看,名人很了
不起。

  但是,如果那盘棋我输了,我想第一着下星位的那手
就该被说成是恶手了吧。后来,我创造出了“新布局”,
其实可以说在和秀哉名人的第一盘对局中我就已经下出了
新布局。只不过当时我还是无名小卒,那手棋没有引起大
家的注意而已。

  结果我4目胜。据说,当时八段的人被秀哉名人让二
子,都经常要输。也许是我第一手的星位使得名人使不出
劲来了。

  秀哉名人不怎么表扬年轻人的棋,但是他说这盘棋是
“二子的经典之局”。我自己也有下了一局好棋的满足感。

  之后,我又和村岛义胜四段、前田陈尔四段下棋,结
果我都赢了。终于,1929年,我被日本棋院授予三段
的称号。

  以前,定段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用“拼命”二字来
形容也不为过。
麻布谷街

  到日本后,我最初住的地方是东京的“麻布谷街”,
在现在港区六本木的一丁目、二丁目附近,是濑越宪作老
师为我们租的房子。

  日本棋院当时在永田町,也就是溜池附近。从我的住
处到棋院只须步行就能到。由于我们不太了解日本的习惯,
我的师兄桥本宇太郎先生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

  住在东京时,有一样东西让我很吃惊,就是日本叫做
“祭”的祭典活动。在祭典活动上,有一个抬神舆的仪式。
起初,我将此错以为是葬礼了。中国的葬礼上也是几个人
抬着个棺材,静悄悄的。因为不知道这是祭典活动,所以
想:“这么沉的棺材,这麽热闹的葬礼啊。”那想法我至
今还记忆犹新。

  另外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天皇陛下上街时,街道两旁
恭迎的人们的样子。溜池离皇宫很近,许多人都等在道路
两旁,铺张草席坐下。大家都深深地低着头。据说如果和
天皇陛下眼对眼看的话,眼睛会瞎的。

  学日语很辛苦。我在北京的时候,只是跟一直关照我
的美术商山崎有民先生的夫人学了三个月左右的日语。大
哥学了一年左右,没有什么问题。母亲一点都不会,在日
本基本上是待在家里,不出门的。

  有一天,我们要去濑越老师们下的大师兄井上一郎家
里去,结果迷了路。我是和大哥一起从家里出来的,应该
是向赤坂的方向走,但我却从溜池一直走到了东京湾的海
边,浪费了两个多小时。

  我的住处附近,有一家中华料理店,我们经常去那里
吃饭。在北京的时候,因为家里有厨子,所以母亲没有做
饭的习惯。比起我来,母亲更想去那家中华料理店。

  大哥开始是在早稻田大学读书,后来转到了明治大学。
大哥的棋也很厉害,加入了大学的围棋队,经常获得大学
围棋比赛的冠军。

  在麻布谷街住了一年左右,又搬到了东中野(中野区)。
后来又搬到了西荻洼(杉并区)濑越老师家的附近。生活
安定后,我把在中国的妹妹们也都一起接到了日本。

           模仿棋

  难忘的对局有很多。1929年和木谷实四段下的一
局就是其中之一—因为那盘棋我下了模仿棋。

  木谷当时有个外号叫“怪童丸”,棋力很强,是年轻
棋手中最厉害的一位。在来日本之后我就听说了他的厉害。
在《时事新报》主办的比赛中,我遇上了木谷。
 
  按照普通的下法,我觉得很难赢,所以就和师兄桥本
宇太郎商量说:“我想下模仿棋,你看怎么样?”桥本说:
“很有意思,试试看吧。”师兄同意了我的想法。实际上,
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有下过模仿棋。所谓模仿棋就是以天元
为中心,与对手下的棋形成对称,正如字面意思那样,模
仿对手的下法。

  我是先手,所以我第一手下在天元。之后就很简单了。
模仿木谷下的每手棋。现在的围棋规则,因为认为黑棋有
先行之利,所以制定了贴目规则。但当时黑棋是没有贴目
的,所以根据我的计算,我认为如果模仿棋能一直持续下
去的话,黑棋最终会赢2~3目棋。

  木谷感到十分困惑。好几次走出房间,嘴里表示着不
满。木谷显然是不理解模仿棋的战略,早些时候就应该向
中央出头。如我设想的那样,开局我的形势一片大好,至
63手我停止了模仿,局势是我明显的优势。但是,后来
我一不留神,被木谷下了个妙手,输掉了这盘棋。

  濑越老师说:“如果模仿棋流行了,可不好办。”那
是惟一一次我输棋他却高兴的。很久以后有一次,桥本有
一盘棋似乎也要形成模仿棋的格局了,但桥本立刻就挂了
天元。模仿棋的胜负应该是在中央。

  输掉模仿棋的那天晚上,因为很晚了,我和木谷就一
起住在了日本棋院的二楼。铺好被子,大家一边说话,一
边睡觉。我记得木谷说:“围棋不会出现两局完全相同的
形状,所以每盘棋都应该重视,认真下。”我记得,对他
的那番话我十分佩服。
修养一年

  本来我的身体就弱,在日本棋院授予我三段称号之后,
我就去医院进行了检查.是女棋手喜多文子老师带我去的。
喜多老师是能乐的喜多流门派喜多六平太先生的夫人,当
时我也受到了喜多老师的很多照顾。

  检查结果,医生说:“有肺结核自然痊愈的迹象,但
恐怕还有复发的可能。”而且,医生建议说:“参加段位
赛,还是再等一年的好。”所以我就休养了一年。

  段位赛分春秋两季,日本棋院的棋手都参加,目标就
是升段。在当时这是一项最重要的比赛。现在,日本国内
的九段都已经超过了百人,但当时的升段可比今天严格多
了。差一段,对棋手而言,不仅是名誉,收入等都有很大
的区别。所以,段位赛也是一个真刀真枪的战场。

  因为健康的原因,我修养一年,所以没能参加那年的
段位赛。我只是下了日本棋院的杂志《棋道》主办的比赛,
还有就是时事新闻报社主办的“吴少年棋赛”。和木谷下
的模仿棋也就是这个“吴少年棋赛”的第七局。

  从1928年的第一盘棋开始到第二年的1929年,
我一共下了22局,13胜7败2和。和棋就是没有胜负。

  那一年的年末,也是在《时事新闻》报社策划的正月
比赛中,我再次和本因坊名人对局。我以为是受二子,所
以就在棋盘上放了两颗黑棋,但此时秀哉名人却用很严肃
的口吻说:“三子。”是我搞错了。但名人的声音很威严。
因此我的棋下得很拘谨,陷入了苦战。尽管最后我赢了11
目,但那局棋的质量很差。

  三子局是不能输掉的。濑越老师甚至对我说:“如果
输了这盘棋,那你就回中国吧。”老师是担心我,为了给
我鼓劲才那么说的吧。

  当时和我关系好的,当然是木谷实先生了。木谷先生
比我大5岁,是我最强的对手。我老下不过木谷先生,大
约是到日本4年后我和他的成绩才开始互有胜负。
          西园寺公毅

  我还受到了西园寺公毅先生的诸多关照。他是西园寺
家族的,是相当于当时第一银行董事的西园寺龟二郎的哥
哥辈,他十分有钱,家里的佣人就有十多人。

  先生的家在现在的东京都北区内。因为经营矿山失败,
先生过着半隐居的生活。年轻的时候,西园寺公毅先生留
学美国,在那里接触了宗教,回国后成为了日莲宗的信徒。
先生热衷于对神灵的信仰,召集过很多的信徒到家里。
 
  邀请我去西园寺先生家的是我的好朋友木谷实先生。
西园寺先生喜欢下棋,木谷实先生是他家里的常客。据说,
是西园寺先生叫木谷实先生邀请我去他家的。

  我问为什么邀请我,说是因为我的身体可以康复,也
可以长棋。但是后来在先生去世的时候,我明白了其中真
正的理由。那是在先生的葬礼上,听当时的铁道大臣三土
忠造说的。先生在世时曾说:“来了一个担任将来中日友
好使命的人。”我想这个人就是我。三土先生在东海道本
线的丹那隧道工程中有关众多伤亡者的抚恤问题来找西园
寺先生商量过。

  先生将我看成是他的弟子。先生做什么事都带有神秘
的色彩。例如,咳嗽的时候,他就用手指按住身体的某一
部位,全神贯注地进行治疗。而实际上竟然就治好了,这
真是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先生对《大学》、《中庸》等也十分了解。先生认为
“明德”就是以人的本性在念“南无妙法莲华经”的时候,
可以明白各种各样的事情。那是先生独特的思考方法,先
生的“明德”就是指佛教中的佛性,也就是本性。在排除
所有杂念、一心一意念经、与佛成为一体的时候,就会体
现出本性。

  每逢傍晚段位赛结束后,我和木谷先生就会去西园寺
先生的家,并总是被留下来吃晚饭。木谷先生结婚后,把
家就安在先生家的附近。我和木谷一起摆在棋院下的棋给
先生看,请先生评论。先生即使在评论的时候,做法也带
有神秘的色彩————呼唤出幕府末期被称为棋圣的秀策
的灵魂。
第四章  新布局的研究

   满洲事变

  1930年的春天,我开始参加段位赛。春季赛我是
7胜1败,秋季赛我8战全胜,因此升为四段。

  承蒙濑越先生的关照,那时我从麻布谷街(现在的东
京都港区)搬到了东中野(中野区),在那里还开办了围
棋研究会。仅仅一年之后,我又搬到了西荻洼(杉并区)
--在属于濑越先生家的土地上盖了一栋房子。

  东中野的家,是一块地上盖了三栋房子。除了我们和
房东,还有一户是野口家。野口家的太太是个特别好的人。
因为两家的厨房是相对者的,所以野口太太和我母亲的关
系十分要好,她教我母亲说日语,还曾说起野口家的独生
女儿和我大哥的婚事呢。之后,听说野口作了满洲的高官,
发达了。

  搬到西荻洼的理由是,濑越老师说离得太远了,照顾
不到,所以把我们叫到他的身边住下。另外,日益恶化的
中日关系也是其中的理由之一。

  1931年9月,中国东北的奉天(现在的沈阳)的
郊外,发生了南满洲铁路爆炸事件。以此为契机,日本的
关东军发起了军事行动,控制了满洲。也就是著名的满洲
九.一八事变。因为处在那样的时代,濑越老师很担心身
为中国人的我,所以把我们叫到他的身边住下。

  当时,日本称中国人为“支那人”,这是轻蔑的叫法。
大哥很在意,所以即使是去商店里,也总是马上办完事立
刻就走。我是不那么在乎的人。

  因为我的生活基本上安定了,所以陆续把在国内的妹
妹们接来。一家人能团聚在一起,是令人高兴的事。濑越
老师的太太十分疼爱我的妹妹们。有一个还在读小学,濑
越太太就给她唱儿歌,教她说日语。妹妹们在家帮着做点
家务,不怎么去外面。

  1930年我共下了39盘棋,31胜6败2和。1
931年下了42盘,35胜5败1和,还有一盘打挂。
地狱谷温泉

  1933年我升为五段。《时事新闻》报社立刻就策
划、组织当时最有人气的棋手木谷实先生和我的十番棋。

  那时,木谷实先生的棋正处在从重视边角向重视中央
转变的时期。我呢,那时开始下三三。三三就是在角上纵
横数都是第三条线的位置。木谷先生是属于长考型的棋手。
他一开始思考,无论到什么时候总是一副不能满意的样子,
总是不下子。

  那是十番棋的第五局。到了中盘的时候,木谷先生下
完一手后,突然说“打挂”,就是说比赛暂时中断的意思。
虽然有点任性,但因为木谷先生的实力比我强,所以他说
什么我也不好反驳。我本来也无所谓,再说和木谷先生的
关系很好,也不好意思表示反对。

  第五局就这样打着挂,木谷邀请我说:“一起去信州
(长野县)的地狱谷温泉吧。”地狱谷温泉是木谷夫人的
娘家。因为时适值酷暑,所以可以权作是一次避暑旅行。
我当时也是因为受到了邀请,所以就去了,其他方面也没
有想很多。

  我穿着和服便装去坐火车,终点是汤田中温泉。我在
半路下了车,然后在山里走了大约30分钟。到达旅馆的
时候,木谷先生和围棋记者鸿原正广先生已经到了。原来
他们定好在那里写一本叫《布局与定式的统一》的书,而
我在去之前并不知道有这件事。

  在地狱谷温泉,木谷先生每天在院子里给鸿原讲课。
听着木谷先生的讲解,我觉得十分地有趣,也一起加入他
们的讨论。这就是后来所谓的“新布局”。

  当时,我正在研究由四个星组成的正方形模样的新布
局。后来,在和本因坊秀哉名人的对局中,我尝试着下了,
但结果那盘棋我输了。

  木谷先生下出有名的“三连星”是地狱谷温泉之后的
事情,是在西园寺公毅先生家下的。三连星在围棋界引起
了很大的轰动。我想如果那是我下的话,也许就没有那么
大的轰动了。正因为木谷先生是棋界年轻人中的第一人,
才会引起如此大的轰动。
新布局

  武宫正树九段的“宇宙流”很著名,是一种重视中央
的下法。战前,研究新布局的木谷九段就很喜欢那种重视
中央的下法,并且在不断地研究。以前,研究出了贞亨历
的江户幕府时代第一代的天文学家涉川春海,也是棋力很
高的棋手,他的棋士名字叫安井算哲。他就曾经把第一手
下在天元,可以说那才是最原始的宇宙流。

  在地狱谷温泉是1933年的夏天,研究了新布局之
后没多久,我们俩各自在比赛中都尝试了新布局,但也许
还有未成熟的地方吧,我们俩都输了。但是,在那一年秋
天的段位赛中,使用了新布局思路的我们俩都取得了很好
的成绩。

  不过,我的新布局是三三、星、天元。三三是占据角
上的实地的,这和木谷先生重视、发展中央势力的新布局
有本质的区别。

  本因坊秀哉名人不喜欢木谷先生的棋风。也许是两个
人的脾气不合吧。有一次,在比赛中,还是中盘的时候,
秀哉名人说:“你该认输了。”但木谷先生却回答说:“
请让我再下一会儿吧。”继续在棋盘前顽强。这也许就是
原因吧。

  那一年的大年夜,我也在木谷先生的家里埋头研究新
布局,研究包括“三连星”在内的各种布局。日本围棋机
关杂志的总编辑安永一先生也和我们一起,围着棋盘热烈
讨论。

  每年元旦的早晨,我都要和濑越老师一起去明治神宫
拜年,这已经是一个惯例了。我还记得,大年夜我们不知
不觉一直讨论到凌晨,随后我一个人急急忙忙地赶回家里
去。

  安永先生将我们当时的研究写成了一本书,名为《围
棋革命-新布局法》。安永先生的文章写得非常好,给我
和木谷先生思考的新布局加上了很贴切的注解,很有条理。
这本书卖了几万本,销量很大。据说,新上市的那一天,
在出版社的门前就排起了长队,盛况空前,围棋书的销量
那么好是前所未有的。当然,安永的宣传也很到位。

  我比较讨厌下“定式”,所以到了日本之后,就一直
下星、三三。从这一点讲,我从到了日本开始就一直在下
新布局。濑越老师其实是不喜欢那样的棋的,但是因为我
下新布局的胜率特别高,所以也没法说什么。昭和初期掀
起的“围棋热潮”其实也是“新布局”的热潮。
三三•星•天元

  在新布局盛行的1933年10月,我和本因坊秀哉
名人的对局,着实让棋界和棋迷吃了一惊。

  《读卖新闻》社主办了由五段以上棋手参加的淘汰制
“日本围棋锦标赛”,最后的冠军将和本因坊秀哉名人对
局。因为那年名人正好是60岁,所以将此作为名人的花
甲纪念对局。我当时是19岁。在半决赛中,我战胜了木
谷实先生,决赛中我又战胜了师兄桥本宇太郎五段,获得
了冠军。

  据说,《读卖新闻》社的社长正力松太郎,在我获得
冠军后,竟然握着桥本的手对他说:“真是输得太好了。”
这种“感谢”方法是很怪的。其实,《读卖新闻》社特别
想让继承了本因坊传统的名人接受我的新布局的挑战,他
们期待着这种新旧对抗能引起社会的广泛注意。

  在日本桥的旅馆里,开始了这局棋。拿黑棋的我第一
手是下在了三三。江户初期的本因坊道策把三三称为“鬼
门”,是禁着。在本因坊一门,当时还有那样的传统。

  如果下了禁着的话,是要被逐出师门的。因此,谁都
害怕,不敢下。但尽管棋圣道策的棋很高,可他不说明三
三不能下的原因,就要将弟子逐出本因坊门,也是很奇怪
的规定。和名人的对局,我的第一手就向传统发起了挑战。

  第二手我下的是“星”。第三手是“天元”。前三手
的性质都是各不相同的,将它们放在一起下的这个奇怪的
布局着实让名人吃了一惊。

  现在下星位是很流行的。如果是白棋,下两个星位是
很普通的布局。星位在本因坊秀甫时代时有人下过。棋圣
秀策在晚年也曾下过。

  “三三•星•天元”之后,我又占据了包含天元在内
的四个星,形成了一个正方形的模样。这也是我研究的一
个新布局。这样的布局和先前的常识是完全不同的,因此
在隔壁观战的本因坊弟子之间引起了很大的冲击。这完全
和本因坊一门所教的布局背道而驰。

  当然,棋迷们也十分震惊,影响很大。这样的对局使
得《读卖新闻》的销量直线上升,正力社长一定很高兴吧。 
打挂

  三三•星•天元的新布局让本因坊秀哉名人大吃了一
惊。

  “打挂”就是中断比赛。这盘棋打挂了13次,在第
14次重开比赛后,终于结束了。秀哉名人一到困难的局
面,就开始说头疼等等,然后马上就宣布打挂了。有一次,
我下了一步预先想好的棋,结果名人长考了3个半小时后,
最终还是没有下子就回家去了。一定是我下的那手棋不在
他的预想之内。
 
  1933年10月16日开始的比赛,不断的中断之
后,结束时已经是第二年1934年的1月29日了。一
局棋居然下了3个半月。从中大家也能明白那局棋的不同
寻常了吧。发生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这是日本社会的不可
思议。输给名人对我来说也是很正常的,对于这盘棋我是
想尽力下好而已。

  棋局直到159手,都是秀哉名人苦战,名人的形势
不乐观。但160手下出了一个妙手,至252手结束,
最后名人2目胜。

  可这第160手的妙手事后也引发了不少问题。这局
棋本来就引起了社会上的极大关注,更何况局面又是执黑
的我优势,所以对本因坊一门来说,这是豁出命的决战。
据说,名人的弟子都聚集到名人家中,每天都在研究当天
的实战棋谱,大家一边讨论,一边考虑对策。这第160
手的妙着,后来听说是名人的弟子前田陈尔五段发现的。

  实际上,担任日本棋院副总裁的大仓喜七郎先生好像
事先就知道这第160手的妙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
比赛的前一天,他请木谷先生和我吃饭。在回来的路上,
大仓先生很无意地问了一句:“名人如果下在那儿怎么办
?”

  因为大仓先生是业余爱好者,所以当时我也没有把他
的话放在心上。但第二天,名人果然那样下了,我很吃惊。
那手棋的确十分妙,几乎已经要将黑棋击溃了,所以我长
考了一小时左右,好不容易使得局势没有崩溃。不管怎么
样,这局棋是在一种很异样的气氛中进行的。
和名人对局之后

  和名人本因坊秀哉的对局,结果以名人的胜利而告终,
但也遗留下了几个问题。

  一是决定名人胜利的第160手的妙手据说是他的弟
子发现的,大家都在说着这样的传闻。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封手”问题就自然地被提了出来。封手是指在比赛打挂
或者中断的时候,对局者事先将下一手写下来,然后封起
来。
 
  战前,每次打挂的时候,将弟子们召集起来一起研究
对策是很经常的事情。但这有失公平。

  这局世人瞩目的棋局结束之后,好朋友木谷实五段请
我去银座还是别的什么地方吃饭。木谷先生是那种话语不
多的人,他是想以此方式来安慰我吧。过了4年,秀哉名
人的引退棋是和木谷先生下的。那时,木谷先生就强烈要
求采用“封手”制度,结果终于得以实现。

  濑越老师也觉得名人的做法太过分了,对我输掉这盘
棋也很不高兴。虽然输了棋,但我自己却没有感到悲伤。
我认为,比起这盘棋来说,这期间的段位赛更为重要。

  秀哉名人也意外地对我很满意的样子,好像想让我成
为他的朋友。他甚至邀请我一个人去了他的新家。

  但是直到战后,还因为这盘棋引起了一些摩擦。19
48年在我和岩本薰本因坊下“升降十番棋”的前一天晚
上的记者招待会上,濑越先生在事先声明说只是内部说说
而已,不能登在报纸上之后,就对新闻记者讲了当年第1
60手的故事,他说:“第160手是名人的弟子前田陈
尔发现的。”

  尽管说好是内部说说的事,但最后还是登在报纸上了。
为此,引起了本因坊一门的极度愤慨,他们表示“那绝对
是毫无根据的事情”,并为此向濑越老师声讨。当时,濑
越老师是日本棋院的理事长,因为这次事件最后,濑越老
师不得不辞去了理事长的职务。不过,濑越老师辞职的真
相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秀策和秀荣

  我四段的时候,曾专门学习过“秀策流”。秀策是幕
府末期英年早逝的天才棋手。在江户城的御城棋赛中,创
下了19连胜的纪录。秀策执黑必胜。因为当时我也是多
数执黑,所以特地学他的棋。

  1931年我升为五段,在满20岁的1934年我
升到了六段--升段可谓是一帆风顺。随着段位不断增加,
拿白棋的局数也越来越多,所以需要花心思的地方也越来
越多。那时,我学习的是本因坊秀荣名人的棋。他是明治
时代惟一的名人。日本棋院的理事古岛一雄先生就十分欣
赏秀荣名人的人品,他对我说:“要成为秀荣那样的棋手。”

  我因为有疝气的病根,也就不怎么外出。所以这个时
期,我专注于围棋的学习。结果,1932年那一年,我
胜率达到了近90%。一年下了50局,取得了44胜5
败1和的成绩。

  在那一年《时事新报》主办的单败淘汰赛上,我接连
战胜了加藤信六段、小野田千代太郎六段、村岛谊纪五段
等18位棋手。在春天的段位赛上,我还第一次执白战胜
了木谷实五段。我终于和在那之前怎么也赢不了的木谷实
先生并驾齐驱了。

  1933年,我的成绩也十分稳定,25胜9败3和。
这段时期的身体状况也不错,一直担心的肺结核没有复发,
比赛的数量也增加了。这一年和木谷实先生下了十番棋。

  第一盘,我中盘胜。第二盘是木谷实先生中盘获胜。
去新布局诞生的信州地狱谷温泉是第五局下到一半的时候。
至第六局双方战成3胜3败的时候,因为木谷实先生率先
升为了六段,所以那个十番棋也就终止了。从当时我俩的
棋力上讲,我是处于追赶的地位。六年后的“升降十番棋”
中,我战胜了木谷实先生,将他打到了降格,可以说直到
那时我才真正超过了木谷实先生。
围棋友好访问团

  作为“日满华围棋友好访问团”的一员,我于193
4年回中国的各地转了一圈。溥仪就是这一年即位伪“满
洲国”皇帝的。

  在日本棋院和《东京日日新闻》(现在的《每日新闻
》)社等共同组成的团里,还有棋手木谷实先生、日本棋
院机关杂志的安永一总编辑等等。我们先从横滨到长崎,
然后乘“上海丸”号的轮船到达上海。我们在上海待了大
约两周,是张澹如先生招待的我们。张澹如先生和英国方
面很熟,是一位大富翁,他的棋也很厉害。

  北京、青岛等中国各地的围棋代表都来到上海,下友
好比赛。在那些棋手中间,有我去日本前关照过我的顾水
如先生和刘昌华先生。在中国期间,我一直担任友好团的
翻译工作。

  令人惊讶的是,“三连星”等新布局已经传到了中国,
中国棋手都在模仿着下。我这次是去日本之后的第一次回
国,相隔了6年,重新踏上中国的土地,真是分外亲切。

  在中国的时候,我穿上了西服。因为在日本总是穿着
和服,即使比赛的时候穿的也是日本那种和服裙,所以,
我连领带如何系也不知道。木谷先生也是第一次穿西服。

  大家穿着西服,一起出去玩。去了舞厅。木谷先生推
着舞伴,舞姿也不成形,而安永先生更是倒在了舞厅的中
央……记得还去看了赛狗--那是一段愉快的回忆。

  沿途去了青岛。在入港的时候,从船上看见德式的街
景,很漂亮。青岛还是个避暑胜地,夏天很凉快。下一个
目的地是满洲。

  伪“满洲国”的第一任国务总理由我的同乡郑孝胥先
生担任。他是清朝的遗臣,是汉学家、画家,同时还是溥
仪的老师。我受到郑先生的招待,有机会和他说了几句话。
我记得先生对我说:“任何事物都是自然的。”对这句话
我很有感触,一直记在心上。我觉得这其实就是《易经》
中所说的阴阳的中和。
伪“满洲国”皇帝

  1934年去中国的时候,有机会在伪“满洲国”皇
帝溥仪的面前下了一盘棋。溥仪是清朝末代的“宣统帝”。
1932年日本建立伪“满洲国”,1934年溥仪当上
了伪“满洲国”皇帝,改名“康德帝”。

  说说在“皇帝”跟前下的对局吧。在宫内府连续三天,
我和木谷先生每天下棋一小时。溥仪穿着很华丽的装束,
在我们下棋的三天里,每次都站在后面观战。但究竟溥仪
是怎样的水平,倒是不了解。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溥仪
手拿笔记本,十分热心地观战。

  下完棋,大家在园子里喝茶。我因为会说北京话,所
以溥仪很轻松地与我说话,问我在日本的成绩等情况。忽
然,溥仪十分唐突地命令他身边的侍医与我下棋,让五子。
溥仪又向我提出了一个十分苛刻的要求,说是要“把对手
的子全部吃掉”。为了不让我全部吃掉,对手下得十分牢
固小心。“吃掉对方全部”那是根本做不到的。

  溥仪是很热心的佛教徒,他甚至拿出自己的私有钱财
建造了寺庙。后来我也成为了红卍会的信徒。在告别溥仪
的时候,我送上了两本《新布局法》的书,溥仪十分高兴。

  我和溥仪的外甥在天津还下过棋。他的名字叫溥仲义。
因为他是皇家老爷,所以我以为他的棋很差。让他二子下,
却意外地发现他的棋力不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这次在中国大约有两个月左右。木谷先生每天都能收
到夫人的“情书”,木谷只给我一个人看。总是差不多的
内容,但独身的我却是羡慕异常。

  回日本时要经过韩国。进入韩国的时候,所带物品都
要受到检查,为此大家都下了火车。木谷先生为夫人买的
中国特产是钻石,为此却受到了盘问,连我们一起都牵连
了进去。我们被关了一晚上——可以说是一场意外的闹剧。

 

 

第五章 
从疗养到镰仓十番棋
 兄长

  大哥吴浣从明治大学毕业后,去了伪“满洲国”做官。
大哥的棋力也很强,无论是在最先的早稻田大学还是后来
的明治大学,他都是学校围棋队的主将。他在的时候,早
大和明大都拿过大学比赛的冠军。

  大哥找工作受到了日本政治家床次竹二郎先生的关照。
床次先生资历很深,他在原敬内阁和高桥是清内阁担任过
内相,在犬养毅内阁担任的是铁道相,在冈田启介内阁担
任的是邮政相。其实,我到日本的第七天就被带着去过床
次先生家的棋会。床次先生的围棋水平不高,但经常在家
里召开棋会。

  为了大哥的工作,我去拜访床次先生。看见在他的接
待室里坐着许多议员。我是去告诉床次先生“我大哥很想
为日满友好作贡献”。第二天,床次先生就把我大哥叫去,
交给他一封写给宫内省侍从长的信。

  因为是日本刚刚建立伪“满洲国”的时候,所以到处
贴满了“五族协和”、“王道乐土”等标语。所谓五族就
是日、满、蒙、汉、朝五个民族。我们听说那里是一片理
想之土,所以大哥才会产生去满洲工作的念头。

  但是,实际到伪“满洲国”的宫内府一工作,马上就
发现,虽说是皇帝,但皇帝根本就没有实权。其实就是一
个傀儡国家。大哥很看不惯日军的嚣张。

  1937年,溥仪的弟弟溥杰和嵯峨公爵的女儿的结
婚典礼在日本举行。大哥作为陪同也一起回到了日本。之
后,大哥就再也没有回伪“满洲国”,在东京或南京的伪
“满洲国”大使馆里工作。

  但是,大哥的这段经历后来给他带来了极大的麻烦。
战争结束后,大哥去了台湾,就因为他曾经为日本效过力,
所以一直无法找到公职。为此,大哥只能靠围棋生活:教
教棋,或是讲解棋。

  二哥吴炎,战前战后都在中国的天津生活。他受母亲
哥哥一家的照顾,在南开大学读书,专业是中国文学。二
哥自己写诗,最近还出版了诗集。二哥一直是南开大学的
教授。
            红卍会

  中国有一个宗教团体叫“红卍会”。

  1923年(大正12年)关东大地震的时候,因为
给日本送来大量的米和捐款,红卍会从而广为大家所知。
据说,当时在中国的内地,日本人抓住强盗时,如果有红
卍会的印章,强盗就会马上被释放。因为红卍会有许多慈
善义举,深得民众的信任。
 
  红卍会的教义简单地说,就是“道”和“慈”。道也
就是修行,慈就是慈善事业。修行的结果是和慈善事业联
系在一起的。而且,红卍会有一个规定,就是不参与政治。

  1935年,我加入了红卍会。之前,我经常去西园
寺公毅先生家,西园寺先生经常讲日莲宗的教导,但那一
年西园寺先生逝世了。所以,加入红卍会,也许就是因为
我的心灵深处出现了空白。

  为了寻找信仰,我很烦恼。有一天晚上,我突然好像
神灵附体般地倒下了。等我清醒恢复正常后,我在我的心
中好像听到了“回天津!”这样的声音。

  其实在我倒下的前几天,我收到了从中国天津二哥吴
炎寄来的报纸《庸报》。那家报社的社长就是红卍会的信
徒。我读了他有关红卍会教义的社论,受到了很强烈的感
动。不久,我向日本棋院的升段赛请了假,坐船回天津去
了。

  正巧,在南开大学的二哥经常出入《庸报》的报社,
所以二哥介绍我认识了社长,我向他请教了红卍会的教义。

  红卍会没有教祖,无论信奉哪种宗教的人都可以加入。
因为有一个“至圣先天老祖”的宇宙之神存在,所以无论
是释迦牟尼也好,基督也好,穆罕默德也好,他们都是为
了拯救人类而由他派遣下来的。

  在天津一个叫道院的宗教设施里,我也进行了百日严
格的修行。日本方面对我的迟迟不归十分担心。老师濑越
宪作还发来了“速归”的电报。为此,我只能缩短我的修
行,在那一年的12月回到了日本。

  我21岁加入红卍会,到87岁的今天,我依然信奉
着红卍会的教导。
加入日本国籍

  加入日本国籍是1936年的事。

  如果我一直保持中国国籍在日本继续围棋修业的话,
终归怕有所不便。为此,山崎有民先生就劝我加入日本国
籍。山崎先生是在北京的美术商,他为我来日本费尽周折
和心血。因为中日关系越来越坏,后来山崎先生也回到了
日本。
 
  但是,加入日本国籍的手续非常麻烦,花了3年的时
间。加入日本国籍要有各种条件,例如要在日本居住5年
以上,要有稳定的生活等等。但其中最困难的其实还是要
脱离中国的国籍。

  当时,因为日本建立了伪“满洲国”,实际是侵略了
中国,所以日本对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来说是敌国。

  去了好多次在东京的中国领事馆,但总是要被问到为
什么要加入敌国国籍,尽管递交了申请,但总是遭到讥笑。

  关于加入日本国籍的问题,濑越老师也很烦恼。老师
他既不阻止,也不赞成,只是一直沉默。所以我去找了外
交官的清水薰三先生商量。清水是中国通。清水先生找了
中国的外交部,跟他们说:“你们即使留住吴清源的国籍
也没有用。”由此说服了他们。

  在日本的中国人,被蔑称为“支那人”,受到歧视,
也有人受到过实际的威胁,因此,我对自身的安全也很担
心。母亲和大哥都劝我回中国,或者去哪个学校上学。但
是一边下棋一边读书是行不通的,再说我还要养活一家人。
最后我决定一个人加入日本国籍,选择了留在日本。

  之后,我改名为“吴泉”。正式名字叫“泉”,“清
源”只是字。“吴泉”采用了半训半音的读法。因为一直
关照我的政治家望月圭介先生对我说:“不能忘记中国。
”所以,采用了中文名和日本名各半的读法。

  尽管改名为“吴泉”,但大家总不太习惯,结果,1
940年又将名字再改回到“吴清源”。
富士见高原疗养所

  在1936年的春季段位赛上,我8战全胜,但是,
我的身体也垮了,没有参加秋季的段位赛。

  原因是每周下两盘棋,强度很大。我记得在最热的7
月和8月间我一共下了十几局棋。每下一局,我的体重就
要下降一公斤左右,而恢复则需要三天。

  一周下两局,而每局棋需要花两天,也就是说一局棋
结束后当中只休息一天,第二天就又有另外一局比赛了。
根本没有恢复体力的时间,所以就不断地消瘦下去。体重
从14贯减至13贯、12贯(1贯=3.75公斤),
只有90斤左右了。

  最消耗体力的是和木谷实先生的比赛。木谷先生喜欢
在静静的深夜下棋,那样我的身体更吃不消了。经常是两
天的熬夜下棋后,还要持续下到第三天的傍晚。

  在四家新闻报社联合举办的单败淘汰赛上,我已经取
得了13胜,第14局我是和前田陈尔六段下,和前田下
的时候,我已经到了不想再看见棋盘的地步了。

  于是,只有去医院接受检查,结果被诊断为肺结核--
小时候自然痊愈的肺结核又复发了。

  那段时间,一到傍晚就会发烧,这样的状态是无法下
秋季段位赛的。日本棋院理事的古岛一雄先生对我说:“
好好地修整一年吧。”之后,古岛先生介绍我去了富士见
高原疗养所(在长野县富士见)休养。疗养所在八岳山脚
下的富士见高原,古岛先生有一座别墅就在那附近。

  那里的空气非常好,是最适合结核病疗养的地方。

  作家久米正雄的小说《月亮使者》中的疗养所写的就
是那里,其中有一栋特别高级的病房名为“白桦病楼”,
里面住着许多名人和有钱人,有作家倔辰雄、画家曾宫一
念、政治家永田秀次郎的儿子亮一等,还有“小姐学习院”
的、当时引起轰动的“世纪美女”萨摩千代子。

  萨摩太有名了,根本无法外出。她在附近建了一栋法
国式别墅,别墅落成时,永田还带我去过。
                   卢沟桥事变

  富士见高原疗养所的冬天十分寒冷,甚至到了零下2
0度。早上,屋子的门都结了冰,拿手碰一下,手都要被
粘住。

  无论是多么冷的天,为了呼吸新鲜的空气,我总是把
窗户打开着。但不可思议的是,我也没得过感冒。习惯了
之后,也就不怕冷了。

  疗养所里是绝对的安静,躺了两个月,谁都没来看我。
因为是结核病的一种,会传染。只有一直关照我的喜多文
子老师来看过我,给我带来了剧作家仓田百三的《出家和
他的徒弟》和一休和尚的书。

  结果,我在疗养所里住了一年零三个月。

  卢沟桥事变就是在我住院时发生的。那是1937年
7月的事情。卢沟桥在北京的郊外,意大利旅行家马可.
波罗称之为“世界上最美丽的桥”。在那里中日两军激烈
交火--以此为开端,中日之间爆发了长达八年的全面战
争。

  在病房里贴着一张中国的大地图。病友们在地图上标
出了日军在中国国内的行进路线。到那年的12月,国民
政府所在地南京也沦陷了。

  当“南京沦陷”的消息传来后,疗养所里到处都是“
万岁”、“万岁”的呼叫声。人们摇着日本旗,唱着“替
天行道”的歌词,一直走到附近的车站。

  要问我那时的感受,我总是觉得很难回答,只好说:
“那个年代,咳....”出生于中国的我,是怀着日中
友好的愿望来到日本的,所以我的心情很复杂。

  那是后来的事情--在侵略战争最激烈的时候,我的
师兄桥本宇太郎去了一趟南京。南京是一座古城。桥本先
生一个人在街上散步的时候,看见城墙上贴着告示,其中
一张居然是我的画像,还写着悬赏金。

  也许,在中国就是这样看我的吧。回到日本后,桥本
先生把他看见的告诉了我。
名人隐退棋

  本因坊秀哉名人决定引退,所以要下引退棋。那是1
938年的事情。那局棋由木谷实先生下,我担任讲解。

  现在“名人”、“本因坊”都各自成为了棋赛的名称。
夺得冠军的棋手在一定时间内可以保持“名人”或“本因
坊”的称号。但在当时,”本因坊“是世袭的,从第一代
的算砂开始到21世纪的秀哉,本因坊一门前后有300
年以上的历史。

  明治时代只有本因坊秀荣一人是“名人”,而本因坊
秀哉也是从大正时代到昭和初期惟一的“名人”。除非是
本人去世,或是引退,否则他的地位别的棋手是无法继承
的,当时实行的就是那样的一人终身制。

  本因坊秀哉名人引退后,把“本因坊”的称号赠送给
了日本棋院,“本因坊”变成了“本因坊”棋赛,有着悠
久传统的世袭制也就宣告结束了。这在当时是一件划时代
的大事情。

  那局引退棋从6月26日开始,到12月4日结束,
花了将近半年的时间,在围棋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那
时秀哉名人已经64岁了,身体状况很不好,棋局进行到
一半,秀哉名人还住进了医院。

  担任解说的时候,我还住在富士见高原疗养所里。那
时还是结核病人大量死亡的年代。有人在富士见高原疗养
所的墙上写了“富士见不死身”的话语,但结果还是死了。
所以,像我这样本来身体就很差的人更需要“绝对安静”
地休养,那样艰巨的讲解任务是坚决不允许的。

  尽管如此,当时《东京日日新闻》社的围棋记者鸿原
正广还是每周都来疗养所,给我送棋谱。没有办法,我只
能在半夜,背着医生,拿出棋盘棋子研究棋谱。

  这盘棋,木谷最后赢了5目半,但木谷先生的棋风突
然间变了。之前,木谷很擅长新布局“三连星”那样的模
样扩张。但这盘棋中,木谷先生变得喜欢实地了。

  写这盘棋的观战记的是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
川端康成先生。川端以这盘棋为素材写了小说《名人》。
秀哉名人是在这盘棋结束后一年左右去世的。
  川端康成

  对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川端康成先生,有许多
令我难忘的回忆。

  在1932年我还只有四段的时候,《国民新闻》(
现在的《东京新闻》)主办了本因坊秀哉名人与我的二子
局,那时写观战记的就是川端康成先生。当时我们在热海
一起打儿童高尔夫球。在我住院的时候,他还特地到信州
的富士见高原疗养所来看我。我们还一起去伊豆(静冈)
旅行。
 
  说起去伊豆旅行,还有这么一段缘由。我在医院里住
了1年3个月,1938年9月出院。在医院里,我和安
田善一的病房同在一个楼。安田的父亲在伊豆下贺茂温泉
经营着一家“伊古奈旅店”。安田的父亲是川端先生的书
迷。

  那时,旅店刚刚建造完毕。川端夫妇加上我三人应邀
一起去了伊豆。那是1939年的春天。当时和木谷实七
段在下三番棋,观战记也是由川端康成先生写的。

  还有许多美好的回忆。我们一起漫步在伊豆的山里和
大海边。大家都非常能走路,徒步走了很长的距离。我因
为长时间的休养,人也胖点了,疝气也痊愈了。我还吃了
川端夫人做的煮鸡蛋。

  川端夫人是一位圆墩墩的美人。但川端先生的体重却
不到13贯。我也只有12贯多一点,我们两人都很瘦,
也就是四十六七公斤吧。一起泡温泉的时候,我们约定说
:“谁先到达13贯谁请客。”当时我也没在意,把这当
成是玩笑。但战后看见我超过13贯的时候,川端先生却
生气地对我说:“为什么不请客啊?”

  川端先生1953年在《读卖新闻》上发表了“吴清
源棋谈”。为了采访,川端先生特地跑到我住的箱根来了。
三天里,我每天都去川端先生住的旅馆,和他说话。那时,
他送了我一张日本的色纸,我记得上面写着一个“无”字。

  他是那种瞧你一眼就能够看透你心思的人。
升降十番棋

  25岁的时候,我升到了七段。那是1939年。

  木谷七段已经是战胜本因坊秀哉名人的极具实力的棋
手,我也和木谷先生下过七番棋、三番棋,双方的实力不
分伯仲。在受欢迎的程度上,我们俩也旗鼓相当,是当时
最有人气的棋手。独具商业眼光的《读卖新闻》社社长正
力松太郎注意到了这一点,策划了“升降十番棋”。
 
  “升降十番棋”是江户时代就有的十分刺激的比赛,
其激烈程度决不亚于真刀实枪的对拼。德川幕府的时候,
设立了“棋所”,并产生了本因坊家、井上家、安井家、
林家四大围棋门派。为了争夺第一人的名人“棋所”,相
互之间要下被称为“升降棋”的比赛,因为名人棋所只能
一个人获得,所以比赛的火药味很浓。

  十番棋中如果被领先了4盘,就要被“降格”,就是
说以后和同一位棋手下,就要失去平等对局的资格。也就
是说,一旦被降格,那么比起原先同等的棋手,地位就要
矮一格,所以,这是事关一名棋手名誉的严酷比赛。

  现在的比赛,无论输过多少盘,下一次和同样的对手
还是同样平等的对局资格。而且现在日本的九段人数已经
超过了100人,已故的围棋评论家安永一先生曾开玩笑
说:“扔一块石子,就能砸到一名九段。”所以看现在的
情况,很难推想出以前那种激烈残酷的程度。“即使流放
也没有这么苦”——指的就是那种拼了命的胜负。

  “升降十番棋”的策划是由《读卖新闻》社的文化部
记者向木谷先生提议的:“和吴清源先生下不下十番棋?
”木谷先生也觉得这个策划很有意思,于是就向我挑战——
激烈异常的胜负开始了。

  这次的十番棋是在镰仓(神奈川)的名刹建长寺、元
觉寺,还有鹤冈八幡宫等地方下的,所以后来被称为“镰
仓十番棋”。

  这以后,从战前到战后我还和雁金准一、藤泽库之助、
岩本薰、桥本宇太郎、坂田荣男、高川格等一流棋手都下
了“升降十番棋”。
 镰仓十番棋

  和木谷实先生的“升降十番棋”第一局是在镰仓的建
长寺里下的。那是1939年的9月。

  当时,木谷先生和我都是明星棋手。因为秀哉名人的
过世,八段位是空缺,而七段里除了三位前辈棋手外,就
只有木谷实先生和我了。因为是两位年轻棋手的对决,所
以比赛被寄予了很大的期望。作为特别对局,比赛时间也
定得很长,一局棋要下三天。
 
  第一局是木谷先生的黑棋。当时,木谷先生已经从原
先新布局重视中央扩张势力的下法转变成重视边角、注重
实地的棋风了。所以,他的棋过于坚实,棋局向着有利于
我的形势发展。本来木谷先生的长考就很有名,当时的局
势也不好,所以木谷先生更是长考接着长考。

  第三天,第120手的时候,我下了一步轻率的棋,
形成了打劫,我一下子损了4~5目棋,转瞬之间局势变
得胜负不明了。

  就在那时,木谷实先生突然“砰”地倒下了,好像是
脑贫血引起的,于是就躺到旁边的长椅上去了。其实木谷
实先生在段位赛里也出现过因脑贫血而倒下的情况,他也
是在长椅上躺了30分钟,据说他是一边休息一边想好了
下一手。

  但这次,他的情况比较严重,即使是躺着,他也无法
算清下一步了。所以在我长考的时候,木谷先生说“要到
棋盘边上来”。木谷先生所剩的时间不多了,而我还有足
够的时间,所以我的长考是对木谷先生有利的。特别是到
了“官子”阶段,必须要进行1目、2目很细微的计算,
很是复杂。

  主办的《读卖新闻》社却刊登出以《木谷氏鼻血!吴
氏视而不见继续长考》为标题的文章来。文章是这样写的
:“走廊上,用时所剩不多的木谷先生苦闷地躺在那里……
不久吴七段下定决心地抬起头,朝着走廊喊:‘木谷先生,
怎么办?还休息吗?我要下了。’”

  面对痛苦的木谷实先生,将我写得那样冷酷无情。但
实际情况完全不同。因为这篇文章的缘故,为我惹来了各
种各样的麻烦。
 恐吓信

  关于“镰仓十番棋”第一局第三天的情况,因为报纸
上的观战记将我写成是装着没看见倒下的木谷实七段,十
分冷酷无情,所以在社会上我一下子成了个无情的人,一
时间责难声甚嚣尘上。

  必须申明的是,这绝对不是事实。一定是写观战记的
记者为了写得有趣,吸引大家看,而故意夸大捏造的。那
天,还有作家川端康成先生等几个人在场,当时既没有发
生木谷先生流鼻血的事,更没有木谷先生痛苦地躺在走廊
上的情景,这是很清楚的事实。当时只是木谷先生躺在长
椅上,而我盯着棋盘上的棋子在闷头计算——不过如此而
已。

  当时的棋局情况是,因为我在终盘时下的一步恶手,
形势正向着木谷先生要逆转的方向发展。但最后,木谷先
生又下了一步坏棋,最后结果是我赢了2目。

  之后的情况很糟糕。当时,我住在西荻洼的家里收到
了恐吓信。内容是:“如果不在垃圾箱底下放上300日
元,就杀了你。”那时是1939年,日本的整个社会都
是蔑视中国人的气氛,所以对我的抗议也像暴风雨一般地
袭来——甚至还有人向我的家里扔石头。

  没有办法,我按照指示放上了300日元。但到了第
二天,犯人没有来取走钱……

  甚至有人还威胁日本棋院机关杂志的总编辑安永一先
生:“如果这次吴赢了十番棋,那命就要没有了吧。”老
师濑越先生对社会上种种偏激的做法、说法也十分担心、
苦恼。结果,老师对我这样说道:“作为棋手,死在棋盘
上可以说是死得其所。”老师让我继续下十番棋。

  这是事后很久的事情了,著名评论家大宅壮一先生写
了一篇文章登在报纸上,文章里就拿当时的这件事做例子,
用来说明中国人是如何残虐。这引起了在日华侨的愤怒。
战前的日本,社会上有这样一股风潮,无论中国的什么事
都是不好的,所以生活在日本的中国人是十分艰辛的。

  不过,我倒是不在乎,因为我没有做任何坏事。和木
谷先生之间的关系也一如既往,下第二局的时候,我们俩
还和往常一样有说有笑。
第六章
结婚与信仰
结婚

  和木谷实七段“镰仓十番棋”的第六局是在镰仓的元
觉寺下的。木谷先生剃了一个光头出现在大家面前,表现
了一种拼搏到底的决心。第六盘还是我赢了,所以第一阶
段的6盘棋我取得了5胜1负的成绩,将木谷先生打降了
格。

  “升降”的规则就是领先4盘之后,从下一局开始,
对手的资格要下降一等,被打降格。对棋手来说,这是十
分屈辱的一件事。从1939年9月开始,一直到194
1年的6月才结束的“升降十番棋”,历时3个年头,最
后的结果是我6胜4败,以胜利告终。

  棋下得越来越好,接着结婚的问题就出来了。那时因
为中日战争,许多在日本的中国人都纷纷回国去了,我的
母亲和妹妹们的回国也只是个时间问题。但我一个人生活
难免有所不便,所以就拜托喜多文子老师为我介绍结婚对
象。

  濑越老师也给我介绍了许多的结婚对象。但因为我是
中国的一个宗教团体“红卍会”的信徒,所以就我自己来
说,是想找一个能够理解红会的结婚对象。

  那时,我经常参加在日本的“红卍会”的后援活动。
后来,那个后援会也解散了,就把“红卍会”的本尊“至
圣先天老祖”搬到了新兴宗教“篁道大教”本部旁边的屋
里供奉了起来。

  篁道大教的教主名叫峰村教平,他和喜多老师也认识。
所以,峰村先生就把他的一个远亲作为结婚对象介绍给我。

  她是住在东京中野的中原健一先生的长女,名叫和子。
那时和子正在读东京女子高等师范(现在的御茶水女子大
学)。当时学校的规定中有一条是“女学生必须是未婚”,
所以和子就中途退学和我结了婚。

  结婚仪式是1942年2月在明治纪念馆里举行的。
当时日本的粮食也很成问题,但因为峰村先生的亲戚是礼
堂的神主,所以结婚宴席还算像样。介绍人是喜多老师夫
妇和萱野长知先生夫妇。萱野先生以曾经支援过孙中山的
革命活动而广为人知。结婚时我28岁,和子是20岁。
     玺宇

  当时,我不仅仅执著于围棋,我对信仰的追求也充满
热情——可以说信仰方面对我更为重要。

  话往前说,那还是1935年的时候,日本有一个名
叫“大本教”的新兴宗教被镇压了。有一部分信徒就想组
成“红卍会”的日本支部,为此,他们来寻求我的帮助。
那时,我正住在信州的富士见高原疗养所里。
 
  当时的日本政府,鼓励将日本的神道发扬到中国去,
而对中国的宗教要发展到日本来,则是不允许的。所以,
只能以后援会的形式在日本国内进行活动。我记得一名陆
军将军松井石根对我说:“红卍会不错,但日本已经有了
神道了,所以不能允许它进来。不过,可以采用后援的形
式。”

  因为我懂中文,所以我帮助他们把红卍会教义的小册
子翻译成了日语。但是,没过多久,后援会也解散了。小
田秀人先生原来是大本教的信徒,后来他去新兴宗教“篁
道大教”工作了。教主峰村教平先生就是把妻子介绍给我
的人。

  峰村先生提倡的是“教业一致”,就是“教诲”和“
事业”并存,由此来发展宗教。为此,除了宗教活动,他
还经营铁矿石的挖掘等事业。作为宗教,他们在供奉“天
照大神”本尊的同时,还让教主灵感丰富的义弟作为神的
化身发出神的指示。

  后援会解散后,因为把“红卍会”的本尊“至圣先天
老祖”供奉在了峰村先生的地方,所以我也经常去峰村先
生那儿。中国的“红卍会”的活动搞得非常好,所以峰村
先生是想利用红卍会的人际关系吧。

  1942年的时候,有一个名叫“长冈良子”的人经
常出入篁道大教。因为她住在莆田(东京都大田区),所
以大家都叫她“莆田夫人”。

  长冈也是一位灵感很强的人,自己也拥有很多的信徒。
后来她自称为“玺光尊”,宗教名称也改为“玺宇”了。
我从战争中到战争后的4年里,一直是跟玺光尊在一起共
同行动。
母亲、妹妹的回国

  母亲舒文和妹妹们决定回国了。那时是1941年。

  在此之前,我们一直住在西荻洼(东京都杉并区)濑
越老师家边上的房子,但自从侵华战争爆发以来,中国人
的处境越来越难,在日本渐渐待不下去了——这也是没有
办法的事情。
 
  我有三个妹妹,分别是清仪、清瑛、寄子。最小的妹
妹寄子因为正在实践女校读书,所以就留了下来。母亲她
们是那一年的8月回国的。因为我和和子已经订了婚约,
所以和妹妹寄子两人就搬出了西荻洼的家,住到了妻子中
野的娘家。

  对我来说,没有比和母亲的分别更令人不安的事情了。
在这之前,哥哥和母亲一直在劝说我回国,, 但我还是准备一直留在日本。1928年来日本以后,我一直是以要为
“促进中日友好”作贡献的心情待在日本的。

  他们也劝说我进日本的学校读书,但这样就不能专心
下棋了,所以我也就没有考虑。母亲一直比较尊重我的意
见。母亲她们回国后将和南京的大哥住在一起。
 
  1941年,东条英机内阁成立,12月爆发了偷袭
珍珠港事件,成为引发太平洋战争的导火线。之前两年,
日本和德国、意大利签订了三国军事联盟条约,同时,日
本国内也成立了大政翼赞会——可以说是彻底走上了军国
主义的道路。

  第二年,1942年,我去中国访问了两个月左右。
新兴宗教“玺宇”的教主峰村教平先生交给我一个任务——
“寻求和中国红卍会的交流”。峰村先生是想把中国红卍
会的重要人物叫到日本来。由于正好是处于中日打仗的时
候,日本人在中国是得不到信任的。为了让中国人能够相
信,我就成为了一个工具。

  我去拜访了日本在北京的驻外机关“兴亚院”以及红
卍会的道院,但因为战局进一步升级,所以最后没有完成
任务就回国了。尽管是宗教,但当时的确不是中日交流的
时代。
雁金准一

  1941年,《读卖新闻》社选择了雁金准一八段作
为“升降十番棋”的下一个对手。

  雁金先生是当时棋界最年长的棋手,他的人品很好。
明治末期本因坊秀荣名人去世后,本因坊家族关于继承人
问题发生了争斗。雁金先生就是那时和田村保寿(后来的
本因坊秀哉名人)争夺继承位的人。之后,他创立了“棋
正社”,和日本棋院对抗。1926年,他和竞争对手秀
哉名人进行比赛,结果输掉了。
 
  当时,《读卖新闻》社似乎有让雁金先生复活的想法。
他们还准备以这次“升降十番棋”的胜者为中心,制定出
今后的围棋计划。

  雁金先生是八段,但日本棋院里由于秀哉名人的去世,
已经没有其他的八段棋手了。当时有规定,和高一段的棋
手是无法平等分先下的,就连七段的濑越宪作老师也无法
与雁金先生有平等下棋的资格。

  虽然我也只有七段,但因为我在“升降十番棋”中赢
了木谷实七段,所以雁金先生说:“如果是吴清源的话,
分先下也可以。”所谓“分先”,就是对局资格平等。在
日本棋院达成协议后,我的下一位“升降十番棋”的对手
也就确定了。

  那个十番棋正好是在我订婚、结婚、母亲回国等比较
忙乱的时期举行的。此外,我还有满脑子的信仰问题,几
乎没有研究棋的时间,甚至有两个月左右根本没有摆过棋。
看见我这样的状态,日本棋院很担心我的这次比赛。

  那是,“棋正社”自己制定了“段位制”,和日本棋
院的对立异常尖锐。不过,雁金先生在确定和我下十番棋
后,退出了“棋正社”,又新成立了一个“琼韵社”。

  雁金先生的棋“算路很深”--计算力极强,而且锐
利,是力战型的棋风。但是,从1941年8月开始到1
942年5月结束的这次十番棋,结果是我赢了。我想这
也是因为我运气不错的缘故吧。

  下完第五局的时候,我是4胜1败。下一盘如果我再
赢的话,雁金先生就要降格了,所以这次的十番棋下了5
局就结束了。大约那是《读卖新闻》社正力松太郎的意思
--他是担心把前辈打成降格不太好。
太平洋战争

  我是和木谷实先生一起升为八段的,时在1942年。
虽然当时也有中部《日本新闻》社(现在的《中日新闻》)
等三家新闻社联合主办了我和木谷实的三番棋,但由于已
经完全进入战争的环境,不仅正式的比赛越来越少,还要
去釜石(岩手县)的钢铁厂进行慰问,或是去和伤病员下
棋。

  同一年,还和濑越老师、师兄桥本宇太郎一起访问了
中国。那是当时担任“大东亚大臣”的青木一男先生邀请
濑越老师去中国南京的。青木先生十分喜欢下围棋,桥本
先生以前一直和他下指导棋。

  桥本先生在南京市内看见我的人头像和悬赏金就是在
这个时候——我的模拟像上写着“吴清源文化汉奸(卖国
奴)”。

  我和最小的妹妹一起住在妻子东京中野的娘家。但是
1944年的时候,因为已经不能正常学习了,所以托关
系弄了一张军人的飞机票,把小妹妹送回上海我的大妹妹
那里。

  太平洋战争的时候,粮食很困难,连米的配额都不足,
所以我得了慢性营养失调症。我记得当时的衣料也实行了
布票供应制,袜子每年只有6双的配额。但是,能乐世家
的喜多文子老师家里,一年6双布袜子是怎么也不够的,
所以我还匀了些我们的布票给他们。

  被征兵的棋手已经有了好几个,终于我也收到了征用
令,是去军用物资工厂工作的征用令。但是,我在接受身
体检查的时候,因为以前肺的毛病,他们对我说:“先把
身体养好了再来。”当天我就回家了。木谷实先生的健康
没有问题,所以也收到了征用令,但据说不久也让他回家
了。
东京大空袭

  空袭是令人无法忘记的恐怖体验。

  1945年3月10日发生了东京大空袭,下街一带
都烧毁了。4月13日又有一次大空袭。那时,我和夫人
正住在离四谷很近的玺宇教的总部里。

  峰村教平教主年纪大了而且身体也不好,在空袭的时
候,他坐立不安,不断来回地走动。这一点,被称为“莆
田夫人”的长冈良子倒是十分镇定。防空洞已经失去了保
护的作用,附近的火势越来越大,把峰村先生抬到自行车
后面放货物的拖车上,我们大家一起逃命去了。来到新宿
御苑时,那里已经聚集了很多的人,警察对大家说:“没
有得到宫内省的允许,不能开门。”不让大家进去,最后
我们只好逃到了明治神宫的外苑。

  那一天的空袭中,我家虽然奇迹般地没有被烧毁,但
在5月25日的空袭中,到底还是被烧掉了。5月的空袭,
真像是红色的暴风雪。变成鲜红色的木窗到处乱飞。风也
十分大,甚至把毁坏的房顶吹上了天。

  我戴着防空头巾,灌了一瓶一升的水逃了出去。因为
空中不断有火星飞溅过来,所以我一边逃一边把水洒向周
围的人们。烟雾很浓,几乎睁不开眼睛。因为市谷附近在
3月的空袭中已经被烧毁,所以我们就向那里逃去。被烧
毁的地方不会再起火,于是也就成了救命的避难场所。

  到了第二天,周围一片被烧毁的废墟。地上都是一根
根像棒子一样的东西立在那里。那是什么呢,定睛一看,
原来是自来水管。东京的街面全被烧光了,我记得那天从
市谷附近都能看见东京湾的大海了。我还记得当时虽然已
经是5月的天气,但依旧很寒冷料峭。

  几个月前,我把我得到的纪念品等一些贵重的东西,
寄到地方上的朋友家里存放。但当时是军用物资优先运送,
所以民间的货物都打成包堆放在上野车站——3月的空袭
将这些纪念品全部烧成了灰烬。

  所以,钻出废墟的我,除了身上穿的,什么都没有了
——一夜之间一无所有。
原子弹爆炸下的对局

  日本棋院会馆在1945年5月的空袭中被烧掉了。
那时,正好要开始第三届本因坊战决赛——岩本薰七段向
桥本宇太郎本因坊挑战。

  时局虽然已不适合下棋了,但濑越老师说:“本因坊
战无论如何也不能停。”在濑越老师的努力下,比赛在老
师的出生地广岛进行——老师当时正好也疏散到广岛——
广岛不仅有防空洞,而且也有粮食。
 
  战后,我从桥本宇太郎先生那里听说了当时的情景。
本因坊的第一局是7月下旬在日本棋院的广岛支部长的家
里下的。但8月4日的第二局搬到了近郊的五日市去下了,
因为接到警察署的命令说:“在广岛市内比赛太危险了,
不许可。”第二局比赛的第三天,就是8月6日。

  据说当时先闪了一道强光,不一会儿,伴随着一声巨
响,刮起了十分猛烈的暴风。虽然距离广岛市中心有10
公里的距离,但拉门拉窗到处横飞,玻璃碎片四下乱溅——
原子弹爆炸了。

  濑越老师和桥本先生都安然无事。但是,那天下午,
濑越老师读中学的儿子被烧成重伤——他竟然一个人坚持
着走回家来。他是在广岛市中心开勤劳动员会的时候被炸
伤的。他被烧得连濑越夫人都分辨不出是不是自己的儿子
了。听说,这个遍体鳞伤的孩子10天后就死掉了。在孩
子之中,他是长得最像濑越老师的一个。

  在东京的我已经是一无所有了,妻子在中野的娘家也
被烧毁了,我和妻子就跟着玺宇教的人们一起生活。被称
为“莆田夫人”的长冈良子就是在那个时候,宣布自己是
玺宇教的教祖的。她自称为神,并改名叫“玺光尊”。

  我们住在大田区的信徒的家里,一共十四五个人一起
生活。家很小,每天祈祷过日。当然,没有棋盘,更不用
提什么研究棋了。

  宣布战败的那一天,我受玺光尊的差使外出了,没有
听见天皇陛下的“玉音放送”。虽说战争停止了,但我也
没有什么精力去“特别感慨”一番。只是,今后不用再提
心吊胆地去听空袭警报的声音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为
这一点感到高兴。
玺光尊

  跟随玺宇教的教祖玺光尊一起行动的,大约有十几人
左右,多的时候达到30人左右。

  因为自称是受了“天照大神”的神示,玺光尊在战时
因为不敬罪还被警察拘留审问过。玺光尊提倡复古主义的
日本思想,那是一种将自己的灵魂附体到信徒身上讲究心
灵感应的新兴宗教。
 
  但是,由于我从来都没有感觉到过玺光尊的灵魂附体
在自己的身上,所以玺光尊并不重视我。如果说我还有些
作用的话,那就是通过我去交涉可以确保我们一行人的住
处,以及吸收新的信徒。

  她肯定是在利用我的人际关系以及知名度。即使在玺
宇教里,我和妻子也是分属两个团体,甚至连说话的机会
都没有。为了防止我出逃,每次外出都有人监视我。

  有一天,玺光尊交给我一个任务,要我去劝说一个在
山中湖别墅避难的人来加入玺宇教。那个人是玺宇教的原
教祖峰村教平的朋友,曾在战前捐赠过20万日元的巨款。
所以,玺光尊想让那个人成为她的信徒。

  我去了他的别墅,但是对方拒绝和我一起回玺宇教。
因为玺光尊给我下了命令:“必须把那人带来。”所以,
那天晚上我很烦恼,甚至想到了自杀——跳入河里死了算
了。在我这一生中,想到自杀的也就那时惟一的一次。我
正准备在别墅的一个房间里写遗书的时候,那人进来对我
说:“一起去玺光尊那里。”也许他是从我的神态上觉察
出我要自杀了吧。不过,最后他还是没加入玺宇教。

  妻子也和一个事件有关联。她接受了玺光尊的命令,
去联合国总司令官麦克阿瑟那里递交“神的指示”。那是
1946年5月的事情。妻子和其他信徒一起等候在美国
大使馆的门前,当看见麦克阿瑟的车来了,就立即冲过去,
拦在车的前面,嘴里叫着:“please! present!”并将“
神的指示”交给了坐在车里的司令官。玺光尊是为了让更
多的人理解玺宇教而下达那样的命令的吧。

  妻子他们被拘留了一天后就被释放了,但那之后,我
们的行动总是会有便衣跟着。
 双叶山

  双叶山是相扑的横纲,创下12次优胜、69连胜的
纪录,是有名的相扑选手。后来,他当上了日本相扑协会
的理事长。

  有一天,双叶山来到玺宇教拜访。当时我们一行在大
田区鹈目、世田谷区尾山台、小金井市、杉并区西荻洼等
信徒的家里轮流住。据说,双叶山原本就是一位心灵感应
很强的人。战前,他曾经站在瀑布下进行过修行。双叶山
认为,日本是一个神国,是不会战败的。但实际却战败了,
他感叹地说:“自己好像成为了一个被抽掉灵魂的空壳。”

  带他去神灵前的时候,双叶山瞬间就和玺光尊的法力
发生了感应,一下子被完全洗了脑。大约是他本来就具备
了心灵感应的素质吧。之后,双叶山也成为了玺宇教的信
徒。

  双叶山是很有信念的人,属于实干的那种类型。我们
在西荻洼也住不下去了,准备去投靠住在北陆金泽的信徒。
当时,我们的火车票就是双叶山帮我们买来的。

  到了金泽信徒的家,玺光尊占据了主房,让主人去了
佣人的房间住。几天后,双叶山也来到了金泽和我们会合。
我们一起念“天玺照妙,天玺显现”,沐浴着水作修行,
或是举着条幅站立在街上。

  但是,双叶山是有十几个弟子的相扑横纲。师傅去了
玺光尊的地方,弟子们一筹莫展。据说他们商量说,即使
砸破玺宇教的门,也要救出双叶山。

  结果,有人告到了警察局,警察赶来了。玺光尊等就
待在信徒家的二楼,双叶山则在楼梯的拐弯处拿着股槌保
护他们,而我们其他的信徒只是在一楼静观事态的发展。

  毕竟对防是相扑的横纲,一开始警察也迟迟不动手,
后来来了很多的警察,上了二楼,把大家都给拘捕了。我
也接受了警察的调查,但第二天就被放回来了。

  据说,双叶山即使在警察署,也一直做祈祷。后来,
他的弟子们把他带到别的地方去了,从此就再也没有回到
过我们身边。
桥本宇太郎

  从战争的硝烟中走出来之后,我几乎没有碰过棋。我
一直和玺光尊共同行动,埋头生活在信仰的世界里。

  那时,有提议说让我和师兄桥本宇太郎八段下“升降
十番棋”。那是1946年。主办方的《读卖新闻》社方
面和玺光尊进行了交涉,玺光尊同意了我的比赛。我想玺
光尊也认为这对玺宇教的宣传有好处吧。

  第一局是在8月下旬下的。那局棋是战后我下的第一
盘棋,相隔差不多有两年时间了。第一局桥本先生下得很
出色,我输了。

  因此,第二局比赛前,玺光尊对我说:“给你些力量
。”那天晚上玺光尊让我睡在她的边上。不管怎么说对方
毕竟是神,一个晚上,我连翻身都不敢——那样的状态又
怎么可能下出高质量的棋。

  所以,第二局100手之前,我的形势差不多就崩溃
了。但不知为什么,桥本先生一直没有下手将我置于死地。
我渡过了好几次的难关,即使在最后,桥本先生还错过了
一次机会,结果我赢了1目。

  裁判长是濑越老师,看了棋局的进程之后,他对《读
卖新闻》社的观战记者说:“下这样的棋应该开除,应该
开除。”似乎桥本先生在对局时无法集中精力是他输棋的
原因。后来大家都在传说:“桥本在对局时,耳朵里总是
听见敲鼓的声音,无法集中精力想棋。”虽然那种说法很
怪异,但那段时间里,玺光尊一直在祈祷我能赢下来倒是
事实。

  第三局之后,我的状态也恢复了。战后第一次的“升
降十番棋”,到第八局的时候我取得了6胜2败的成绩,
桥本先生降了格,我取得了胜利。1950年桥本先生获
得本因坊的时候,我们又下了第二次的“升降十番棋”,
结果我再次获胜。桥本先生是我的前辈,他有“天才宇太
郎”、“火之玉宇太郎”等称呼。桥本先生出生于关西,
1950年他创立了“关西棋院”。之后,关西棋院和日
本棋院一直是对立的关系,前后的经过究竟是怎样的,我
也不清楚。
流浪的结果

  和新兴宗教“玺宇”的教祖玺光尊在一起的流浪生活
长达四年。

  金泽事件之后,我们一行又去了山中湖(山梨)的一
个别墅。但在那里只待了半年,就又去了八户(青森)的
信徒那里。那是1948年。

  在那里又出事情了。那名信徒是酿酒的资本家,尽管
他已经送了一栋房子给我们住,但玺光尊还是不满足,命
令他必须在一起修行。所以,资本家只能住进了玺宇的楼
里。不知所措的是他的亲属。为了把他抢回来,他的亲属
雇了当地的许多壮汉,那些人就蜂拥到我们住的地方。

  出现了大混战。一楼的信徒因为没有进行抵抗,所以
只是单方面地挨打,大部分都受了伤。二楼的玺光尊面对
如此乱成一团的场面,依然坐在神前一心一意地继续祈祷。
其实,我在这次事件之前,正好也被驱逐在外面,这一连
串的事情也是后来听说的。

  那时有人正和我在商量进行下一次“升降十番棋”,
对手是当时的本因坊岩本薰八段。主办方的《读卖新闻》
社为我在箱根的仙石原买了一栋别墅。玺光尊一行在八户
也待不下去了,所以他们决定要到我在箱根的别墅来住。

  但是,那时我和妻子都已经决定要离开玺光尊了——
彻底告别玺光尊。如今想起来,那4年就算是一种修行吧。

  日置昌一先生是我的老朋友,他介绍我认识了一位住
在横滨杉田的实业家,名叫西幸太郎,是经营九州碳矿的。
日置先生跟我说,西幸太郎很强悍,住在他那里,即使玺
光尊来了,他也会替我们赶走他们的。所以我们就住进了
西幸太郎先生的家里,住在同一个院子的旁边一栋房子里。

  杉田的家里经常召开宴会,十分热闹。宴会之后,经
常是打麻将,或是下棋。战前曾担任过大臣的青木一男先
生、日本棋院副总裁大仓喜七郎先生也经常来,一起下棋。
大家都为我能离开玺光尊、重新回到棋界而感到高兴。
第七章
不败的十番棋
升为九段

  1948年我和岩本薰本因坊下“升降十番棋”,到
第二年第六局的时候,我取得了5胜1败的成绩,将对手
打降了格。按照比赛制度的规定,如果领先4局,对手就
要“降格”,以后再和同一对手对局时,对方就要降一格,
变成先相先。

  但是,当时我还是身在新兴宗教“玺宇教”里,所以
对局费我是拿不到的,全都被教祖玺光尊拿去了。所以就
有人半开玩笑地说:“反正吴清源也拿不到对局费,给一
半就可以了。”

  和岩本先生下完后,下一个对手就剩下棋力越来越厉
害的藤泽库之助先生了。他是当时日本棋院惟一的一名九
段。

  在战争时我和藤泽库之助先生下过一次十番棋,4胜
6败我输了。但那次是我让先下的,也就是说,10盘棋
里,藤泽先生全部拿的是黑棋,大家都说这个成绩我已经
尽力了。

  有过先前的一次十番棋后,《读卖新闻》社决定再次
策划我和藤泽先生的十番棋。但是,出现了新的问题。藤
泽先生是九段,而我还只是八段,按道理说,我们不能分
先下。所谓分先,就是一盘黑棋、一盘白棋交替着,双方
平等。

  于是,决定从六段和七段中选拔出10个人来和我下
一次对抗赛。但是,过去只有上手测定下手,却从来没有
过下手来考核上手的事情。女棋手喜多文子老师等也表示
出不满:“这样的事情太奇怪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和
他们10人下了,最后取得了8胜1败1和的成绩。为此,
日本棋院授予我“九段”称号。

  取得九段称号后,应该是马上和藤泽先生下十番棋,
但事情并没有那样顺利。好像藤泽对和我下十番棋不是很
积极。为此,《读卖新闻》社和藤泽先生之间还爆发了相
互揭短的口水战,双方都发表了“为什么不下”和“我任
何时候都应战”的声明。

  这样,在藤泽先生之前我又和桥本宇太郎先生下了第
二次十番棋。那时,桥本先生不仅从岩本薰先生手里夺回
了本因坊的头衔,而且还成立了独立于日本棋院之外的关
西棋院。这第二次十番棋的结果是5胜3败2和,也是我
取得了胜利。
          藤泽库之助

  和藤泽库之助九段十番棋的策划、准备工作十分复杂,
最后终于定下来在1951年10月开始。

  但是,就在开始之前,为了比赛的用时,双方再次出
现了争执。藤泽先生坚决主张双方各13小时,而且不肯
退让。每方13小时,一盘棋就要下三天了。而我则主张
根据日本棋院的规定每方10小时。
 
  我一直认为,作为原则,比赛应该在一天之内下完。
两天以上的比赛,对局中可能会出现接受别人支着的可能
性。既然围棋是一个竞技项目,那就应该尽量排除各种不
公平的因素,再说,我认为时间的长短对棋局内容的好坏
是没有影响的。明治时代的本因坊秀荣名人就赞成一日赛
制。

  无论怎样,和藤泽先生十番棋的条件,最后还是随了
藤泽,时间是每方13小时。即使这样还有问题。藤泽先
生附加了一个条件,说如果这次十番棋藤泽输了,那么要
马上再下一次(复仇赛)十番棋。

  这也是一个很奇怪的条件。“升降十番棋”应该是倾
注了棋手全部生命的真刀真枪的比赛。所谓真刀真枪,就
应该是只有一次的事情。这是非常残酷的一件事。

  像这种一开始就约好要再下一次的话,也许是想保证
能赢我一次吧。

  第一局在日光的轮王寺下。藤泽执黑,是激烈砍杀的
一局,到94手时藤泽先生就投子认输了。是黑棋在计算
上出现了失误,一着致败,我也是那样认为的。

  但这是我们对局双方的错觉,其实黑棋有一着制胜的
手段。双方出现相同的误算,这也是十分少见的。这十番
棋的结果是我取得了7胜2败1和的成绩,藤泽先生降格
了。

  事先说好的再赛一次的复仇十番棋于1952年秋天
开始了,到第二年春天第六局的时候,我取得了5胜1败
的成绩,藤泽先生再次降格,这次十番棋也就此结束了。
在下第六局之前,藤泽先生说如果再被我打降格的话,他
将退出日本棋院,因为这样的成绩玷污了日本棋院的名誉。

  后来藤泽先生改名为“朋斋”之后,又继续参加比赛
了。
 国籍

  说一说我的国籍。出生于中国的我,到了日本后的头
8年里,都还是中国国籍。后来随着战争的进一步升级,
我加入了日本国籍,一直到战后。

  到了1946年,突然有一天,一些在日华侨来到我
家,并且拉着我去了我所住的杉并区的派出所。他们强迫
我放弃日本的国籍。因为他们是让我等在另一个房间里,
所以他们是怎么具体操作的我一点都不知道。后来,他们
交给了我一本中国的临时护照。


  当时正好是我和桥本宇太郎先生的第一次十番棋开始
的时候。第一局我输了后,那些华侨又来了,说“输得这
么难看,像你这样的人要了也是没用的”,结果他们又把
临时护照从我手上拿走了。

  后来,拿到正式护照已经是1949年以后了。那一
年,中国的国民党在内战中战败,去了台湾。我去了在横
滨的中华民国领事馆办手续,终于拿到了护照。在此之前,
我三年没有国籍。

  妻子和我一样在1946年失去了日本国籍,实际上
一直也处于无国籍的状态。而我们是1952年才发现这
个情况的。当时正好刚赢了和藤泽库之助先生的十番棋,
就收到了台湾来的邀请函。

  妻子去申请护照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竟然是没有国籍
的,便一边找律师商量,一边办手续,终于又恢复了日本
国籍。失去日本国籍的真相是,1946年那些华侨冲到
派出所,杉并区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对他们说:“不是本人
的话,是不能办理退国籍手续的。”对此,华侨们怒吼道
:“战败国的国民说什么呢!”然后就强词夺理地将我和
我妻子的日本国籍都退掉了——那是日本刚刚战败后十分
混乱的时候发生的事情。

  拿到了护照,决定去台湾。这时周围有人开始担心我
会不会是一去不复返,不再回日本了。因为在战时,加入
日本国籍的我是曾被人贴出了悬赏告示的,所以这次如果
去台湾,很有可能会和我算旧账。

  在东京举行了饯别会,作家川端康成先生和村松逍风
先生都来了。席间,川端先生还对我说:“吴君,还是不
要卷入政治的好。”看得出他很为我担心。
 大国手

  我是和妻子还有女棋手本田幸子一起去的台湾。那是
1952年。从羽田机场乘螺旋桨飞机,经过岩国(山口
)和那霸(冲绳)。飞机不仅小而且速度也很慢,一旦晃
动起来脑袋几乎要撞到机舱顶。那时冲绳还没有归还给日
本,厕所还分“有色人种”和“白人”。妻子要进写着“
only white”的厕所时,竟引来了美国的宪兵。

  虽然也有“回不了日本”的担心,但一到台北机场,
那样的不安立刻就消失了。在机场大约有200来人迎接
我们,规模宏大,欢迎热烈。我见到了台湾的空军总司令、
也是围棋协会理事长的周至柔,还有台湾银行副总裁应昌
期先生,我和他们都是第一次见面。母亲、大哥和两个妹
妹都在台湾,时隔11年,我又和他们见面了。

  抵达台湾后,我立刻就被带到了一个叫做中山堂的公
会堂,先和一位“天才少年”下棋。那个少年,就是当时
只有10岁的林海峰。之后,连续好几天,每天都是宴会。

  最值得纪念的是台湾赠与我的“大国手”称号。“国
手”的意思和日本的“名人”的含义是一样的,所以也就
是说是“大名人”。这是很高的荣誉。

  其实,原本台湾的围棋协会是想授予我“棋圣”称号
的。但我听说之后,婉言谢绝了。“圣”这个字在中国只
有像孔子那样的人才能称得上,我是实在不敢当。所以他
们才改赠我“大国手”的称号。

  很久以后,1985年,我访问中国的时候,听一位
先生说:“中国抗战战胜日本,是因为得到了美国的帮助。
战胜日本的只有吴清源。只有在围棋上,他真正战胜了日
本。”大约台湾对我的热烈欢迎也是出于这样的心情吧。

  我还去了总统府,受到了蒋介石的接见。他穿着军服,
凛然而立,令人生畏。
 少年林海峰

  和林海峰的测试棋是1952年8月在台湾的一个礼
堂里下的,当时的林海峰10岁,会堂里来了好几百人。
我让他六子,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林少年的棋就完全不行
了,看样子马上要认输了。但就在这时,他突然拿出自身
的力量,将局势挽回了不少。后来才听说,原来事先有台
湾的一流高手帮助林少年研究对策。但是结果还是我赢了
1目。也就是说,周围的人事先教的定式根本就是不行的。
如果林少年一开始就根据自己的想法下的话,结果可能反
而会更好。
 
  测试棋之后,台湾的围棋协会理事长周至柔先生问我
:“如果林少年去日本的话,能不能下到六段或是七段?
”我回答说:“要尽早让他去日本留学。”周理事长大概
一开始就打算让林少年成为我的弟子吧。

  两个月后,林少年来到了日本。但当时我住在箱根的
仙石原,距离东京十分远,不能照顾他。所以台湾的围棋
协会就把林少年托付在东京某个有声望的华侨家里,让他
作为日本棋院的院生开始了围棋学习。

  但因为还只是个10岁的孩子,和父母分开了,语言
也不通,生活很不方便,所以林少年显得无所适从,很不
习惯。我听说他为了打发时间,就坐在山手线电车上转了
一圈又一圈的时候,觉得这样下去可不行,所以,又把他
托付到了京都的华侨朱涧义先生的家里,并让他去日本棋
院京都支部的藤田梧郎先生家里修业。朱先生曾经担任过
华侨会长,是一个很好的人。

  因为我和林少年离得很远,所以我们实行的是通信教
学。朱先生把林少年下的棋谱抄下来寄给我,然后我作一
些简单的评注再寄回去。因为受过台湾方面的拜托,所以
我的责任也很大。

  之后,朱先生搬家了。林少年就寄宿到了藤田先生的
家里。有一次,林少年来仙石原我的家里玩。我和他下了
一盘三子的指导棋,看到他的棋力大进,我也放心了很多。

  来日本三年后的1955年,林少年成为了初段。我
的通信教学一直持续到林少年升到三段为止。
 小田原

  11年后,和母亲舒文在台湾见面时,母亲提出了希
望和我一起住的想法。为此,在箱根仙石原我家的院子里
又盖了一栋房子,迎接母亲的到来。母亲于1953年再
次来到日本。

  但是,在仙石原有生活上的问题。附近找不到医生,
如果生病了,只能去距离较远的小田原叫医生。
 
  曾经有一次,我发了40度的高烧,躺了很长的一段
时间。那是发生在1950年我正和桥本宇太郎下第二次
十番棋的时候。来给我看病的医生有的说是伤寒,有的说
是肾炎,不能确诊到底是什么病,高烧一个星期都没退下
去——前后4位医生都是从小田原请过来的。

  结果,还是请了一位有名的医生,终于诊断出我得了
流感。医生说:“吃什么都可以,要多加点营养。”我记
得当时我吃了螃蟹。我特别喜欢吃螃蟹,我的一位住在金
泽的朋友知道我这一爱好后,就带着上好的螃蟹来探望我。

  稍微有些跑题了——当时的仙石原还是一个不太方便
的地方,母亲已经65岁的高龄了,我担心她会突然生病。
而且,正好那时妻子也怀孕了。这是我们夫妇的第一个孩
子。考虑到母亲以及将要出生的孩子,我决定搬家。

  虽然仙石原的冬天十分寒冷,但那里的自然环境却十
分优美。稍微走几步,就可以望见箱根的群山以及富士山。
秋天长满狗尾巴草的空地也是我很喜欢的景色——结果我
在仙石原只住了5年。

  我在小田原寻找下一个住处,在看得见海的高台买了
一块地,盖了房子。那时是1955年,我41岁的时候。
第二年的1月,长子信树出生了。

  我现在住在东京的四谷。小田原的家还在,因为周围
又盖了很多房子,已经看不见海了。

  长子之后,1958年我们又有了女儿佳澄,196
2年我们的小儿子昌树也出生了,我的家一下子变得十分
热闹。
           垂樱花

  小田原的家是我们自己盖的属于我们自己的第一个家。
战前,我在住的方面一直受到了濑越老师的关照。战后,
在箱根仙石原住了5年的家,名义上是属于和我签了专属
协议的《读卖新闻》社的。满41岁时,有了属于自己的
家,我感到特别高兴。

  不管怎么说,战后,我是从一无所有开始的,经历了
各种各样的困难。首先一个就是交纳税金的问题。
 
  虽然“升降十番棋”的对局费是一笔巨款,但都被新
兴宗教玺宇教的教祖玺光尊拿走了。她没有给我留下一元
钱,却把交税的义务加在了我的头上。在离开玺光尊之后,
我被催着要支付滞纳了几年的税金。

  和律师商量的结果是,我要在几年内分期付清这些税
款。那段时间,我们的生活很俭朴。到了夏天,妻子就把
冬天衣服的里子拆下来变成单衣那样穿着。

  在购买土地的时候也遇上了问题。我看上的土地是属
于一家大型胶片厂的,他们一直不肯把地卖给我。通过朋
友的介绍,我去找大映公司的永田雅一社长商量。永田社
长是造就大映公司黄金时代的人,因为他的独断专行,他
有个绰号叫“永田喇叭”。永田社长答应了我,对手下的
人说:“把土地给我卖给吴君。”

  土地大约有300坪左右。新家的工程完成后,从很
早开始就非常关照我的《京都新闻》会长坂内义雄先生对
我说:“祝贺乔迁新居,给你买点什么礼物吧。”坂内先
生战前在满洲经营过纺织公司,战后是关西电力、九州电
力的董事,后来还当过百货店的社长。

  我回答说:“如果要送礼物的话,树最好,一直可以
留做纪念。”所以他就送了我两棵垂樱花,现在长得已经
有好几米高了,每年一到春天,就开十分漂亮的粉色的花。
听坂内先生说:“这和平安神宫里的樱花是同一个品种。”

  几年后,在京都的一个演讲会上,坂内先生突然倒下
了。刚巧我也在场,就跑了过去,虽然尽力抢救,但坂内
先生还是当场去世了——他是战后最关照我的人。
两位首相

  战前和我下过棋的鸠山一郎先生和岸信介先生,两人
在战后都做了首相。

  我认识鸠山先生是1936年的时候。

  他是一位十分喜爱下棋的人,那一年他还和一位名叫
德巴尔的德国人下“日德电报棋”。那时我是鸠山先生的
顾问。
 
  德巴尔的围棋是自学的,1930年,他受日本棋院
副总裁大仓喜七郎的邀请来到日本。他在日本学了一年,
然后回德国进行围棋的普及活动,可以说他是围棋国际化
的先驱者。

  所谓“电报棋”,就是把每一手棋都打在电报上,通
过电报和对手下棋。每一手棋都是通过电报在日本和德国
之间飞来飞去,这在当时引起了很大关注。这盘棋一共下
了52天,结果是鸠山先生7目胜。日德条约签字仪式举
行的时候,正是下这盘“电报棋”的期间。

  那以后,和鸠山先生见过许多次面,也曾和濑越宪作
老师一起去鸠山先生家下过指导棋。

  岸信介先生也很迷围棋,我还去过他家里。棋力是我
让七子左右。岸信介先生战后曾作为战犯被关押在巢鸭拘
留所里。他出来后,和我曾在饭店里下过棋,结果我发现
他的棋力大进,我只能让五子了。原来当时“大东亚大臣”
青木一男先生也被关在巢鸭。青木先生的棋力很厉害,一
定是岸信介先生和青木下了许多棋,才导致岸信介先生的
棋力大长的吧。

  从《朝日新闻》社进入政界的绪方竹虎先生也很关照
我,关于他也有很多回忆。大约是停战前两天,绪方先生
来过我这里。通过绪方先生,朝日社想邀请我参加《朝日
新闻》主办的棋赛,但因为这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所以
最后还是没能参加上。绪方先生的人品很优秀。

  战前,因为我在《读卖新闻》主办的棋赛中连胜7人,
《读卖新闻》的正力松太郎先生赠送过银杯给我,是在他
们旧的四层建筑的公司屋顶上举行的授予仪式。那座银杯
在战争的时候,被迫作为军需物资的原料捐了出去。战后,
正力先生被提名为众议院议员的候选人时,还曾经拉我去
参加他的竞选活动,一起去的还有作家村松逍风先生、柔
道选手三船久藏十段等。虽然那时我正和藤泽库之助下着
十番棋,但我还是去了富山的选区。
 最后的十番棋

  当时的日本棋院只有我和藤泽库之助先生是九段。我
在“升降十番棋”中打败了藤泽先生后,只有等待着后面
的年轻棋手了。

  首先是坂田荣男八段。和号称“剃刀坂田”的六番棋,
是我战后的第一次败多胜少。不过那时下的是“先相先”,
就是说三盘棋里坂田先生两盘执黑棋——坂田先生棋风很
锐利。
 
  1953年的11月,开始了我和坂田的“互先”的
“升降十番棋”。但到第二年6月的第八局的时候,我取
得了6胜2败的战绩,把坂田先生打降了格,比赛结束了。

  我把所有的对手都打降了格。

  下一个对手是高川格本因坊。“升降十番棋”从19
55年的7月下到了1956年的11月。高川先生的棋
风和坂田先生截然不同,他的棋讲究的是均衡。高川先生
在1952年击败桥本宇太郎先生获得本因坊,后改名为
“本因坊秀格”。当时,高川先生已经取得本因坊四连霸
的骄人战绩。

  但是,他在和我每年的三番棋比赛中,一直是连败。
和高川先生的十番棋,也是下到第八局就把高川先生打降
了格,最终是以6胜4败的成绩获胜。不过,在这次十番
棋的过程中,因为高川要下本因坊的卫冕战,所以中断了
5个月。在卫冕决赛里,高川达成了前所未有的五连霸。
我们十番棋的第八局正好是他刚刚取得五连霸的时候。

  我下了17年的十番棋,打败了所有能够成为对手的
棋手。所以和高川的十番棋是最后一次了,“升降十番棋”
的比赛终于闭幕了。从1939年镰仓十番棋我25岁开
始,到最后一次十番棋已经是42岁了。一想起这段岁月,
我就有无限的感慨——那段时期是我棋力最强盛的时期。

  但是,如果我在“升降十番棋”中被某个棋手打败的
话,我想我的棋手生涯也会就此结束吧。因为如果输了,
我就无法在日本待下去了,必须回中国。我就是带着这样
的紧张感去面对十番棋的。本来,日本自古以来就有把“
名人”称号授予棋艺达到颠峰的棋手的惯例。但是,关于
授予我“名人”位的话题连提都没有提起过。
第八章
交通事故
 最后的十番棋

  当时的日本棋院只有我和藤泽库之助先生是九段。我
在“升降十番棋”中打败了藤泽先生后,只有等待着后面
的年轻棋手了。

  首先是坂田荣男八段。和号称“剃刀坂田”的六番棋,
是我战后的第一次败多胜少。不过那时下的是“先相先”,
就是说三盘棋里坂田先生两盘执黑棋——坂田先生棋风很
锐利。
 
  1953年的11月,开始了我和坂田的“互先”的
“升降十番棋”。但到第二年6月的第八局的时候,我取
得了6胜2败的战绩,把坂田先生打降了格,比赛结束了。

我把所有的对手都打降了格。
摩托车事故

  我一直是相信红会的教义的。中国的世界红会,在1
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把“道院”搬到香港
去了。1957年长崎的谏早地区爆发了大水灾,香港道
院就拨出了救济金送到我的住处。因为那时在日本还没有
红卍会的组织,我把那笔钱全都捐赠给了日本的红十字会
组织。

  战前,曾经有大本教热心的信徒想组织红卍会在日本
的支部组织,但因为受到镇压没能实现。到了战后,当年
那些信徒的一部分又想发展和红卍会的交流,他们开始了
日本红卍会支部的筹建工作。

  其实,香港道院对于没有一个完善的修行场所就要建
立日本支部的做法采取了消极的态度。我在中间即使负责
协调工作,对这样的匆促行动也感到十分的烦恼。

  1961年8月,在东京目白有一个筹建支部的事务
所,我从东京站坐出租车去那里。但因为和司机招呼打晚
了,所以出租车走过了头。为了赶上开会的时间,我下了
出租车,准备穿过马路。看到前面汽车的速度降了下来,
我起步过人行横道,但就在那一瞬间,我不由倒吸了一口
气。我看见从汽车后面钻出一辆高速行驶的摩托车。

  然后我就完全失去了意识。被摩托车撞了之后,我被
送到了东大医院的分院。等我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在大
病房的床上了。医生说我的伤不严重,所以没有照X光和
做心电图,甚至连脑波测定也没有做。几天过去了,我的
腿疼一直未减轻,所以亲属向院方提出照X光。

  但是,这次仍然说是“没问题”。这其实是医院的失
误,把我的左右腿弄错了。再次做X光照射的时候,结果
发现右腿骨头的结合处错位,腰椎骨也有两处裂缝。我觉
得所谓倒霉也就是指这个了吧。医院方面竟然把左右脚搞
错了,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医院没有及时治疗,
我在医院里住了两个月。

  这次的摩托车事故,给我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在第
一期的名人战中,我就开始受到这后遗症的困扰。
 全败

  发生在第一期名人战之前的事故,给我带来了严重的
后遗症。首先是头痛。还有就是我拖着一条腿,对局时不
能盘腿坐。没有办法,我只能提出坐椅子。但是,有的棋
手不坐在塌塌米上就不能下棋,所以只能是我坐椅子,对
手在台子上再铺上塌塌米坐着,于是就出现了很奇怪的对
局情景。

  名人战最后一局前,形势是藤泽秀行八段处在第一位,
我和坂田荣男九段紧随其后。三个人都有夺冠的希望。最
后一局我的对手是坂田荣男先生。我和坂田先生那一战开
始是大苦战,后来慢慢追了上来,最后是成了和棋。按照
规定,算作执白的我获胜。

  另一方面,藤泽先生最后一盘输了,所以从得分上我
是和藤泽先生并列首位,但是因为我有一盘是和棋胜,而
根据规定是真正获胜者优先,所以最后是藤泽先生获得了
第一期的“名人”头衔。

  很长时间里,后遗症一直影响着我,头疼得厉害,以
至于精神上也变得越来越怪异,进而引起了精神错乱。甚
至有一次去朋友家的时候,我进入了错乱的状态,在厕所
里怎么也出不来了。当时我神志模糊,不知道该怎样走出
厕所。

  我住进了神经科医院。除了主治医生外,著名的精神
病医学家内村之大夫、三田村笃志郎大夫都为我的病费了
很多的心。内村先生还是职业棒球仲裁委员会的负责人。
根据他们的诊断,我的问题并不是脑机制方面出了障碍,
而是因为精神上受了惊吓引起的。我住了两个月的医院才
渐渐好起来。

  但是,那时我的成绩却是最糟糕的。第二期和第三期
名人战我还都取得了第二名,这也算马马虎虎,但196
5年第四期名人战时,我8战皆败。这是我到日本后的第
一个八连败。

  集中思想或是计算棋路也不是不能,只能说是脑子的
什么地方好像变得不对劲了。那时我50岁。在第四期名
人战上,我的弟子、23岁的林海峰获得了冠军,成为历
史上最年轻的“名人”。
蒋介石

  1965年,我的弟子林海峰在获得第四期名人战冠
军“名人”称号后,和我一起受到了台湾方面的邀请。林
海峰当时还只有23岁,就成为了历史上最年轻的“名人”。

  现在的日本棋界也有很多台湾出生的棋手十分活跃。
王立诚九段目前保持着棋圣、十段、王座的头衔,王铭琬
九段获得了本因坊称号。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受到了当年
林海峰获得“名人”的鼓励,许多年来又培养出了不少台
湾籍的棋手。从这一点来说,林海峰的影响是巨大的。

  所以,林海峰在台湾是一个特别的存在。据说,他在
入段后回到台湾,还得到了宋美龄的赠言。不用说,这次
拿了“名人”后,台湾对林海峰的欢迎热烈无比。

  我们应邀来到蒋介石的私邸,受到蒋介石的接见。蒋
介石睡了午觉后来到了会客室,穿着十分宽松的中式服装。

  随后我们到院子里合影留念。私邸的院子没有我想像
的那么大,我想是有意安排在私邸招待我们的。

  蒋介石对我说:“在什么地方发现的,学生?”这句
话的意思是“很不错,发现了这样的棋手”。“学生”这
个词在台湾是经常用的词汇。这是夸奖我的话。然后他对
林海峰说“要读《大学》”,意思是说要学习了解人类的
本质吧。

  1952年第一次见到蒋介石的时候,他穿着军服,
给人很可怕的印象。但这次却完全不同,像一位和蔼的老
爷爷。

  他的名字“介石”是取自易经中“介石。不终日。贞
吉”的句子吧。“介石”一般被理解为像石头一般坚硬,
带有顽固的意思。

  但是,我对此却有不同的理解。“介”在从前和带草
字头的“芥”是同一个字,意思是草。草和石,就像电和
磁场的组合一样,立刻会有所感应。所以,“不终日”后,
成为了“吉”。“介石”是寓意着阴阳中和意思的名字。
蒋介石的父亲有着很深的古代汉字的造诣。
应昌期

  和林海峰一同访问台湾期间,也见到了应昌期先生。
他是台湾的大实业家。他很喜欢下围棋,长期担任台湾围
棋协会会长的职务,1988年他还创办了“应氏杯世界
职业围棋锦标赛”,为围棋国际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和应先生的初次见面是1952年,我被台湾授予“
大国手”称号的时候。那时他特地赶到机场迎接,还把我
们请到了他的家中。应昌期先生出生在中国浙江省,听说
他年轻的时候,在上海的内山书店里看见日本围棋书时就
下定决心——“如果将来自己有出息了,就一定要发展围
棋事业,要把中国发展成一个围棋强国。”他曾说过:“
钱的使用方法是个问题。”这句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实际上,他从银行干部开始,后来自己又创办了食品、
纺织、证券等公司,建立了联合企业,财力十分雄厚。1
982年他拿出250万美金,成立了“应昌期围棋教育
基金会”。

  在与我的交往中,给我印象深刻的是关于规则的问题。
1959年(昭和34年),由《每日新闻》社主办的我
和高川格先生三番棋的时候出现了“一手劫问题”。在我
半目胜的情况下,出现了一个“一手劫”,如果我补一手
的话,那么我就要输半目。所以我不补,就那样沉默地坐
在棋盘前。

  这就引出问题了。根据日本棋院的规则,“一手劫必
须补”。最后日本棋院经过商量之后,判定这盘棋是高川
先生半目胜。但我认为,在已经没有问题的地方是没有必
要特意再补一手棋的——这是规则上的不完善。

  以这件事为一个契机,应昌期先生开始致力于围棋规
则的研究——也就是现在大家所说的“应氏规则”。

  中国的规则是比在棋盘上活着的棋子,谁多谁就胜。
被提去的子是死子,没有被吃掉的子就是活子,这是很简
单而且也很容易明白的规则。日本的规则是比双方的地,
谁围的地多谁就胜,所以就容易发生需不需要补棋的问题。
我觉得体现棋子生存权的中国规则是正确的。

  应昌期先生也是以中国规则为基础制定出了新的规则,
他把这当成自己一生的事业。应氏杯世界围棋锦标赛等比
赛采用的就是应氏规则。遗憾的是,应昌期先生4年前逝
世了。


  下一个对手是高川格本因坊。“升降十番棋”从19
55年的7月下到了1956年的11月。高川先生的棋
风和坂田先生截然不同,他的棋讲究的是均衡。高川先生
在1952年击败桥本宇太郎先生获得本因坊,后改名为
“本因坊秀格”。当时,高川先生已经取得本因坊四连霸
的骄人战绩。

  但是,他在和我每年的三番棋比赛中,一直是连败。
和高川先生的十番棋,也是下到第八局就把高川先生打降
了格,最终是以6胜4败的成绩获胜。不过,在这次十番
棋的过程中,因为高川要下本因坊的卫冕战,所以中断了
5个月。在卫冕决赛里,高川达成了前所未有的五连霸。
我们十番棋的第八局正好是他刚刚取得五连霸的时候。

  我下了17年的十番棋,打败了所有能够成为对手的
棋手。所以和高川的十番棋是最后一次了,“升降十番棋”
的比赛终于闭幕了。从1939年镰仓十番棋我25岁开
始,到最后一次十番棋已经是42岁了。一想起这段岁月,
我就有无限的感慨——那段时期是我棋力最强盛的时期。

  但是,如果我在“升降十番棋”中被某个棋手打败的
话,我想我的棋手生涯也会就此结束吧。因为如果输了,
我就无法在日本待下去了,必须回中国。我就是带着这样
的紧张感去面对十番棋的。本来,日本自古以来就有把“
名人”称号授予棋艺达到颠峰的棋手的惯例。但是,关于
授予我“名人”位的话题连提都没有提起过。
最强战冠军

  “升降十番棋”结束后,《读卖新闻》社的下一个策
划是举办“日本最强决定战”--我和藤泽朋斋(库之助)、
桥本宇太郎、坂田荣男、木谷实等九段,再加上本因坊高
川格共六人,在一起下循环赛。

  但我对这个比赛不满。所有参赛的棋手都是在十番棋
里被我打降格的对手。从江户时代开始就定下规定,升降
棋一旦把对手打降了格,之后只要他没有打回来,那么就
不能以“分先”的资格下。可是现在又要我和他们重新分
先下,这难道不是无视传统的做法吗?我向《读卖新闻》
社方面提出了自己的异议。

  讨论的结果是订了一份约定,内容大致是:“《读卖
新闻》社今后依然是以吴清源为主策划围棋比赛。吴清源
也得进行全面的配合。”经过一番周折之后,第一期“日
本最强决定战”于1957年开始了。

  在这次比赛中,我和木谷实先生在相隔14年之后又
下上棋了。木谷先生1954年大病了一场,有两年时间
没有参加比赛。就在担心他能不能复出时,木谷先生在《
朝日新闻》社主办的第二期最高位战中,击败了坂田荣男
先生获得了冠军,接着又在》东京新闻》主办的围棋锦标
赛中获得了冠军。因为他是我多年的好朋友,所以我为“
木谷复活”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在“日本最强决定战”中,最后争夺冠军的是我和木
谷实先生。1958年4月末和木谷先生下最后的决赛,
结果我取得了胜利。我的成绩是8胜2败,第二位的木谷
实先生是6胜3败1和,我获得了第一期的冠军。

  第二期的最强战从1958年开始到1959年结束,
那次是坂田先生获得冠军,木谷先生第二,我第三。接着
在1961年的第三期最强战中。我和坂田先生并列第一。

  但是,在第三期比赛进行之中的时候,《读卖新闻》
社宣布这个最强战从第二年开始转变为“名人战”。日本
棋院和关西棋院总共13名棋手参加,下循环赛,以决定
“名人”的归属。

  “名人”的称号,从江户时代开始是当代棋手第一人
的一个终身称号。明治之后,被授予名人称号的只有秀荣
和秀哉两人。所以这在当时也是一件大事,也就是说“名
人”变成了一个单纯棋赛的头衔而已。
四谷

  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从长年住惯的小田原(神奈川)
搬到了交通方便的东京四谷的公寓里。那是1966年。

  木谷实九段也已经从平冢(神奈川)搬到了四谷,并
且在四谷也建立了道场。木谷先生的家与我家就隔着一条
新宿大街,从我家走过去也就10分钟左右。木谷先生收
了大量的弟子,都住在家里,多的时候有二十多人。木谷
先生的家里几乎连睡觉的地方都快没有了,好不热闹。木
谷夫人的娘家是在信州的地狱谷温泉开旅馆的,店名叫后
乐馆,也就是战前我和木谷先生一起研究新布局的旅馆。
也许是木谷夫人有那样的经历,才能够支撑下有着大量住
家内弟子的生活吧。

  大竹英雄九段进入木谷道场的时候,还只有九岁。我
记得他当时还背着小学生的书包。在平冢的木谷道场,我
还和他玩过游戏,就是大家互作鬼脸,看谁先笑的那种。
大竹很机灵,运动素质也特别好。我去木谷道场的时候,
他们总是一大群的孩子一起出来迎接我。在四谷的木谷道
场时,大竹已经是弟子中的“头头”了。

  有一次,我妻子患了感冒。她给木谷夫人打电话商量
说:“能不能帮忙请个女佣来?”木谷夫人回答说:“女
佣还不如我这儿的孩子好呢。”妻子想,木谷夫人一定是
派女弟子过来吧,可没想到来的竟是武宫正树和石田芳夫
两人。

  当然,两人当时还只有十几岁。但他们的料理手艺很
不错,不一会儿就从厨房那边传来了悦耳的切菜声....

  在木谷道场有这么一个规定,女弟子要帮助木谷夫人
一起做家务,男弟子中谁吃饭吃得慢就由谁洗碗。赵治勋
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了。他们后来都成为了很优秀的棋
手。

  我的女儿佳澄小学二年级的时候,也去木谷道场的业
余班里学过棋。她是跟木谷的女儿礼子学的。我们两家上
上下下都很熟。
清峰会

  林海峰获得名人之后,成列了一个“清峰会”,这个
名字是从我的名字和林海峰的名字里各取一个字组成的。
这个会是在池田敏雄先生(已故)的极力撮合下成立的,
池田先生曾在富士通任高级职务。每月,会员定期聚会,
由我和林海峰跟他们下指导棋,会员都是喜欢下棋的棋迷。

  和池田先生是1965年认识的。那是富士通还是叫
“富士通信机”的名字,池田先生升为部长。社长就问他:
“作为礼物想要什么?”池田先生回答说:“要奖励的话,
想和吴清源下一盘棋。”池田先生是一位即使坐飞机也要
在纸上画黑圈白圈下围棋的人。

  池田先生也是日本开发计算机的先驱人物,大家都叫
他“池田博士”。据说,他在研究计算机的时候有时还会
用到围棋盘。池田先生是1974年去世的,他最后的职
务是专务。围棋走向国际化一直是他的梦想--终于在1
988年由富士通创办了“富士通杯”世界围棋赛。在每
届开幕式上,富士通的社长都一定会提及,是因为池田和
我的关系才会有今天的富士通杯。

  还有一位名叫盛毓度的华侨富商,也为我和林海峰成
立了一个“吴林会”的友好团体。

  盛家在中国是个大财阀,拥有著名的大冶铁矿。据说
他们家在上海的住处有上野公园那么大。中国成为社会主
义国家后,他们将中心移到了香港。

  盛先生战前在京都大学留过学,战后在东京的芝公园
里开了个名叫“留园”的高级中国料理店。现在,那家店
也已经移到上海去了。我和盛先生在学生时代就开始交往
了。我记得我去他上海的家的时候,看见他的父亲正在吸
鸦片。如果不是关系很好的话,是不会让去那样的房间的。

  盛先生从1977年开始的大约十年间,为日本年轻、
有希望的棋手主办了一个名叫“留园杯”的淘汰赛棋赛,
比赛后大家总是在一起开心地吃喝一顿--他用这种方式
来支援年轻棋手的成长。盛先生也于1993年去世了。
                   永野重雄

  和财界泰斗永野重雄先生(已故)很早就认识了。他
长期担任新日铁的会长以及日本商工会所的会长。

  来日本后不久的1929年,我就去经营铁工所的大
冢荣吉先生家里下指导棋。大冢先生的家在三田(东京),
而当时永野先生就住他们家的另一栋房子。那时已经大学
毕业,开始工作了吧。

  永野先生也很喜欢下棋,我跟他下指导棋是让他五子。
永野先生的哥哥永野护先生担当过运输大臣,弟弟永野俊
雄先生是原来五洋建设的社长。“永野三兄弟”喜欢下棋
是很有名的。听说,如果有人说“那家伙的棋很差”,对
他们兄弟而言是最大的侮辱。

  在大冢先生家,印象深刻的是每次指导棋结束后,穿
着十分漂亮的大冢先生的女儿拿着礼钱进到屋子里来。有
一年过年,我和大冢先生的家属还有永野先生一起,去盐
原温泉(枥木)万。我和大冢先生还有他的女儿三人一起
去附近的好几个温泉走了走。他们把我当成了他们家庭的
一员。那个女儿的姐姐是永野先生的妻子。

  战后,偶尔和永野先生见见面。他的棋有了很大的长
进,和他的哥哥永野护先生是好胜负了。一下棋起来,这
兄弟俩就互不相让。有他们去了温泉却不泡温泉而埋头下
棋的逸话。实际上我也一起和他们去过箱根,大约是在5
0年代中期的时候吧。真的是两个晚上,兄弟俩也没洗澡,
一直在下棋,让我都感到十分惊讶。

  1984年永野先生去世前我去他在世田谷的家里看
望他。我记得他当时说:“我知道我的时间不多了,巴拿
马运河是我为国家做的最后一件事了。”

  就经济界而言,间组建设公司的神部满之助社长也给
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48年年初,我去跟他下指导棋,下完其后他竟
给了我30万日元作为报酬,让我很惊讶。当时还是公务
员第一年的月薪只有3000~4000日元的年代。他
们公司建造大坝和隧道,所以在全国各地也经常举办棋会,
我们这些棋手也应邀去过几次。神部先生下棋时有一个特
点,有时他让职业棋手执黑棋。
第九章
令人怀念的人们
           美国

  为了在国外普及围棋,1971年我和妻子两人一起
去了美国,那是我第一次去美国。先是夏威夷、洛杉矶、
纽约,最后是旧金山。去了各个城市的日本棋院支部,在
那里下指导棋。

  别的棋手去美国的时候,有着为日本棋院建设新会馆
拉赞助的任务,所以他们是棋院出钱去的美国。但是我因
为还兼带着自己的旅游,所以费用都是自掏腰包。访问欧
美国家,还是第一次,所以对所见所闻的一切都感到很新
奇。
 
  在洛杉矶的时候,我同时和15个人下,就是十五面
打。在旧金山的时候,我还下过三十面打。夏威夷也好,
西海岸也好,有很多的日本人或是华侨围棋爱好者,他们
都知道我,所以各地都为我召开了欢迎会。

  在纽约待了5天,每天都去日本棋院支部的围棋中心。
在那里下棋的全都是电信电话公司里的职员。还有的人是
在著名的“贝尔”实验室里工作。和他们下棋聊天,我了
解到,美国人的家庭,如果没有妻子的同意,丈夫只能一
星期来围棋中心下一次棋。可以说那是一个以家庭团聚为
第一的国家。所以我认为要在欧美发展围棋,必须先从女
性开始。

  因此我就设计出了九路棋盘。普通的围棋盘是十九路,
也就是横纵19条线交错。如果拿大棋盘教女性学围棋的
话,一盘棋不知道要下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但若是九路
棋盘的话,一方下个30余手,盘上棋子差不多就满了,
对局自然也就结束了。日本最小的棋盘是十一路棋盘,但
我认为九路盘是最合适的。如果女性学会了下围棋,那么
她们也会很自然地教会他们的孩子,这样围棋就可以普及
了。

  在夏威夷的日裔,因为他们大多是出生于明治末期的,
所以说的是古日语,这点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在看海的
时候,突然有人说“打鱼”,但用的是“渔火”的“渔”
的发音。比起日本人,夏威夷的日裔更加了解很多古老而
优美的词语。在海外的华侨也同样,一直是遵循孔子的古
老思想的。
  讣报

  有一段时间接连有讣报传来。我的老师濑越宪作先生
于1972年去世了,享年83岁。

  濑越宪作先生是自杀。那天早晨接到电话后,我马上
和妻子一起赶去了西荻洼(东京杉并区)的老师家,到了
那里,警察已经来了。在他的遗书中有这样的话:“因为
不能下棋了。”
 
  濑越老师出生于濑户内海的能美岛(广岛县),曾经
在广岛一中读书。他对《论语》还有汉诗都十分了解,书
法也写得很好。他的雅号是广岛城的别称“鲤城”。对于
日本棋院的成立和战后棋院的复兴,他都尽了最大的努力,
此外他还整理了“御城棋谱”和“明治棋谱”,总之,濑
越宪作先生为日本围棋所作的巨大贡献是无法估量的。

  木谷实先生是1975年66岁的时候去世的。他和
我关系亲密,长期以来一直有着特殊的交往。

  木谷先生很热心研究,他有一段时期很重视中央的势
力,后来有一个时期又变成重视边角实地,棋风一直在不
断地变化着。总而言之,我觉得那是他求道精神的表现。
他是那种对围棋专心致志的人。每逢遇到问题,他会从很
多方面去研究,直至自己能够理解,弄清楚为什么为止。
这样的研究精神在现在棋手中越来越少了。

  即使和业余棋手下棋,他也非常认真。和日兴证券的
创始人远山元一先生下指导棋,每每也要花上一整天,就
像是在下正式比赛。我觉得双方都很有忍耐心。据说下的
是让九子棋,十年间没有升上过一子。作为远山先生来说,
他如此忍耐这件事本身也是值得自豪的吧。

  木谷先生病倒的时候,正好是我在场,成为第一个发
现者。当时,我俩一起坐在沙发上,突然我觉得木谷先生
的样子有点奇怪,因为他嘴里流出了口水——是脑溢血。

  在他住院的时候我还去看过他。因为听说是病危了,
所以赶紧赶过去。在他的枕边跟他打招呼说“木谷先生”,
他没有反应,意识不明。可是,当跟他提到“光君在把握
胜机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时,木谷先生却动了一下身旁
的一根木棒——光君指的是木谷先生的女婿小林光一九段。

  这之后,木谷先生竟奇迹般地康复了,在医院住了一
个月左右就回家了。但是半年后身体状况又突然恶化,离
开了人世。
木谷一门

  木谷实先生的一个伟大功绩就是培养了许多优秀的棋
手,他门下的弟子的段位加起来已经超过五百段了。有一
段时期,所有的冠军头衔得主都是木谷门下的。

  棋圣战上,从1983年开始到1999年为止,夺
得棋圣头衔的是赵治勋、小林光一、小林觉,他们都是木
谷先生的弟子。从70年代到90年代的名人战和本因坊
战上,也是大竹英雄、石田芳夫、赵治勋、小林光一、加
藤正夫、武宫正树等九段轮流坐庄。其中不是木谷门下的
就只有林海峰九段了。

  木谷先生还培养了本田幸子七段、小川诚子六段、小
林千寿五段等优秀的女棋手。眺望那时的棋界,与其叫日
本棋院不如称之为木谷棋院更为恰当——日本棋院之所以
有今天,可以说都是受益于木谷先生。

  战后,木谷先生就去全国各地挖掘有才能的孩子,然
后把他们带回来作为内弟子留在家里。在他当时的平冢(
神奈川)的家里,数百坪的院子里种了庄稼,养了山羊,
以此作为维持和供给家里和一大群内弟子的食粮。

  木谷道场真是人才济济。大竹很聪明,而且懂礼节。
我和大竹下过好几盘棋。但那时正好是受交通事故后遗症
困扰的时期,所以我一局都没有赢。大竹和林海峰曾经一
起共领日本棋界的风骚,于是,那一段时期被称为“竹林
时代”。

  石田芳夫从林海峰手中夺走了名人和本因坊,是十分
灵巧的人。他有一个外号叫做“电子计算机”,算路又快
又准。他的形势判断十分准确,往往在很早的阶段就知道
这么下就赢了。虽然他的棋风朴实,但能在势均力敌的形
势下取胜,他准确的形势判断起了决定性作用。有一段时
间“电子计算机”出毛病了,但最近石田又复活了,成绩
不错。

  武宫的宇宙流十分注重中央的势力,特点十分鲜明。
赵治勋的棋很实用。现在他的成绩不太理想,但他是很有
信念的人,名副其实的一流棋手。

  比起木谷先生培养了众多的后辈棋手来,我更想把围
棋推向世界。
母亲仙逝

  1965年,和林海峰一起应邀去台湾的时候,我把
母亲舒文也一起带去了。之后,母亲就和在台湾的大哥吴
浣一起生活。

  回台湾是母亲自己的主意。母亲说:“我可不想死在
日本,因为在日本死了之后是要被火化的。”我告诉母亲
说:“日本也有不火化的地方。”但是母亲还是固执地认
为:“即使有那样的地方也是在农村,我讨厌孤零零地埋
在农村。”

  我想既然一定要回台湾,那么找一个被欢迎的时机比
较好,林海峰获得“名人”在台湾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所
以那一年我就让母亲同我们一起回去了。托林海峰的幅,
母亲也受到了当地的热烈欢迎。

  战争结束后,大哥从南京去了台湾,因为一直不能做
上公职,所以靠下指导棋、教棋维持生计。除此之外没有
别的工作。大哥虽是业余棋手,当时在台湾却是数一数二
的水平。顺便说一下,三个妹妹中的大妹清仪,战后住在
中国的上海,中间的妹妹清瑛在台北生活,两个人现在都
去世了。最小的妹妹在台湾的YMCA当日语讲师,现在
身体很好。

  1978年12月24日,大个打来国际长途说,母
亲过世了。那一天是圣诞夜,所以我记得很清楚。

  母亲享年90岁。之前,她给我写过几封信。每次母
亲都写到:“我死了以后,不用勉强,不来台湾参加我的
葬礼也没有关系。不用担心我。”在中国,生前为父母准
备好墓地和棺材是孝行,所以我也寄了钱过去。因为当时
我正好在办理再入日本国籍的手续,母亲也为我的事情牵
挂吧。最后我们没能去参加母亲的葬礼,只能在日本为母
亲祈祷冥福。后来我给大哥写了封信寄过去了。

  母亲是清朝官吏的女儿,一共生了九个孩子。三个孩
子早夭,把六个孩子拉扯长大成人,我想这不是一般的辛
苦。而且母亲36岁丧夫,战争的年代是在语言不通、文
化不同的异国他乡--日本度过的,战后,在复杂的国际
关系中,来往于台湾和日本之间。可以说母亲的一生是动
荡的一生。
再加入日本国籍

  我于1979年再次加入了日本国籍,时年65岁。
战前,从中国国籍转为日本国籍,是因为当时是战争年代,
受形势逼迫不得已。再次加入日本籍,较之我自己,更多
的是考虑到孩子。

  小儿子昌树在考高中的时候,碰上了这样的事情--
在考场里只有小儿子一个人被叫到一边,不和大家排一个
队。具体的原因不知道,但估计是国籍的关系才会这样吧。
这件事对小儿子的打击很大。

  我和妻子都为孩子的将来着想。在找工作的时候,可
以想象如果没有日本国籍,情况会更糟糕。所以我们决定
再次加入日本国籍,这也是小儿子的希望。

  但是,要说再加入日本国籍,并不是马上就能被认可
的。日本是不允许双重国籍的,如果我还没有退出中国台
湾籍的证明就拿不到日本国籍。为这事,我还去了原法务
大臣稻叶修先生那里去找他帮忙。因为这个手续十分麻烦,
花费的时间相当长,所以我连母亲的葬礼也没有去。

  国籍问题解决了,小儿子从早稻田毕业后,在“日本
电气”工作。长子信树庆应大学中途退学后,进了桐朋大
学,立志成为音乐家。女儿加澄从成蹊大学毕业后教初学
围棋的启蒙班。

  抚养孩子长大都是交给妻子费心的,因为我受的是中
国四书五经的教育,所以对日本的教育一窍不通。围棋已
经牵涉了我全部的精力,甚至连教孩子们学棋的时间也没
有。甚至有孩子说:“非常想到父亲的房间里去,那是个
特别的房间。”

  大哥在我母亲去世后去了美国,因为大哥的三个孩子
都在美国。大哥的大儿子和二儿子学的都是物理学,小儿
子成为时装设计师。大儿子在航空宇宙局(NASA)工
作,后来因为NASA缩减了规模,改学了农业,听说和
生物有关。

  大哥最后是在美国去世的。我和大哥的孩子们一直有
圣诞贺卡的来往。
  引退

  70岁古稀之年,我引退了。那是1984年。其实,
1973年的十段赛是我最后的比赛,之后的十多年,我
再没有参加过比赛。交通事故的后遗症一直令我很痛苦,
再也下不出自己想下的棋了,于是以古稀之年为一个界限,
我决定引退。

  在大仓酒店举行了盛大的引退仪式。日本棋院的创始
人大仓喜七郎先生是大仓财阀的第二代,因为这个关系,
所以引退仪式放在了大仓集团的酒店进行。刚从中国来日
本的时候,我也深受大仓先生的关照。

  为了准备引退仪式,木谷门下的大竹英雄九段和本田
幸子七段到处奔波。

  会场的“平安间”来了有八百多人,不仅是围棋界的
朋友,财政界的许多朋友也都来了。经团连会长稻山嘉宽
先生,还有作家江崎诚致先生等等,都是和我有过很深交
情的人。日本棋院和关西棋院,还有和我签了很长时间专
属协议的《读卖新闻》社,是我引退仪式的后援单位。

  作为纪念,下了联棋。所谓联棋就是几个棋手轮流下
的一种形式。因为是我的引退仪式,所以以我为对手,许
多棋手上台来下一手。

  首先,是桥本宇太郎先生。他和我同是濑越老师的门
下,是我的师兄,刚来日本的时候,他是给了我很多关照
的前辈。围棋的才能就不用说了,他还创办了关西棋院。

  桥本下的第一手竟是“天元”,也就是棋盘中央的一
点,这手棋引起了会场里很多的感叹声。

  到日本后不久的1929年和木谷实先生下过一盘模
仿棋。那盘棋我的第一手下的就是天元。1933年和本
因坊秀哉名人下的时候,是“三三.星.天元”的布局。
“天元”使大家回忆起了当年的那些棋局。

  桥本先生之后,上来的是高川格先生等和我下过十番
棋的那些对手,还有我的弟子林海峰,以及棋院的年轻棋
手。

  有这么多的人来祝贺我的引退,我真的十分感激。从
1928年到日本,已经56年过去了。
荣誉博士称号

  香港的中文大学是一所名牌大学。1986年我获得
了香港中文大学授予的“荣誉文学博士”称号。

  这是由著名的物理学家杨振宁教授推荐的。杨先生住
在美国,1957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是60年代
还是70年代,我记不清了,日本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
汤川秀树博士邀请杨教授来日本,我在那时和杨教授见过
面。记得是杨教授打电话来联系的,说“见见面吧”。杨
教授在上海的父亲特别喜欢下围棋,对我的情况很了解。

  说实在的,对于杨教授我是一点都不知道。见面的时
候,我递上了围棋书,杨教授才第一次跟我说明他是物理
学家。量子力学的研究是当时最先进的领域,由于正好是
冷战最盛的时期,有才能的物理学家随时都有被绑架的可
能性——杨教授这样对我说,听上去就像是间谍小说里发
生的那样。

  就是在日本,杨教授似乎也有那样的不安,我带他去
了盛毓度先生经营的高级中国料理店“留园”。后来是盛
先生开车送杨教授去的机场。

  我和妻子一起去香港接受“博士”称号,同时又和杨
振宁教授见面了。当时还有机会见了香港总督,并和他说
了话。虽然是一个英国人,但是个中国通,我印象很深的
是他的北京话说得非常地道。

  在香港,人们给我介绍了两位围棋天才少年:常昊和
周鹤洋。两个人都只有10岁或者还不到,给我留下的印
象是当时他们还是跑跑跳跳的。但是一下让二子、三子的
指导棋,就马上发现他们很有天赋。

  两年后,我作为日本文化围棋代表团的名誉顾问,去
了中国的北京、福州还有上海等地访问,是和作家江崎诚
致他们同行。在上海下指导棋的时候,有一位少年目不转
睛地看着我,他就是常昊。当时他的棋力已经达到了中国
围棋第一人聂卫平让二、三子的实力了。短短的10年后,
常昊、周鹤洋都成为了世界顶尖的职业棋手。
 陈祖德

  说起中国围棋复兴的恩人,首推陈毅将军。他是和毛
泽东主席一起打天下的将军,社会主义国家成立后,陈毅
将军是上海的第一任市长。陈毅将军十分喜爱围棋,据说
是为了革命,他把棋盘扔到了长江里。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国内局势逐步
稳定,在陈毅将军等人的努力下,围棋重新受到重视。从
50年代起开始了中日间的围棋交流。
 
  我前面也说过,京剧名角梅兰芳就曾推荐两位天才少
年来日本留学,但因为长崎发生了焚烧中国国旗的事件,
留学事宜最终告吹。那两名天才少年就是陈祖德和陈锡明。
1962年他们作为中日友好围棋访问团成员,来到日本。

  听说出发前,周恩来总理还把陈祖德给叫去了,说:
“到了日本,要亲自登门拜访吴清源。”我还记得陈祖德
来我在小田原的家里拜访的情景。这个代表团里,和日本
职业棋手下,就只有陈祖德的成绩是4胜3败,胜多败少。
因此他受到了大家的关注。

  后来又提起过聂卫平和吴淞生等来日本留学的事情。
我已经计划好了让他们住在我家里,然后每天去棋院学棋,
为此我还去找了曾经和我签过专属协议的《读卖新闻》社,
请他们提供经济支援。留学的事情都谈得差不多了,但最
后还是没能来成。日本棋院只肯给聂卫平五段的资格,这
也是中国方面的不满之一。

  为此,聂卫平更加发奋用功,几年后,在中日间的比
赛里战胜了坂田荣男九段。这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之
后中国出现了很多优秀的人才。

  陈祖德本身就是一位先驱者,他为了振兴中国围棋倾
注了很大的心血,现在是中国围棋协会主席。实际上,中
国这10年围棋水平高速发展,现在已经成为可以和日本、
韩国相抗衡的围棋强国了。

  我听说,陈祖德主席在2001年春天的时候,召集
中国的一流棋手说:“要向在日本的吴清源老师学习。”
这是对我经常研究新下法的精神的一种表扬吧。我迫切地
希望我的研究能对年轻棋手有所帮助。
第十章
二十一世纪的围棋
归乡

  1985年5月,是我战后第一次访问中国。自19
42年以后,有43年没有回中国了。

  从上海到杭州,然后是北京,大约在中国待了一周左
右。是当时的中国体委的李梦华主任和国务委员方毅先生
邀请我去的中国。在中国,围棋是属于国家体委管辖的,
所以李主任就相当于日本的体育大臣。

  到了上海,围棋协会的顾问金明先生来机场接我,然
后又陪着我去各处走走看看。金明先生当时已经是77岁
的高龄了,原先是政府要员。他一直陪伴着我。

  他和我下了两盘棋。印象很深的是,他说:“这一盘
是算作陈毅将军下的,这一盘是周恩来总理的。”陈毅将
军是同毛泽东主席一同打天下的,是上海的第一任市长。
陈毅将军喜欢下围棋是十分有名的。

  周恩来总理在1960年的时候曾对访问中国的濑越
老师说:“下次一定要带着吴清源一起来。”两人都已经
过世了,所以金明先生是代替他们和我下棋。他们是那样
地惦记着长久不在中国的我,这让我感到无比高兴。

  在各地受到了热烈欢迎。无论是正在进行的围棋比赛
还是儿童的围棋班,所去的地方都是和我握手或是要和我
拍照留念的,这让我很感动。在北京,李梦华主任还陪我
去了长城。我想部长级的人物亲自陪着去各地转悠,是特
例中的特例吧。

  这次在中国,还和在天津的二哥吴炎,还有上海的妹
妹清仪见了面,都已经四十多年没有见面了。最深的回忆
是我去看了父亲在北京的墓地。父亲的墓地是在西北方向
离北京30公里处的玉泉山脚下的一个墓园里。在“文化
大革命”的时候,墓地都长满了荒草,后来是二哥把墓地
重新修葺了一番。

  我跪在了父亲的墓前。墓地的周围有石头围着,我将
额头贴在上面祈祷。小时候,是父亲吴毅教我下的棋。父
亲33岁就英年早逝,之后我去了日本,一直没有来过父
亲的墓地。在墓前,我想起了许多有关父亲的往事,真是
感慨万分。
受勋

  1987年我获得了日本政府授予的勋章--勋三等
旭日中绶章。那年我73岁。

  但是绶勋的经过也很复杂。刚开始是试探的阶段,大
概也不是三等勋。“如果授予你勋章的话,你接不接受?”
我回答说:“如果授予我的话,我就接受。”但是过了一
段时间后,说不是勋章而是变成授予银杯了。政治家稻叶
修先生知道了之后,就去和他们交涉,结果终于定下来是
三等勋章。

  变来变去的原因说是因为我没有获得过紫绶褒章(国
家发给艺术文化领域杰出人士的勋章),以及我没有担任
过日本棋院的官职。不管怎样,勋章是代表日本政府对我
棋手的人生以及长时间为中日友好做贡献的认可。对此我
很感谢。

  第二年,1988年的10月,我再次访问了中国。
那是随2001年5月去世的、曾经获得直木奖的作家江
崎诚致先生等组织的“日本文化界围棋代表团”去的,他
们和中国的文化界进行友好对局,邀请我作为他们的名誉
顾问。

  我去了北京、福州和上海。对于我来说,记忆最深的
是我终于去了我的出生地福州--我是隔了74年又回到
了故乡。

  祖父家清朝时代在福州经营的是盐的专卖,在当地是
名门。因为我出生后不久就随父母去了北京,所以对福州
几乎没有什么记忆。虽然祖父的房子还在,但现在里面住
着好几户人家,都是和吴家没有任何关系的退休官员。房
子特别大,还带着两个能浮起小船的大池子。知道当时情
况的人都已经不在了。我去看望了在福州的亲戚,还去祭
扫了祖父的墓地。

  清末时期鸦片战争中的大政治家林则徐也是福州名门
出身,在中国被称为英雄。我去了他的“林文忠公祠”参
观,他们请我题字,我写下了“万世流芳”四个字。

  之后从北京就一直陪着我们的作家洪洲先生写下了和
我对应的“英名千古”的四个字。中日合作的电影《一盘
没有下完的棋》的剧本就是他写的。
芮乃伟

  女棋手芮乃伟九段现今活跃在韩国棋坛。在女子棋手
中她是当然的第一人,即使是在男子棋手的世界棋坛上她
也具有一流棋手的实力。2000年她不仅战胜了被称为
世界第一人的李昌镐九段,而且还战胜了曹薰铉九段,尽
管是中国人,却获得了韩国的“国手”头衔。这是围棋界
划时代的大事。

  她是我的弟子。另外,她也曾担任我的“21世纪的
围棋”研究工作的助手,所以我想写写她。

  芮乃伟1984年作为“中日围棋擂台赛”的出场选
手来过日本。那时,《读卖新闻》社的记者带着她来到我
在四谷的家里。她对我说,还是小时候在上海的时候,她
就觉得我是“至高无上的人”。也许是紧张的缘故,她的
话不多,听说她在围棋的学习方面一直在看我为围棋杂志
写的连载《黑布局》、《白布局》。我感觉,芮乃伟是一
个很有志向的人。

  我想大概是1988年我和作家江崎诚致一起来中国
的时候吧,在上海,芮乃伟的父亲来和我打招呼。那时芮
乃伟的棋还不是很厉害,我记得我对她的父亲说:“她很
有志向,将来肯定会成功的。”

  芮乃伟是1990年来的日本。好像是对中国围棋协
会的选拔制度不满,才下决心来的日本。横滨的一位女医
生做了她的担保人,她作为一家人寿保险公司的非正式职
员,开始了下指导棋的生活。她还在横滨的YMCA学习
日语,两年就取得了一级证书,在语言上也很有天赋。芮
乃伟现在汉语、日语、韩语、英语四国语言说得都很好。

  不过,比赛是一个问题。一部分棋手很操心,为了让
芮乃伟能下日本棋院的比赛而各处活动。但是,结果还是
没能实现。

  为此,她只能参加林海峰的研究会或是藤泽秀行的合
宿训练,最后她来找到了我。之后,我就开始指导她了。
和芮乃伟下了几十盘棋吧。但是,作为世界第一的女子棋
手不能在日本参加比赛,这还是很令人遗憾的。
录像讲座

  我在某个围棋杂志上的《黑布局》、《白布局》的讲
座连载了近五十年,那个讲座结束后,马上就有人提议说:
“是不是开始新的录像讲座?”那时是1992年。

  发起人是寺本忍先生。他有过在电视台工作的经历,
想把“21世纪的围棋”的研究拍成录像带。我认为这样
我的新想法就可以让大家都知道,很有意义,所以我就答
应了。但是我只有一个条件,就是让中国的女棋手芮乃伟
做我的研究助手。寺本先生马上就给芮乃伟打了电话,芮
乃伟爽快地回答说:“请一定让我参加。”

  在开始录像之前,每周有一次特别训练,为了能做出
好的讲座,从下午两点一直到晚上7点,很认真地下快棋。

  原先,芮乃伟的棋是以力量大而著称的,特别是序盘
开始就吃对方的棋。因为用力过度,容易进入没有弹性的
局面。为了她的将来考虑,我的指导异常严厉,好像芮乃
伟也抱怨说“对我太严厉了”。芮乃伟是一个对棋很拼命
的人。

  1993年的年末,我正式收芮乃伟为我的弟子。一
方面芮乃伟有那样的希望,另一方面我也确信如果学习了
“21世纪的围棋”,她一定会成功的,所以就收她为弟
子了。

  入门仪式在东京新宿的一家餐厅里举行。参加仪式的
就只有林海峰夫妇,还有芮乃伟的丈夫江铸久九段和牛力
力五段,是一个内部小范围的仪式。

  在中国,如果是庆祝的仪式,一般是使用红色。所以
芮乃伟穿着红色的套装,地上铺的也是红色的地毯。我和
妻子坐在正面的椅子上,点上了蜡烛,芮乃伟跪在地上磕
了三个头。

  之后,大家吃了意大利面。在中国为了师徒关系长久,
一般在入门仪式上用“连绵”这个词,所以也就有了吃面
的习惯。因为是在西餐厅,所以就用意大利面代替了。

  芮乃伟从1992年开始到1996年一直做我的助
手。之后助手由牛力力接替,录像带现在已经超过一百盘
了。
21世纪的围棋

  我研究的“21世纪的伟”,简而言之就是“从棋盘
的整体去考虑”。围棋一般是分序盘、中盘、官子几个阶
段来进行思考的,但我想,应该是从整体上去考虑。

  日本的初学者,一般都会被要求背定式,但是日本的
定式大都只是计算某个角部的得失。我认为,不如开始让
对手占点便宜,然后取得全局上的优势,这样才能取得最
终的胜利。

  定式大多产生于原本没有贴目的时代里。就像定式“
大斜千变”的名字那样,它有着千变万化,死记硬背究竟
是否有意义,我对此表示怀疑。我的指导是“忘记定式”。

  不过,定式中也有好的东西。但是,我认为要摆脱原
先的旧习惯,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下出过不少新手。有时,
会引发“吴清源下错定式”的轰动。在和高川格先生的十
番棋里,我就在复杂的定式“大雪崩”中下出了“内拐”
和“外拐”等新手。高川先生曾喟叹说:“吴先生总是在
和我的比赛中下出新手。”我现在极力推荐“二间高挂”
这手棋。“一间高挂”、“小飞挂角”的定式加起来有5
万多种变化吧,我推荐的“二间高挂”是一手即能了结的
最佳的形状。现在这作为白棋针对小目(秀策流)的一种
有力下法而广受关注。

  所谓最佳一手,指的是把棋子下在某个位置上,之后
棋力相等的棋手无论怎样去继续,那手棋始终处于有利于
全局的位置。发现新手要考虑所有的情况,所以需要摆两
千余个变化吧。

  围棋的变化是无穷的。在日本象棋盘上放上一颗子,
剩下的也就只有41个空格了,但围棋盘上的空格有30
0多个。没有被研究、还有待开拓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

  棋圣秀策是幕府末期的人,他之后的秀甫就不是模仿
秀策,而是创新地下出规模宏大的棋。明治时期的秀荣也
打破了秀策流。模仿以前的下法肯定是不行的。所以,2
1世纪的围棋也要继续变化下去。
研究会

  召开年轻棋手参加的研究会从开始至今已经有九年了。
2001年春天我因为两个眼睛做了白内障手术,休息了
一段时间,大约每个月举行一次或两次。

  来参加的棋手多的时候有十几人。研究会是在我东京
四谷的公寓里进行的。台湾的王立诚九段(棋圣、十段、
王座)、小穿诚子六段经常来,还有杨嘉源、知念夫妇。
关西棋院的中野泰宏七段、濑户大树三段是从大阪赶来东
京参加的。

  他们摆的都是刚下过的棋,边摆边就有疑问的地方征
询我的意见。有时候对局者本人会有疑惑,判断不是很准
确。我就会说,比起这手棋还是下在这里好,然后一一说
明我的思考方法。实际上我的判断也有被他们活用在以后
的对局中的。因为参加的棋手在实战中也取得了好成绩,
所以我也异常开心。

  召集年轻棋手开研究会最开始是因为1992年世界
女子第一人芮乃伟九段做我的助手拍摄录像讲座。几年之
后,小川等几位棋手很自然地就聚集到我的家里来了。

  参加的棋手是国际化的,其中有德国的汉斯四段,美
国的麦克.雷蒙九段。中国的常昊九段、俞斌九段等棋手
如果来日本参加国际比赛也会来我这里。

  现在是在芮乃伟九段和牛力力五段,以及张璇八段,
她们三人都是中国的女子棋手,她们曾经一起参加过我的
研究会。她们三人原先在中国棋院时同住过一个宿舍,多
年后又在我的家里相聚,应该说是奇缘。顺便提一下,张
璇现在是中国一流棋手常昊的夫人。

  牛力力现在是我录像讲座的助手。牛力力在中国哈尔
滨出生,在黑龙江大学学的是日语和中文。听牛力力说,
尽管她的父亲是在北京读的大学,但因为她的祖父是经营
公司的,所以父亲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哈尔滨,文化大革
命的时候又被强制下放到农村去了。

  我战前是为了中日友好来的日本,现在也是为了促进
国际友好而参加各种活动,所以对我来说,有来自各国的
棋手参加我的研究会,我感到非常地高兴。
国际化

  更令人感到高兴的是,围棋界的国际交流越来越多。
我每年也会受到各种比赛或者活动的邀请,去中国或韩国
访问,一年大约两次。

  我一直应邀担任四年一届的“应氏杯世界围棋锦标赛”
的裁判长。1997年上海的复旦大学主办了以我的名字
命名的“吴清源北大学生锦标赛”。

  1999年在西班牙也举行了一个名为“巴塞罗那吴
清源杯公开赛”。当时不巧我的身体不好,所以没能去成,
但我让我的弟子芮乃伟代替我飞去了巴塞罗那。

  尽管围棋的国际化发展很让我欣慰,但想到芮乃伟是
向往在日本参加比赛而来到日本的,结果却无法实现在日
本下比赛的愿望,实在是很令人遗憾。如果芮乃伟能够在
日本参加比赛,我想不仅是对芮乃伟她自己,而且对日本
棋界也一定是十分有益的。

  确实,如果实力强大的外国人来到日本,又可能会囊
括所有的女子冠军。但是,假如是因为过分担心那样而排
挤她的话,不能不让人觉得那是气量小的做法。从长远的
目光来看,正是因为有外国人的强大,日本棋手才会受到
激励而拼命地研究棋艺以提高实力,这样日本的整体水平
才会上升。

  实际上,韩国现在是围棋的强国。综观这几年,不仅
是芮乃伟,曹薰铉九段、李昌镐九段等韩国棋手在世界比
赛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而且在韩国国内也出现了一<, BR>批能够打败他们, 的年轻棋手,他们正在迅速成长。

  韩国现在的围棋热潮非比寻常,围棋人口达到800
万,相当于10个韩国人中就有一人以上是围棋爱好者,
这个数字已经超出了日本。孩子学围棋的围棋班在全国超
过1500家,而且还出现了设有围棋学科的大学。正是
在这种围棋热潮的基础之上,韩国爽快地接纳了芮乃伟。

  芮乃伟2001年获得韩国“国手”冠军的时候,还
收到了金大中总统的贺电。尽管中国人夺取了韩国的国手
冠军,但金大中总统还是因此发来了贺电,这让我深深感
受到了金总统的宽广胸襟。应该说这才是真正的国际化。
一阳来复

  2001年8月,在中国贵阳举行了一个2001盘
棋同时下的大型活动,因为是2001年,所以准备了2
001张棋盘,构成了2001的字样。贵阳是中国西南
地区贵州省的省会城市。从世界各地邀请了许多有成就的
华侨,我也在被邀之列。我在开幕式上下了第一手棋,宣
布活动开始。

  2001盘对局,说明参加的人怎么也得有4000
人以上。这显示了中国政府要在21世纪花大力气发展围
棋的气势。

  世界上的围棋人口中国是2000万,韩国800万,
日本700万。美国的爱好者也有20万,在欧洲围棋也
越来越流行。其中,韩国对于儿童的围棋启蒙教育搞得很
好。将来世界上会有几亿人喜欢下围棋,这不是一个梦想。

  原本围棋是诞生于中国的,但它随着国力的盛衰而盛
衰。清朝著名的乾隆时期就出现过许多名手,清朝灭亡时,
围棋也随之衰落了。毕竟一个国家内乱的时候,它的文化
也是停滞、衰退的。

  20世纪领导围棋发展的是日本,它也一直是世界最
强国。但从10年前开始,中国、韩国日益强大,日本已
经失去了“第一”的位置。
 
  中国的古籍《易经》里有这么一段话:“一阳来复,
复旦天心。”所谓“一阳来复”用的是阴阳的思考方法,
意思是到达了阴之极后马上又会生变出阳。所以在中国,
有一天叫“冬至”,冬天结束开始向春天过渡的一天,那
一天是节日,大家都祈祷庆祝,希望一阳来复。

  就是说,像季节轮回那样,世界也是盛衰轮回,一旦
衰之极也会复苏回来,这是自然的形态。如此想的话,到
底哪个国家是围棋最强国并不是一个大问题,重要的是要
有互爱互让的精神,相互帮助,也就是国际友好。

  再说得远一点,《易经》中还有这样的一段话:“易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日文中也有类似的表达,有
一句话叫“穷则通”,但它把其中最重要的“变”字给漏
了。为了“通”,“变”才是最重要的,这是中国的古籍
告诉我们的。

  人生,或是世上的任何东西,都是适合于这句话的。
六合之棋

  我把“21世纪的围棋”称作“六合之棋”。所谓“
六合”,在古文里是宇宙的意思,表示东西南北的四方和
上下的天地。

  也就是说,围棋的目标不是局限于边角,而是应该很
好地保持全体的平衡,站在一个很高的角度去看待。从1
996年到1997年的半年里,我在NHK教育电视台
主持了一个“围棋讲座”的节目,在那个节目上我也将我
的想法进行了讲解。
 
  据说围棋是产生于古代中国尧舜时期,有着5000
年的历史。我认为在古代,围棋是研究天文或是年历的道
具。棋盘是由横纵19条线组成,以天元为中心共有36
1个交叉点。我认为古代是用这个表示方向、角度或是四
季。

  另外,中国古代认为,在空无一物的宇宙里,“一阳
”是产生生命的根源。从“一阳”分成阴和阳,然后形成
万物。围棋有黑白棋子,所以这一定也是来自阴阳思想。
说不定也是占卜凶吉的工具吧。总而言之,棋盘即是宇宙。

  棋盘的中心“天元”,在中国被称为“太极”。用《
易经》里的话说,就是从无生有的最原始的一点。第一手
下天元的棋手里,有江户时代的安井算哲。他和本因坊道
策下过争棋,决一雌雄,争夺名人棋所。算哲的秘密武器
就是第一手下天元。

  但是,那盘棋算哲输了。之后,他就再也没有摸围棋,
而是改行埋头于历书的研究。他创作的日历,就是有名的
“贞享历”。他被委任为江户幕府的第一任“天文方”,
把自己的名字安井算哲改成了涉川春海。

  围棋和易经以及天文有着很深的关联。我从没有把围
棋当成胜负去看待。当然,围棋是争胜负的竞技项目,但
我觉得不能忘记围棋最开始是来自于阴阳思想的。

  阴阳思想的最高境界是阴和阳的中和,所以围棋的目
标也应该是中和。只有发挥出棋盘上所有棋子的效率那一
手才是最佳的一手,那就是中和的意思。每一手必须是考
虑全盘整体的平衡去下——这就是“六合之棋”。
中和

  200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三十周年。为了中日友
好,我从中国来到日本,已经有73年了。对于我来说,
中日友好一直是我的心愿。我是1928年,中日关系正
在一步一步走向恶化的时期来到日本的。遗憾的是,战争
还是爆发了,很多人因此受了很大的痛苦。可以说20世
纪是战争的世纪。人们相互高举正义的旗帜,不断地发动
战争。如果21世纪还是持续那样的想法,那么又将是一
个战争的世纪。我想说的是不要有竞争的想法,应该抱有
共存的思想。
 
  中国古籍《易经》里,就写着“天地之大德曰生”。
意思是说:“天地最伟大的德是创造了万物”。也就是说
神为了万物而创造了一切。无论是粮食,还是石油,神为
了人类的生存给了我们充分的这一切。但问题是人类的想
法是要独占所有一切。所以战争爆发了。

  我的理想是“中和”。在古代的中国,中和也是最被
提倡的一个理念。中国字是“中和”。所谓“中”,在阴
阳思想中,既不是阴也不是阳,应该是无形的东西。无形
的“中”,成形的时候表现出来的就是“和”。所谓“道
”,这也是法则,是无形的。成形时候的表现形式就是“
德”。

  另一方面,所有有形的东西都是要变化的。但是圣人
说过的话是不变的。孔子还有释迦的教诲是不变的。所以
世界上总是有变化和不变的两个方面。在物质方面,也就
是科学在不断地进步。不得不进步。另一方面,在精神方
面是永久不变的。所以,科学和哲学的中和是最重要的。

  我认为,在围棋上中和棋盘上棋子的效率的一手即为
最佳着手。围棋的理想也是中和。另一方面,即使人生,
也要考虑技术和哲学的中和。追求“21世纪围棋”就是
为了推进围棋的进步。但是,创造围棋进步的是安定的精
神动力。我自己,是由中国的古籍支持着我。

  87岁的我所走过的道路,应该可以说是追求中和的
人生吧。
   后记

  这次的回忆录是在《中日新闻》和《东京新闻》报上
的连载。报纸连载是从2001年7月上旬开始至10月
中旬结束,共计连载了90回。

  出版成书的时候,书名定为《中的精神》。在中国的
思想里,“中”这个字有着很深刻的含义,它对于我的人
生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已经在文章里提过了,“中”是中
国古籍里提倡的一种思想。

  神创造了宇宙。但是神的样子谁都无法看见。只有彻
悟的圣人才能告诉我们神的作用。“中”就是用作说明神
的作用的。

  “中”这个字,是中央有一根棒子穿出的形状,棒子
将其分为左右两个部分,表示着阴和阳。总之,中是取得
阴阳平衡的一点,是最佳的意思。

  古代中国认为,神创造的宇宙就像是纯粹的光球。这
光球就是“阳”,它每次运动都会产生“阴”。从数字上
说,生成了“一”,然后分成“二”,不断的分裂增加最
后产生了万物。

  科技发达的现在,使用显微镜就可以观察到那样的分
裂。一个细胞,分裂成两个,然后是四个,八个....
不断地分裂倍增。由于细胞的分裂,创造出动植物新的生
命。

  天、地、人、物都是遵循这样的法则在运动,所以阴
阳的和是最值得推崇的。阴和阳,哪一个过强,或是哪一
个过弱,都是不行的。

  但是,回顾当今的时代,又是怎样的呢?从物质和精
神看上去的话,现代人将重点都放在了物质上,而对精神
却看得很轻。过多考虑以物质为中心,是会失去内心的。
从“中的精神”来看,这是严重失衡了。

  如果是过分地要得到石油、粮食等各种东西,结果就
导致了战争。人的内心的平衡是不可缺的,但经常因为各
种的欲望,变得贪得无厌,人的内心就会失去平衡。

  我1914年出生在中国,五岁(虚岁)开始就学习
四书五经。那些教育的真髓其实就是“中的精神”。到了
日本后,我每天都读中国的古籍,为的就是追求“中”的
境界。

  无论是谁,神都给予了才能。这就叫做天赋。所以根
据各自的天赋尽其所能是最重要的。

  我从2002年开始,准备致力于“21世纪的围棋”
的集大成工作。我是想将我创新的下法,把它们分类成星、
三三等,编辑成辞典。但是,下法本身是无限的,所以要
编成大型辞典是不太可能的。我希望至少是小辞典,我准
备今后的10年就专注于这项工作。

  最后,对提供了本书的照片等的日本棋院、《朝日新
闻》社、《读卖新闻》社,还有林海峰九段、NHK的源
川洋夫先生,以及发起人寺本忍先生表示感谢。感谢大家
给予的帮助。

                      吴清源
                2002年1月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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